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奇迹，是指“一个引起惊叹不已的事实，因为其原因深藏不露”[2]，“一个超越人们使用各种手段的自然力而产生的后果”[3]。正是历经60多年，几代北大荒人创造了现代人类垦殖史上的“北大荒奇迹”，也是“中国农业奇迹”（即中国用世界12%的谷物生产耕地、6.5%水资源却供养了20%以上的人口）[4]的突出代表和重要贡献者。

由于世界三大黑土地带都分布在四季分明的寒温带，水量十分充足，黑土地有机质含量大大高于黄土几倍甚至十倍，是地域广阔、肥力最高、最适宜大规模开发的粮食生产基地。近代人类史上有三次大规模开发，而只有两次可称为真正的开发奇迹。

第一次开发奇迹是美国。由于密西西比河发源于美国西部偏北的落基山北段的群山峻岭之中，由北向南纵贯美国大平原，注入墨西哥湾，全长3950千米。密西西比河流域黑土地约有1.8亿亩，大部分是在土壤肥沃的平原，也成为美国粮食特别是玉米最大产地。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美国“西部开发”运动，大量的美国人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开垦荒地，农田的数量成倍增长，在1870～1900年的30年期间增至原来的3倍，农业机械化推动农业发展，当时就使用收割机、打谷机、割捆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机器，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5]。从那时至今已开发了150年左右，成为世界上农田规模最大、农业科技水平最高、生产能力最大的农业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的“美国农业奇迹”。不过这一奇迹是严重地依赖着美国政府的财政补贴维系着[6]。

第二次是前苏联开发第聂伯河畔的乌克兰大平原。该河发源于俄罗斯，流经乌克兰，大部分地区为温带大陆性气候，部分为亚热带气候，其黑土地面积居世界首位，近3亿亩，占国土面积的2/3，素有“苏联大粮仓”之称。因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1991年乌克兰宣布独立，但是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近3亿亩耕地粮食总产量不过是3800万吨，其中玉米占了一半以上[7]，远低于黑龙江的粮食产量（2009年为4353万吨，耕地面积1.8亿亩），1990～2005年期间，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0.1%，几乎无增长[8]。此外，前苏联时期还大规模开发了西伯利亚，农业用地面积还不到全部土地面积63亿亩的1/6。据统计，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耕地面积为4.8亿亩，相当于中国耕地总面积的26%。作为世界农业资源最丰富的前苏联，却从1973年前就从最大的粮食净出口国之一变为世界最大的净进口国，每年大约进口3000万吨粮食，进口的粮食和食品原料约占每年外贸进口总额的20%[9]。从1991年之后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俄罗斯的农业经历前所未有的人为灾难，目前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已经开发的耕地大部分处于荒废状态，从开发热急剧走向衰落、衰败。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俄罗斯全国谷物生产播种面积从1990~1992年至2003~2005年减少了29.7%；同期谷物生产指数下降10个百分点，食品生产指数下降31.7个百分点，畜牧产品生产指数下降58.0个百分点[10]。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经济总量[11]、农业增加值[12]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衰退，成为农业现代化失败的例子。诚如安格斯·麦迪森所言，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农业产出要比1990年下降了42%，这种情况与中国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形成了惊人的反差[13]。这是世界最大黑土地带的大开发，却没有实现第二个农业奇迹。

第三次大开发和第二个奇迹就是始于1947年之后的中国“北大荒”开发建设，尽管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面积最小、气候条件最寒冷、农业开发条件最恶劣、也是现代农业开发时间最晚、现代化农业基础一片空白，但是它也只用了60多年的时间，沧海桑田，荒原巨变，成为今日的“中华大粮仓”，提前实现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350亿斤的目标，成为中国最安全的粮食战略储备基地，累计生产粮豆3922亿斤，其中商品粮为3065亿斤，粮食商品率为87.2%。无论是从中国的农业历史（长达几千年）比较，还是同美国（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和前苏联农业开发史（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国际比较，能够在60多年时间做到这一点，这本身就是“一个引起惊叹不已的事实”，“一个超越人们使用各种手段的自然力而产生的后果”，正是基于此，笔者称之为“北大荒奇迹”。

创造这一奇迹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举全国之力，从祖国四面八方调动各类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历经三代北大荒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和独特的创新力，在世界第三大黑土地带上开拓了属于北大荒人的“北大荒之路”，对共和国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堪称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行者、示范者、领先者，正在引领和带动21世纪上半叶中国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地区城镇化的“三化”潮流，也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农业生产大国提供重要的学习基地和经验分享。

本文的主题就是“北大荒之路”，它代表着“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是从北大荒到北大仓，再到北大荒现代农业企业集团，将来还要成为世界一流绿色农业现代化企业集团，这就是百年（1947～2047年）的北大荒品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作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历史的梳理、历史的学习和历史的总结，以便于来理解北大荒之路是如何起步的？是怎么形成的？北大荒奇迹是怎么创造的？它成功的奥秘是什么？未来它走向何处？还要进一步大胆地设想：到2020年和2047年的北大荒将实现什么伟大的目标？

本文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世界三大黑土地垦殖史的国际比较视角，提出“北大荒奇迹”是继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黑土地开发奇迹的第二个成功的开发奇迹；第二部分，说明北大荒开发的历史来源、历史记忆，从中国古代屯田开发历史来说明这一制度创新及其对中国扩大疆域、保卫国防的历史意义，还从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南泥湾开发视角，历史地理解北大荒精神与延安精神和南泥湾精神的一脉相承，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瑰宝；第三部分，从国际视角说明了世界发展中国家农业转型的阶段性及特征，又从国内视角说明了中国农业转型的过程和特征，为认识“北大荒之路”提供理论分析框架和国内外背景；第四部分，充分运用主要经济指标，划分了分析“北大荒之路”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农业经济学特征，也从北大荒开发历史的视角，说明了它的辉煌与痛苦、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曲折，论证了它是如何从“北大荒”到“北大仓”，再到北大荒现代企业集团的历史性转变；第五部分，对北大荒人所提出的“百年垦区梦想”及“三步走”战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建设性地提出“打造世界级绿色现代化的农业企业集团”这一核心目标以及构建绿色农业体系、绿色产业体系和绿色城镇体系，确保实现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及生态安全；第六部分，具体分析北大荒的各种优势；第七部分，总结与结论，我们把“北大荒之路”视为一条开拓的新路，把它总结为“北大荒品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农业现代化之路”。

