二、北大荒开发的历史来源与历史记忆
当今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历史的起源,当代人的任何一个创意都有其历史的记忆,现代的任何一个知识都有其历史知识的来源。因为历史发展就如同长河,它总是连续、持续不断地演变着,或多或少再现历史。同样的是,黑龙江垦区的建立和转型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来源、深刻的历史记忆、长期的历史选择的。
第一个历史来源和历史记忆,是中国几千年连续或断断续续的屯垦历史[14]。中国文明主要发源于中原的农耕文明,并成为传统农业的主要地带,达到了世界同期农业耕种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水平,保持了几千年来最大规模的耕地资源、最发达的农业生产能力、供养最庞大人口规模的历史记录,但是主要农业指标增长率是极其缓慢的,人均农业指标出现了先上升(指战国末期至唐代中晚期)后下降(指唐代中晚期之后至清中叶),甚至还低于2000多年前的水平。(见表1)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一直遭遇到周边主要是西北部和东北部游牧民族的对抗、交锋、战争、交流和融合,出于传统国家的安全和战略考虑,创新了屯田制,它是指借助国家的强制力利用士兵和农民垦种荒地,以取得军队供养和税粮,旨在屯垦戍边[15]。这里可以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屯田制度?它们对中国成为世界几乎唯一的延续2000多年的传统社会、传统国家、传统文明具有什么含义?从国家角度来看,屯田是提供国家安全公共产品,这是每一代王朝统治者必须要做的“战略大计”,确保疆土不受外部侵略,这是典型的国家公共产品,是私人无法提供的。从市场角度看,屯田也是私人产品,就地生产粮食和畜产品,可以在市场上交换。而屯田制度将这两种职能巧妙地结合起来,即所谓的双重职能:战时打仗,平时生产,由此提供国家公共产品和市场私人产品,成为混合产品。这在交通条件和通讯条件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古人的制度创新,并被历史地延续下来。
表1历代农业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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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
人口数(亿) |
劳动力(百万) |
粮食总产量(亿斤) |
人均占有原粮(斤/人) |
农业劳动生产率(斤/人) |
粮食亩产(斤/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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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末期 |
0.20 |
6.0 |
182.7 |
921 |
3045 |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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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
0.59 |
17.7 |
591.4 |
993 |
3341 |
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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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晚期 |
0.52 |
15.6 |
664.7 |
1256 |
4261 |
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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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
1.04 |
31.2 |
1205.0 |
1159 |
3862 |
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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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1.30 |
39.0 |
1453.0 |
1118 |
3726 |
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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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 |
3.61 |
108.3 |
2268.1 |
628 |
2094 |
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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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增长率(%) |
0.1445 |
0.1448 |
1.260 |
-0.019 |
-0.019 |
0.027 |
资料来源: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
那么如何提供这一兼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混合产品呢?从中国历史来看,先是在曹魏时期创新了两种形式,一是民屯,始于建安元年(196年),通过政府组织干预,招募农民、流民或组织农民迁徙,开垦土地。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形式我们称之为“政府组织、私人生产”模式。二是军屯,始于建安之末,就是戍边的军队就地解决粮食等给养问题,这就解决了一个治理广阔国土、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这种形式我们称之为“政府提供、政府(军队)生产”模式。二者都是为国家提供安全、战争时期的产物,为供应军粮而兴办,必要时参加民屯的劳力同样需执戈对敌。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屯田民主要从事农垦生产,而军士以攻防为主。第三种是商屯,由商人开发土地,为军队提供军需[16]。不过商人与政府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形式我们称之为“政府采购、私人生产、商人供给”模式。不同形式的屯田有不同的优缺点,历代统治者都在“试错法”式地摸索,实质上是将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国家治理成本最小化和市场交易成本最小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从西汉以来,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范围逐渐扩大、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尽管这之中经历了扩大——缩小——再扩大——再缩小——更加扩大的过程,到了清代,中国的地域面积最大,人口规模最大,这为现代中国的国土规模和人口规模奠定了基础。而形成这两大特点的重要原因是中国耕地面积规模最大,治理领域最为广大,其中屯田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制度产品,国家或政府不管采取哪一种屯田制,它们都发挥了提供国家安全保障功能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屯田地区的发展,还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对外交流的开放窗口。这也是后来建国前后各地区成立农垦,特别是新疆农垦和黑龙江农垦两大垦区的历史来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屯垦戍边的历史性制度创新不仅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时没有被废弃,反过来还被保留下来,而且由新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所记忆、所支持、所强化。这绝不是偶然的,它告诉我们,现代中国的许多事物和制度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经过几千年来不断淘汰、不断筛选的结果,后来人要了解、要继承,也要发展、要创新。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北大荒之路”演变的历史轨迹,它是随着国内外形势和国家体制变动而不断变化的:现代中国农垦事业是由中国共产党决定、人民解放军发起创立的,这是典型的现代“军屯”制即“军垦制”;而后逐渐向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的“农垦局”转变,政府不仅继续大规模派遣复转军人,而且还组织全国各地城乡青年开发北大荒,这就像现代“民屯”制即“农垦制”,更多地承担国家商品粮职能;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当国家北方受到苏联威胁时,又转向“生产建设兵团”,回到了现代“军屯”制即“军垦制”,更多地承担国家安全职能;当苏联威胁有所下降,中国人民解放军整顿缩编,再次转回“农垦局”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转向“农垦局”加上“现代企业”混合屯田制,无论是农业部还是黑龙江省政府不再直接控制和管理“北大荒”,而是由它根据国家和本省需要和规划自主决策、自我管理,将来最终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北大荒品牌的世界一流农业现代化企业集团,更接近“商屯”制,但是它是更加现代化、国际化版的。
第二个历史记忆,就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南泥湾开发历史和艰苦奋斗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创新解放区农垦事业的发祥地,也是南泥湾精神的诞生地,还是北大荒精神的历史来源。
当时的南泥湾,也是“南大荒”。尽管这里曾经人口稠密,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发达,农业经济繁荣,但是,到了清明中期,清统治者挑起回汉民族纠纷,互相残杀,再加上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南泥湾变成野草丛生、荆棘遍野、人迹稀少、野兽出没的荒凉之地。
南泥湾是怎样开发的?1941年到1942年,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提出,要发展农业,不开荒是不行的。我听说延安南面有个南泥湾,是片好土地,可以开垦。为此,他命令部队去开垦南泥湾。先是中央军委直属炮团最早进入南泥湾开发,不久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进入并开发南泥湾,成为一支生机勃勃的生力军和主力,大大地改善了南泥湾,成为人们所熟知的“陕北好江南”[17],从而成为弘扬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和延安精神的诞生地(见专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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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延安精神和南泥湾精神 所谓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13年执政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革命理念和优良作风,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和建立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政治资源,成为一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尚。 它的主要内涵: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四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所谓南泥湾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其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我们党战胜困难的强大精神武器,以崇高的革命理想为目的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南泥湾精神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反映了当时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意志状态,是南泥湾精神同延安精神的交汇点,既体现了延安精神在生产运动中的延续和发展,又体现了南泥湾精神的根本之点。 |
北大荒精神是南泥湾精神的延续,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北大荒精神概括起来就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直接继承和发扬了人民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吸收、融合和延伸了包括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在内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代代北大荒人用汗水甚至生命铸造这些宝贵的精神产品,成为鼓舞和激励北大荒人不断奋进的不竭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北大荒精神像“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一样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