二、北大荒开发的历史来源与历史记忆

当今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历史的起源，当代人的任何一个创意都有其历史的记忆，现代的任何一个知识都有其历史知识的来源。因为历史发展就如同长河，它总是连续、持续不断地演变着，或多或少再现历史。同样的是，黑龙江垦区的建立和转型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来源、深刻的历史记忆、长期的历史选择的。

第一个历史来源和历史记忆，是中国几千年连续或断断续续的屯垦历史[14]。中国文明主要发源于中原的农耕文明，并成为传统农业的主要地带，达到了世界同期农业耕种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水平，保持了几千年来最大规模的耕地资源、最发达的农业生产能力、供养最庞大人口规模的历史记录，但是主要农业指标增长率是极其缓慢的，人均农业指标出现了先上升（指战国末期至唐代中晚期）后下降（指唐代中晚期之后至清中叶），甚至还低于2000多年前的水平。（见表1）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一直遭遇到周边主要是西北部和东北部游牧民族的对抗、交锋、战争、交流和融合，出于传统国家的安全和战略考虑，创新了屯田制，它是指借助国家的强制力利用士兵和农民垦种荒地，以取得军队供养和税粮，旨在屯垦戍边[15]。这里可以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屯田制度？它们对中国成为世界几乎唯一的延续2000多年的传统社会、传统国家、传统文明具有什么含义？从国家角度来看，屯田是提供国家安全公共产品，这是每一代王朝统治者必须要做的“战略大计”，确保疆土不受外部侵略，这是典型的国家公共产品，是私人无法提供的。从市场角度看，屯田也是私人产品，就地生产粮食和畜产品，可以在市场上交换。而屯田制度将这两种职能巧妙地结合起来，即所谓的双重职能：战时打仗，平时生产，由此提供国家公共产品和市场私人产品，成为混合产品。这在交通条件和通讯条件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古人的制度创新，并被历史地延续下来。

表1历代农业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

那么如何提供这一兼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混合产品呢？从中国历史来看，先是在曹魏时期创新了两种形式，一是民屯，始于建安元年（196年），通过政府组织干预，招募农民、流民或组织农民迁徙，开垦土地。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形式我们称之为“政府组织、私人生产”模式。二是军屯，始于建安之末，就是戍边的军队就地解决粮食等给养问题，这就解决了一个治理广阔国土、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这种形式我们称之为“政府提供、政府（军队）生产”模式。二者都是为国家提供安全、战争时期的产物，为供应军粮而兴办，必要时参加民屯的劳力同样需执戈对敌。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屯田民主要从事农垦生产，而军士以攻防为主。第三种是商屯，由商人开发土地，为军队提供军需[16]。不过商人与政府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形式我们称之为“政府采购、私人生产、商人供给”模式。不同形式的屯田有不同的优缺点，历代统治者都在“试错法”式地摸索，实质上是将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国家治理成本最小化和市场交易成本最小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从西汉以来，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范围逐渐扩大、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尽管这之中经历了扩大——缩小——再扩大——再缩小——更加扩大的过程，到了清代，中国的地域面积最大，人口规模最大，这为现代中国的国土规模和人口规模奠定了基础。而形成这两大特点的重要原因是中国耕地面积规模最大，治理领域最为广大，其中屯田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制度产品，国家或政府不管采取哪一种屯田制，它们都发挥了提供国家安全保障功能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屯田地区的发展，还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对外交流的开放窗口。这也是后来建国前后各地区成立农垦，特别是新疆农垦和黑龙江农垦两大垦区的历史来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屯垦戍边的历史性制度创新不仅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时没有被废弃，反过来还被保留下来，而且由新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所记忆、所支持、所强化。这绝不是偶然的，它告诉我们，现代中国的许多事物和制度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经过几千年来不断淘汰、不断筛选的结果，后来人要了解、要继承，也要发展、要创新。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北大荒之路”演变的历史轨迹，它是随着国内外形势和国家体制变动而不断变化的：现代中国农垦事业是由中国共产党决定、人民解放军发起创立的，这是典型的现代“军屯”制即“军垦制”；而后逐渐向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的“农垦局”转变，政府不仅继续大规模派遣复转军人，而且还组织全国各地城乡青年开发北大荒，这就像现代“民屯”制即“农垦制”，更多地承担国家商品粮职能；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当国家北方受到苏联威胁时，又转向“生产建设兵团”，回到了现代“军屯”制即“军垦制”，更多地承担国家安全职能；当苏联威胁有所下降，中国人民解放军整顿缩编，再次转回“农垦局”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转向“农垦局”加上“现代企业”混合屯田制，无论是农业部还是黑龙江省政府不再直接控制和管理“北大荒”，而是由它根据国家和本省需要和规划自主决策、自我管理，将来最终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北大荒品牌的世界一流农业现代化企业集团，更接近“商屯”制，但是它是更加现代化、国际化版的。

第二个历史记忆，就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南泥湾开发历史和艰苦奋斗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创新解放区农垦事业的发祥地，也是南泥湾精神的诞生地，还是北大荒精神的历史来源。

当时的南泥湾，也是“南大荒”。尽管这里曾经人口稠密，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发达，农业经济繁荣，但是，到了清明中期，清统治者挑起回汉民族纠纷，互相残杀，再加上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南泥湾变成野草丛生、荆棘遍野、人迹稀少、野兽出没的荒凉之地。

南泥湾是怎样开发的？1941年到1942年，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提出，要发展农业，不开荒是不行的。我听说延安南面有个南泥湾，是片好土地，可以开垦。为此，他命令部队去开垦南泥湾。先是中央军委直属炮团最早进入南泥湾开发，不久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进入并开发南泥湾，成为一支生机勃勃的生力军和主力，大大地改善了南泥湾，成为人们所熟知的“陕北好江南”[17]，从而成为弘扬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和延安精神的诞生地（见专栏1）。

北大荒精神是南泥湾精神的延续，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北大荒精神概括起来就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直接继承和发扬了人民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吸收、融合和延伸了包括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在内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代代北大荒人用汗水甚至生命铸造这些宝贵的精神产品，成为鼓舞和激励北大荒人不断奋进的不竭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北大荒精神像“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一样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农业转型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

我们如何来理解北大荒农业发展之路呢？这就需要开阔视野，把它放在世界性的农业转型的国际背景下和全国性的农业转型的国内背景下，深入分析、国际比较、国内比较，以便来认识“北大荒之路”与国际和国内农业转型的相似之处，区分独创的不同之处。

首先，我们要了解世界各国的农业转型之路。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提出，不同国家的农业对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农业的类型也不同。该报告将世界上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见表2和专栏2)[18]。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按着这一演变路径，即传统农业国家到转型国家再到城市化国家，之后走向发达国家或高收入国家。报告也同时指出：各个国家农村的内部普遍存在着异质性。笔者认为，在世界上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几十个已经完成农业转型的发达国家，并没有什么“最好的”、“最优的”、“标准的”农业转型之路，我们只是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为我所用，最重要的还是要开拓自己的农业转型之路。

表2三种国家类型的特征（2005年）

注：贫困发生率标准是每人每日支出1.08美元（1993年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Rarallion、Chen and Sangraula:China 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1):1-42..

引自：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进发展》，中文版，第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其次，我们应当了解中国的农业转型之路。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途径不同于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韩国[19]），它是先搞工业革命后搞农业革命，先搞城市工业化后搞农村工业化[20]。第一，中国农业“大转型”的初始条件相当低下，不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不及自身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第二，中国农业初步转型期（1952～1978年），实行改造传统农业与集体化；第三，中国农业非集体化改革时期（1978～1990年）：农村发生巨大变化，但剩余劳动力积累有增无减；第四，中国农业转型加速时期（1990～2005年）：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如农业劳动力（1991年）、农村总人口（1995年）、农村劳动力（1997年）出现下降；第五，今后十几年：中国将快速从“转型中国家”转向“城市化国家”。这是全国农业发展与转型之路，也是北大荒之路的中国背景，但并不等于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应当说，北大荒之路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先行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没有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也可以称之为“探索者”和“开拓者”。

四、“北大荒之路”的历史轨迹和发展阶段

北大荒之路是一条什么道路呢？它从哪里来？又是怎么走来？现在走到了哪里？我们如何划分北大荒发展的各阶段？又如何来认识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如何对它们做出历史的评价？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北大荒是世界性农业现代化的落伍者，经过60多年的追赶，已经成为世界性粮食综合产出水平的领先者。“北大荒之路”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之路的先行者。

这里我们采用了经济学的方法，从定量的角度来划分北大荒的发展阶段。这包括以下几个农业发展指标：一是粮食总产量，它反映垦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二是粮食总产量增长率及波动系数，波动系数越大，表示粮食生产的不安全性越大，反之波动系数越小，粮食生产的安全性就越高（见表3）；三是粮食播种面积及增长率，反映粮食生产的土地投入情况；四是粮食单产及增长率，反映农业生产科技的进步情况。后两个指标显示了粮食生产投入状况，从而可以分析对粮食总产出的贡献程度（见表4）；五是粮食商品率，反映北大荒的正外部性，即北大荒对全国商品粮的贡献。除了以上五个指标，还应当有其他的指标，如农业机械化率（农机田间作业综合机械化率）、有效灌溉面积、森林覆盖率、垦区城镇化率、出口依存度（指出口粮食和食品额占垦区生产总值比重）等，由于缺乏历史数据，作者仅根据以上数据对垦区的发展做出阶段性的判断。

表3黑龙江省和黑龙江垦区粮食总产量增长率和波动系数（1949-2009）

单位：%

注：年平均增长率按指数法计算；波动系数是按各时期增长率标准差与均值之比，系为百分比。

计算数据来源：王洪波，李鑫《黑龙江垦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全省全国对比一览表（1949～2009）》，《农场经济管理》2010年第8期。

表4黑龙江垦区播种面积、单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1949～2009）

单位：%

说明：根据总产量等于播种面积与单产的乘积，对粮食总产量增长率的贡献率则由播种面积增长贡献率与单产贡献率合计计算。

计算数据来源：同上。

“北大荒”的农业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成五个阶段[21]：

第一阶段：初创高速成长时期，也是第一个黄金时期（1947～1959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大荒的农垦事业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的1947年正式起步，由主持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工作的陈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富春同志提议，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营农场即松江省第一农场（即今天的宁安农场），还建立了通北机械农场、赵光农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省以上所属农场已建立18个，耕地面积已有40.5万亩，粮豆总产为2396.6万斤。同年，建立国营农场领导机构，成为中国农业领域里的国家队，是共和国的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长子。

1954年10月，创办八五〇农场。1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建设国营友谊农场的决定》。由苏联援建的友谊农场正式成立，成为苏联援助中国156个项目中唯一的现代农业机械化项目，进口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苏联农业机械装备，成为现代农业及农业机械化的对外开放窗口和示范应用基地。

真正认识到北大荒地位和作用的是时任铁道兵司令员的王震将军，因为他有过开发南泥湾的经历，在亲自考察了北大荒之后，及时提出了就地安置老兵“屯垦戍边”的思路[22]。王震将军的报告和建议被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所采纳[23]。1958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近10万名转业官兵分批从祖国各地进军北大荒，成为黑龙江农垦主体和人力资本最强的骨干[24]。它是继1954年所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之后[25]，第二支由军队组建的农垦，主要承担着为国家提供商品粮的基本职能，当时中苏之间正处在最好的“蜜月时期”，因此“农垦制”是最佳选择，也是最有效率的体制，因而开创了北大荒的大开发、大生产、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1949—1959年时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迅速扩大，增长了7.9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7.24%；粮食单产（斤/亩）不断提高，增长了67%；粮食总产量增长了79倍，而同期全国粮食总产量只增长了50%，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4.99%，首次创下了长达11年（1949～1959）的粮食持续增长、无负增长的记录；粮食商品率由19.7%提高至38.7%，提高了19个百分点。其中，在1950年首次粮食商品率超过了50%，达到了52.5%，而后4年（1951～1954年），仍然在50%以上，这是北大荒对全国商品粮的第一次标志性贡献，也为当时正在开展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做出了间接的贡献。北大荒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时期与中国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时期（1949～1957年）相互吻合、相互映照[26]。

这一时期粮食增产的主要途径是靠耕地面积或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的结果，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率高达85.9%，而单产提高的贡献率仅为14.1%。

从北大荒开发的前十几年就创造出“北大荒奇迹”，主要发展指标都创下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这绝非出于历史的偶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这里仅指出三个重要原因：第一是因为北大荒的确是一片空白，起点低、规模小，因而各类指标增长速度十分惊人；第二是因为以军队的形式开拓现代农垦事业具有明显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成为极其重要的“加速器”，可以在一片荒芜的北大荒强制性发动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27]；第三是北大荒第一代“拓荒者”和“老兵”的巨大贡献[28]，他们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创新了“北大荒精神”。这成为“北大荒之路”的起始点，也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历史性起始点，还成为属于北大荒人的历史财富和不懈动力的“北大荒精神”。

第二阶段，大幅度下降、迅速恢复、迅速增长期（1960～1967年）。

这一时期，由于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天灾”和“大跃进”决策失误的“人祸”等因素影响，垦区粮食生产能力迅速下降，由1959年的16.0亿斤下降至1960年的10.1亿斤，1961年下降为9.5亿斤，比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下降了40.6%。但是，当时粮食生产商品率仍然高达35%-38%，这对面临严重饥荒的中国如同“雪中送炭”。而后，粮食生产很快恢复，直到1965年达到了22.9亿斤，与此同时，粮食商品率迅速提高，第二次超过总产量的一半，达到53.0%。这种粮食总产量增长和粮食商品率提高的态势延续到1967年，分别达到34.5亿斤和60.2%。

不过，这一时期仍然是耕地面积扩大期，但是相对上一时期，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率是下降的，仅为43.9%，而单产提高的贡献率提升为56.2%。

这一个时期以复转官兵为骨干，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垦殖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再次创下了1963～1967年粮食持续增长、无负增长的记录。到1967年，国营农牧场发展到102个，生产队发展到2157个，总人口规模超过100万（为103.8万人）。在这一时期的后两年（1966—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农垦系统也不可避免受到了重大的政治运动和派性斗争的冲击，也严重地干扰了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的进程。

第三阶段，粮食较低增长、波动比较明显的时期（1968～1976年）。

这一时期不仅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建设兵团时期。由于中苏之间由两党政治分歧提升为两国军事对峙，并处在“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这就直接影响了垦区的基本职能和基本体制，从“农垦制”转变为“军垦制”，留下了并不太成功的记录。

1968年6月，毛泽东批示组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共接收国营农牧场93个，耕地面积1280万亩。从1969年至1977年，垦区接受和安置了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城市知识青年，总计达到54.9万人[29]，占职工总数60%以上。他们与第一代北大荒人继续开发北大荒，特别是大规模开发建三江平原。垦区粮食播种面积达到了2128万亩，比1967年增加了42.8%，但是职工人数增加了一倍之多。这也对北大荒的农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劳动力人均耕地水平明显下降，劳动生产率（如劳均粮食产量）更是下降，粮食商品粮率也是下降的。

刚刚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又因1969年3月爆发“珍宝岛事件”，它的基本职能就由“备荒为主、备战为辅”转向“备战为主、兼顾备荒”，组织体制由“农垦制”转变为“准军事制”。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在兵团内部已经迅速恢复了正常生产和社会秩序，它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与部分城镇或城市的大搞派性斗争、组织武斗、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形大为不同。但是领导干部体制及人力资本发生重大变化，由专业化的农垦干部转变为非专业化的军事干部，由农垦管理转变为准军事管理。上述体制的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

从粮食产量来看，1969年粮食产量进入低谷，只有23.5亿斤，到1973年更是下降到20.8亿斤，1974年才超过1967年的产量，达到45.9亿斤。粮食产出波动系数高达38.7%，创下了垦区历史最高记录。从粮食单产来看，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大幅度下降，1973年粮食单产（119.9斤/亩），相当于同年全省平均水平（215.5斤/亩）的55.6%，甚至还低于1950年（122.3斤/亩），相当于1967年（231.6斤/亩）的52%。这一时期，单产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为负贡献（-25.47%）。从粮食商品率来看，由1968年的60.3%下降至1973年的24.7%。1972年全国粮食购销出现130多亿斤的大缺口，已经引起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极大忧虑，李先念明确提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人人需要，天天需要”，“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是十分危险的[30]。”1973年10月，他对黑龙江省粮食局《关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粮食生产和预计交售情况》调查报告的批语尖锐地批评道：“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明年要吃国家的粮食呢。”此时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生产建设兵团，拥有最丰富的农业资源和人力资源，却不能为国家排忧解难，反而“要吃国家的粮食”，它遇到了历史的尴尬，也面临着历史的转折。

中央政府再次调整垦区的管理体制，从“军垦制”转变为“农垦制”。不过，面对这样大的兵团，还是采取了分为几步走做法：第一步是1973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生产建设兵团交由黑龙江省委领导；第二步是1975年初，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军队要整顿”指示[31]，同年7月，他开始着手解决整个军队“肿”的问题[32]，受这一重大决策影响，加之生产建设兵团未能发挥提供国家商品粮的职能，同年10月，黑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精神，正式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建议撤销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各师的领导机构，与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合并，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和地区国营农场管理局。同年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复；第三步是1976年2月正式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当时，国营农场总局下辖11个管理局153个农牧场，人口189万，职工86.5万，拥有土地总面积14959万亩，耕地2900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22.3%。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耕地面积，当时的垦区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垦区之一，仍具有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巨大潜力。不过，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它给我们留下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在特定的国际环境、国内背景下，频繁地、剧烈地变动体制都会直接影响农垦事业的发展。但是，它作为“军垦制”所提供和发挥的国家安全的历史性作用还是铭记在“北大荒之路”的历史上。从此之后，垦区逐渐成为真正的“农垦制”，它所承担的国家安全职能基本退出，主要担负提供国家商品粮的粮食安全职能，再次成为国家商品粮的“北大仓”。

第四阶段，改革开放探索时期（1977～1994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第二个经济发展黄金时期，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家庭联产承包制激发了数亿农民个人生产积极性，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高增长。但是，垦区并没有相应的进入高增长时期，仍处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试错的改革的艰难过程。

对垦区而言，农业资源极其丰富，人均耕地资源、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居全国首位，加之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这与全国农村地区大为不同，也与本省的农村地区不同。到底实行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于垦区的区情？更能有效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端？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更能发挥和集成垦区的各种优势？这既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新体制创建过程极其艰难。

1984年8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前进农场视察工作，作了关于富国富民、一统天下、自负盈亏、勤劳致富的指示，还提出了办好家庭农场的改革设想。这还需要垦区的同志找到“过河”的“桥”或“船”，使改革不仅可能而且更加符合垦区的特点。为此，1985年2月，总局下达《关于国营农场办好职工家庭农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垦区开始全面兴办家庭农场，但是先后曾经历了几次重大反复。直到1995年“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全垦区全面推行，没有再翻烧饼。

这一体制模式可以视为创新模式，它根本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营农场全面私有化、农场自行解体的改革模式，而是根据垦区的实际情况探索、试错并创新了“大农场套家庭农场”、“大集团套大农场”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充分体现了集中与分散，集权与分权，使大农场积极性和小农场积极性之间的平衡紧密结合。这既不同美国的家庭农场模式，也不同于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北大荒模式”，即调动不同主体积极性的、基于激励相容机制的“统分模式”。此后，这一模式趋于稳定，形成“北大荒优势”[33]，为后来垦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制度红利”。

不过这一时期，垦区粮食总产量年平均增长率在3.34%，略高于1968-1976年期间的3.22%。一是粮食增长波动非常大，波动系数达到324%。二是粮食播种面积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74%。但是粮食商品率还是不断提高的，到1995年突破了70%。三是粮食生产主要靠单产提高，而粮食单产增长相对有限。1995年，垦区粮食生产综合能力首次突破百亿斤大关（粮豆总产为104亿斤），上了第一个大台阶，也意味着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第五阶段，经济起飞、迈上两个大台阶时期（1995～2010年）。

这一时期垦区先是迈上第二个大台阶，粮食总产量增长率在加速，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5%，远高于全省平均增长率（为1.97%），仅用了十年时间就由1995年的100亿斤上升为2005年的200亿斤。其中提高单产的贡献率最大，达到了82.7%，而播种面积贡献率并不高，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47%。

垦区粮食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也带动了整个黑龙江省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时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特别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及时向北京提供粮食，成为抓得住、调得动、能够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国家“直属粮仓”。

而后垦区又迈上第三个大台阶，2005年之后，仅花了4年时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200亿斤上升至2009年的300亿斤以上（见图1）。粮食总产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2.0%，其中播种面积增加的贡献度占52.33%，提高单产的作用占47.67%。从全国来看，几乎很少有像垦区这样靠播种面积增加、单产提高共同提高粮食总产量的，绝大多数都是“一条腿”即靠单产提高，甚至还要补上因播种面积下降的副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垦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上了第三个大台阶。

图1垦区粮食总产量（1949-2009）

资料来源：农垦总局提供

垦区粮食商品率不断提高，连续上了三个台阶：1995年突破了70%；1997年突破了80%；2007年又突破了90%；2009年达到92.5%（见图2），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中粮食商品率最高的。此外，垦区户均经营土地200亩，相当于荷兰的水平；农业职工人均生产粮食由1985年的6.6吨增加到2009年的35.4吨，增长了4倍多[34]，已经高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人均产量28吨的水平。上述指标都反映了垦区是全国农业现代化的排头兵，也已经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水平。

图2垦区粮食商品化率（1949-2009）

资料来源：农垦总局提供

无论是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现代装备能力，还是现代企业竞争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垦区都堪称中国最大的农业现代化企业集团。垦区资产总额到2010年接近1000亿元，所有者权益达到400亿元，垦区企业累计实现利润达到64亿元，累计上缴税金44.6亿元，家庭农场累计实现利润451亿元。到2010年，垦区粮食加工能力达到2000万吨，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68.1%。北大荒集团已成为全国企业500强排名中的第79名。如果按世界同行业前10名评价的话，北大荒集团不仅是中国现代农业企业的航空母舰，还是真正的世界级现代农业企业。

这一时期也是垦区率先在全国、全省农村地区进入“城镇化”加速时期。“十一五”时期，建设房屋面积达到1850万平方米，是“十五”时期的4倍。到2009年，垦区城镇化率达到62%，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垦区城镇的现代化因素不断加强，自来水入户率达到98%，燃气普及率76.9%，道路硬化率40%，集中供热率36%，城镇绿化覆盖率30%。最重要的是走出了一条高质量、低成本、增长复垦土地的城镇化新路。2009年，全区复垦面积59190亩，大大超过新区建成面积，前者与后者之比可能在20：1，这是全国范围内少有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垦区的迅速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外溢性和比邻效应，直接带动周边地区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十一五”时期，垦区农机跨区作业6365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1%，向地方推广五大作物优质高产栽培模式1936万亩，推广良种面积2800万亩，为农民开展农业保险作物面积3422万亩，每年免费培训农民都超过10万人次；龙头企业拉动农村种植基地4760万亩，有70万户农民纳入场县共建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35]。这表明，垦区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带动和加速黑龙江省内农村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

可以认为，1995年以来是垦区进入经济起飞时期，也是第二个黄金发展期。重要的标志就是粮食总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保持高增长，其中从2004年以后，已经摆脱了增长、下降、再增长、再下降的“靠天吃饭”的增长路径，实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为提高，持续增长，未出现负增长，经济波动系数降至24%（见表3）。这为垦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更高的平台。

总之，60多年来北大荒发展之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更不是一条轻易所能够达到目的的大道，它也经历过多次的成功与挫折、顺利与曲折，但是在“北大荒精神”的作用下，北大荒人开拓出独具特色的“北大荒之路”。它是世界性农业现代化的后来者，比美国开发密西西比河流域黑土地晚了100年，比前苏联开发乌克兰黑土地晚了20—30年；在苏联的援助和帮助下，在北大荒拓荒黑土地，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开拓者；改革开放时期，北大荒创新了“大农场套家庭农场”、“大集团套大农场”体制，又成为当今世界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的追赶者；到了今天，北大荒已经成为世界级现代农业企业集团，达到了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最强、现代农业科技集成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最具特色、现代农业田间管理最优，创造了世界性的寒地低温大面积、大规模、高产、稳产优质水稻的奇迹（见专栏3），成为当今世界粮食综合产出水平的领先者，也为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36]。

图3垦区与全国水稻亩产（1949-2009）

单位：斤/亩

资料来源：农垦总局提供

五、“北大荒之梦”（2010-2047）

伟大的中国需要伟大的梦想，伟大的中国企业也需要伟大的梦想。笔者把垦区党委所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称之为“北大荒之梦”（见专栏4）。对此，笔者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首先，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设想在北大荒大地的伟大实践。1987年邓小平提出这一设想时，很多人都很难相信中国是否能够实现这一设想。当时邓小平回答外国记者提问能不能实现第三步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目标，他坦率地回答，是比较困难，但是后人要比我们要聪明。他相信人民，相信后人，相信未来。现在看来，人均GDP4000美元的目标也不需要到2020年就能提前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明确地将垦区定位为全国农业现代化的排头兵，要发挥这一优势，加强垦区现代化大农业建设，提高垦区农业现代化装备能力、自主创新能力、综合生产能力。正是根据这一要求，垦区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特别是提出了到2047年垦区百年建成世界一流农业企业集团。我们知道，任何一届领导班子任期都是有限的，不可能超过他们的任期。北大荒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为后来人提出前瞻性、战略性、宏大的发展目标。同样，我们也相信北大荒人民、北大荒后人是可以实现“北大荒梦想”的。

其次，“北大荒梦想”不仅是战略梦想，更重要的是分步实施的战略构想。这如同邓小平所提出的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每隔十年走一步，这就把伟大的理想主义与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从而解决了不断实现每个阶段“北大荒梦想”这个“过河”所需要的“桥”和“船”的问题。现在看来，垦区的第一步走设想十分务实，也十分清楚，也可以提前实现；垦区的第二步走设想的目标既宏大又现实，所谓宏大就是首次提出了要“成为世界级国际化农业企业集团”的追赶目标，所谓现实就是提出了具体的实施途径，例如“围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打造世界级国际化农业企业集团”。

北大荒提出的建成世界级国际化农业企业集团目标也是中国的目标。这一目标是指到2020年“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形成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具有国际知名品牌，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优势企业，其中进入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明显增加[39]。”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本质上是中国企业崛起，而中国企业崛起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进入世界500强。从《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数分布的变化来看（见表5），美国、西欧和日本的企业数不断下降，相反，中国特别是大陆企业迅速上升，形成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集体性崛起，到2010年已经达到34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将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并且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

表5各大国《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数（1975-201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财富》杂志数据库整理。

从今后来看，还会出现第二轮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行列，这就包括更多的中央企业，更多的地方企业。笔者非常希望北大荒集团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在这些500强企业中，绝大部分中国企业都是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企业，而黑龙江省最有可能进入500强的地方企业。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不仅是国家的发展目标，也是黑龙江省的发展目标。笔者认为，“北大荒”就是国内外知名品牌[40]，“绿色农业现代化”就是核心国际竞争力。除了世界500强企业之外，世界级企业还指同行业前10名，事实上北大荒集团已经是世界级农业和食品生产企业。

垦区未来的目标定位是：世界级绿色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它有三个含义和标志：首先它是农业现代化企业，是世界最先进农业科技、最有效农业管理、最发达农业机械化装备的集大成的现代企业集团；其次，它是世界级企业，如上述所述，既要进入世界同行业前10名，还要进入世界500强企业[41]；再有，它是绿色农业现代化的企业集团，它将创新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发展绿色农产品，提供安全的绿色食品，建立绿色产业链，成为世界级绿色食品生产基地[42]。

实现上述“北大荒之梦”的目标，核心是建立三大体系：绿色农业体系；绿色产业体系；绿色城镇体系（见专栏5）。

此外，垦区还要实现国家目标，确保“三大安全”。作为中国最大的垦区，北大荒需要承担和确保三大国家非传统安全职能：一是粮食安全，即继续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粮战略基地；二是食品安全，建立全垦区质量安全体系，出口基地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成为中国最大的绿色安全食品产业基地；三是生态安全，保护绿色生态空间，这包括森林、草场、湿地和水面面积，保护水源，尽量维系地下水源供需平衡，提高利用江河、降雨等地表水比例等。

六、“北大荒”优势

实现上述目标有哪些优势呢？我们又如何充分利用优势？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七方面优势：

（一）农业资源优势

黑龙江垦区现有土地总面积5.43万平方公里(8145万亩)，拥有4000万亩耕地（相当于海南省的1.65倍），此外还有大量的林地、湿地、水面面积等；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带之一，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土壤腐殖质多达4%～10%，是普通红土壤、黄土壤的几倍甚至10倍，营养元素富集；雨热同季，水资源丰富；日照时间长，光合作用好；温差大，作物营养成分积累多而消耗少，是生产优质农产品的良好条件；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大，是高农业劳均产粮和高劳均生产率的基础条件。从全国各地国有或非国有农业企业看，垦区是中国最大的“地主”；从世界各国农业企业看，垦区也是世界最大的“地主”，这就为垦区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业生产企业集团奠定了土地要素基础，也形成了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特有的竞争力。

（二）人力资源优势

垦区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她极其丰富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优势。从人才指标看，有9万多农业科技人员，近万名农业技术管理及推广人员，是全国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最大队伍。从教育指标看，目前垦区高中文化程度以上人员所占比率为60%，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这两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发达的全国特大城市相当。从健康指标看，垦区人口预期寿命达到76岁，儿童“五苗”计划免疫接种覆盖率为99%以上，卫生服务机构覆盖率100%，是全国健康指标最高的地区。从就业与社会保障指标来看，登记失业率为2.8%，明显低于全国4.3%的水平，也反映了垦区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无论是医疗保险还是社会养老保险，都实现了全覆盖。因此，农业现代化首先是使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现代化，其本质就是使他们的人力资本不断地提高。这就使垦区建立了一支特别有战斗力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劳动大军、生力军。此外，随着垦区的迅速发展和规模扩大，还将越来越多地吸引本省乃至全国的各类专门人才[44]。

（三）政治优势

垦区的政治优势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正确的决策能力，垦区领导团队既是全国农业领域带头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工程师”，也是制定垦区发展蓝图的“设计师”；二是强有力的执行能力[45]，垦区各级管理层有很强的执行力，这是使梦想变为现实，蓝图变为成果的根本能力；三是党的组织优势，垦区党组织建立在基层和社区，从而保证各级的执行力，也不断强化和完善农业组织化优势；四是政治动员能力，健全了行政管理体系，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全面兴办家庭农场，承包国有土地的职工既有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又能按规定实施标准化作业。

（四）农业组织化优势

我国农业生产碰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无数的农户与日益统一、激烈竞争的全国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既要应对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还要应对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垦区最特别的优势就是它的农业组织化优势，首先“大农场套家庭农场”，形成了高度组织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其次“大集团套大农场”，形成了高度专业化、超大规模化的现代大农业生产体系[46]；再有，建立了工业、服务业企业集团[47]，形成了生产销售纵向一体化、覆盖全国食品市场的最大农业现代化企业集团。上述组织化优势大大地降低了农业发展的内部市场成本、管理成本，例如可以在全国率先全系统实现食品追踪回溯制度。

（五）科技创新优势

垦区的科技竞争优势之一，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农业综合科技实验示范区，也是全国北方寒地水稻研发中心。优势之二，是充分地利用、配置全国的农业科技力量，充分集成和利用全国的农业科技成果。例如已经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北京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R&D中心。科技优势之三，是很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82%，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了63%（2010年全国为50%），粮食作物良种化率达到100%（2010年全国为95%），良法覆盖率达到95%以上，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96%以上（2010年全国为43%），垦区农业职工人均生产粮食已达到35.4吨，上述指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农业科技现代化的水平。

（六）北大荒精神优势

文化是灵魂，文化是凝聚力，文化是历史传家宝。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独特的红色文化、军旅文化、知青文化、移民文化、黑土文化于一体的北大荒精神，是几代北大荒人用青春、血汗和生命培育和锤炼的一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北大荒人将茫茫荒野建设成了举世瞩目的“战略大粮仓”；北大荒精神像“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鼓舞垦区人民不断开创世界级绿色现代化农业事业的不竭动力；北大荒人追求和践行“诚信、务实、创新、卓越”核心的价值观，不断丰富和发展北大荒精神的内涵，不断发扬和彰显北大荒精神。

（七）消费市场优势

中国是世界上农产品和食品消费量最大的市场。垦区已成中国最大的生产者和提供者[48]，“中国市场”是垦区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畜产品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的最大优势。随着安全食品、绿色食品成为21世纪主流市场，中国也会成为绿色食品的最大消费国、生产国和出口国。垦区已经建成全国最大规模绿色、有机及无公害农产品基地[49]，形成了具有自主品牌的米、面、油、乳等主导生产产业[50]，位居全国领先水平，并将引领全国绿色食品质量标准、绿色食品生产和消费。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广阔的地理分布，使集团的规模效应、区位优势得到发挥，从而产生正的外部性溢出，降低生产成本。

总之，垦区已经具备了向世界500强企业进军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有比以往更多的各类发展优势。只要做出正确决策，强化执行力，加快内部资源整合，开展外部扩张兼并，形成产业集聚优势，扩大北大荒集团规模及效益[51]。无论是第一步走的目标，还是第二步走的目标，都会如期甚至提前实现，进而为实现第三步走的目标奠定基础。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2]。”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只有北大荒人才是创造北大荒历史的真正动力。

七、总结与结论：继续开创“北大荒之路”

什么是“北大荒之路”呢？它是一条开拓的新路，也是一条不断探索的创新之路，还是世界性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从落伍者到追赶者，再到领先者的跨越式发展之路。那么，“北大荒之路”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简言之，这就是北大荒品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绿色农业现代化之路。

第一，绿色农业现代化之路。从传统农业到转型农业，再到现代化农业和城镇化农业，体现在高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高机械化率、高科技进步率和高粮食商品率，集世界之大成，最新的农业技术，最先进的农机装备，最成熟的农业耕作方式和管理方式，最具竞争力的现代企业制度，最大规模的从粮食到餐桌的农业食品产业链，最安全的绿色食品监测、验证和追溯体系，世界最大的绿色食品基地，凡是世界有的，北大荒都有，世界没有的，北大荒能够独创。

第二，社会主义之路。不断强调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高效经营中国最大的国有土地，保障国有资产增值，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要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增长速度，不断实现追赶缩小差距并实现超越；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各种民生问题，破解各类发展难题，让人民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中国特色之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发挥强大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传承和彰显中国文化精神，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长达二、三百年的农业现代化之路，也不同于俄罗斯等幅员辽阔、农业资源极为富饶的粗放经营、广种薄收的农业发展之路，也不同于日本等东亚温带、热带等水稻国现代农业之路。

第四，北大荒品牌之路。继续发挥北大荒风格，扩大北大荒的外部性，弘扬北大荒的文化之魂，坚持北大荒的核心价值，凝聚北大荒人的力量，打造北大荒的品牌，珍惜北大荒的声誉，最终成为世界一流的北大荒企业集团。

“北大荒之路”是北大荒几代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不断开拓之路，不断探索之路，不断学习之路，不断前进创新之路，又是一步步靠自己走出来的新路。它曾有过辉煌，也有过曲折；曾有过幸福，也有过痛苦；深一脚，浅一脚；有时向前，有时向后；有时向左，有时向后，但毕竟是自己走出来的属于“北大荒之路”，已经迈上了经济起飞之路，将走向更具自信心、更具创造力、更具雄心壮志、更具发展前景的广阔之路。

胡鞍钢谈北大荒之路

（2010年8月19日）

本刊（黑龙江省《农场经济管理》）记者：当前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好时代。只要留意一下我们的身边，就能感受到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庄稼越种越精，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大，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特别是在粮食持续增长、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垦区的城镇化进程非常快，老百姓充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这一系列巨大变化的背后是农垦总局党委深邃的战略思考和科学的战略谋划，是垦区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职工强有力的执行力。今天垦区各级都在谋划“十二五”发展规划和现代化大农业“三步走”战略。在这个重要时刻，应农垦总局党委书记隋凤富的邀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来到垦区进行调研考察，在百忙中接受黑龙江农垦广播电视台、北大荒日报及本刊等媒体的联合采访。

胡老师，我们知道在您的经历中，曾经有过七年的知青生活，这次您又回到垦区的一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首先请您谈一谈对垦区的观感。

胡鞍钢（以下简称“胡”）：我是1969年9月1号来到北大荒，当时在北安分局的二龙山农场，1976年10月份离开北大荒。时隔30多年再次来北大荒做调研，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感想，那就是北大荒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认为垦区现在发展的水平是世界最好的水平，它不仅采用世界最新的技术，而且创新出一种新的模式：能够在寒地大规模播种水稻，实现高产、稳产。我曾经去过日本的北海道，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记录，但是他们毕竟没有这么大规模。另外这种相当发达的农业机械设备比我在美国见过的还要发达，我没有想到北大荒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在耕作制度和管理制度方面北大荒也做到了极致，我之前去过西班牙、法国，进行比较的话我们现在的耕作制度和管理水平已经超过他们了，可以说北大荒既是中国也是世界农业现代化的窗口。谁也没有想到玉米、水稻可以达到1500斤/亩，甚至更高。这些都说明了北大荒无论是从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粮食商品率还是科技进步贡献率等几个指标上来看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因此北大荒集团提出今后要打造世界级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的目标，我认为是可以实现的，只是我在这次调研中加了一个关键词，就是“绿色”，要打造世界级绿色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

本刊记者：在您今天上午的报告中提到了垦区发展的两个黄金发展期，请比较一下这两个黄金发展期有什么不同？

胡：第一次黄金发展期和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的黄金期是吻合的，这一时期是1949~1957年，当时中国保持9.2%的高增长。在这近十年里垦区粮食的总产量增长了80倍，而同期全国只增长了不到两倍。垦区的发展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另一个是单产迅速提高。第二个黄金发展期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始于1978年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后还会进一步延续，我们称之为30多年的第二次发展黄金时期，但对于农垦系统主要还是在1995年以后，突破了100亿斤，200亿斤，再达到300亿斤，连续迅速跨越几个台阶，因此可以讲它的黄金时期是近十几年。北大荒在此之前也经历了改革的痛苦，是相当的艰难，但它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管理体制，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大农场套小农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模式。这种模式既不同于美国的小农场模式，也不同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模式，这是两个模式的完美平衡——集中与分散的平衡、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大农场积极性和家庭小农场积极性相结合而构成的一个新模式。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更加强调在小农场的基础之上形成一个大农场，进而形成一个企业集团，因此黑龙江垦区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集团，我们现在还未找到第二家。即使在美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像北大荒集团这样生产粮食的企业，只是有相当大规模的经营粮食的企业，而北大荒不但生产粮食也经营粮食。鉴于这种模式的独特性，我们称之为北大荒模式，或者形象地讲叫“北大荒体制”、“北大荒创新”、“北大荒之路”。

本刊记者：在您上午的演讲中我深刻感受到您作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战略学家，非常深入地、超前地展望了我们国家“十二五”期间发展战略的重大变化，您提出一个全新概念就是绿色发展。请问绿色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内涵？

胡：1987年，全球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可持续发展，它实际上是对1750年以来的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一种修正，来减少这种发展模式的负面影响。绿色发展实际上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中国发展哲学的一个现代版——我们的老祖宗主张天人合一，更加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恰恰是1750年以来发展的负面影响，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换句话说经济增长了、人口增长了，但是二氧化碳不断地排放出来，从而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气候变化，并成为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在21世纪全球的平均温度将要比工业化之前上升2 到5 甚至7 ，因此我们就提出了绿色发展或者是绿色工业化这样的新的理念。中国在历次的工业革命中失去了很多优先发展的机会，只有在第三次的IT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时，我们才及时打开了国门，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在这一场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成为领先者、创新者、驱动者，当然也会成为受益者，就需要绿色发展。当初改革开放时有一句名言这样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把它称之为第一代猫论。今天我们无意中发现中国真正变成了黑猫或者说是世界最大的黑猫。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我们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生产国，大约消费了世界41%～42%的煤炭；第二我们是世界二氧化硫排放最大国；第三我们是有机废水世界排放最大国。当然从人均量来看，我们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毕竟对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就迫使我们从黑猫转向绿猫，因此形成了第二代猫论。在绿色工业革命这样的一个时代，凡是黑猫都会被迅速淘汰，凡是从黑猫转为绿猫的猫都会迅速成长。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将成为绿色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也希望垦区能够在完成了农业现代化之后，继续发展绿色产业，成为世界级现代化农业企业，当然我又加了一个关键词绿色，也就是要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

本刊记者：刚才我在翻阅上午的会议笔记，我注意到您在讲绿色发展的概念的时候，连续用了五个发展，叫做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安全发展、共赢发展。在您简单的点评过程中我注意到，绿色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概念，更是社会发展的概念，是一个共享共赢的概念。我想问的是绿色发展能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得到什么实惠？

胡：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公平，它是强调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公平，而绿色发展更加强调本一代的公平。从国际上来看，少数发达国家，人口比例占世界比例不到20%，但是它们消耗大量的能源，排放百分之六七十的二氧化碳，这是不公平的；第二，少数富裕地区消耗大量的能源，排放大量的污染也是不公平的。因此这就需要提倡绿色发展，这种绿色发展就使得我们去发展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绿色能源，比如说黑龙江是我们主要的原始森林地带，发展林业可以创造就业、提高收入，最重要的还可以增加碳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绿色发展也包含着社会的公平，发展成果能被更多的人来分享。

本刊记者：在您的谈话中我注意到您对垦区的全面兴办家庭农场、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改革的评价非常高，应该说是最权威的一种评价。现在我们垦区要打造世界级绿色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我们的新体制正在探索创建过程中，其难度可能不会亚于第一轮家庭农场的改革。对这一轮的改革，胡老师您有什么期待或者是指点？

胡：世界上没有最好的体制模式，只有最适宜自己发展的体制模式。任何一个体制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此时适宜在彼时就不一定适宜了。一方面我们需要继承，防止那种推倒重来的做法；另一方面又要与时俱进，既有继承还有创新。垦区的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作为一个对北大荒有深厚感情的知青我有几句话送给你们：一句话就是“真知来自于实践”，没有改革实践，就没有改革的真知。第二句话是“政策来自于群众”，我们的政策好不好，要看群众是否拥护，被拥护的政策才是有益于群众的政策。第三句话是“创新来自于基层”，要鼓励基层创新，鼓励地方创新，保护基层创新，保护地方创新。我们知道体制改革、创新是有风险的，而且常常还会失败，那么怎么鼓励基层创新，保护基层创新，应该在不同的探索过程中寻找适应自己的体制模式。所以这个体制模式不是预先设计好的，是在干中学，学中干，不断调适。

本刊记者：虽然您没有直接说改革的具体方案是什么，但是这个原则是正确的，是应该遵循的。胡老师，我们十分喜爱您的大作，就拿我手头的这本《中国：民生与发展》来说，我发现您各种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拥有大量的注解，有些注解甚至超过正文，也就是说，您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有大量的数据和事实作支撑的。我们垦区也有许多理论工作者，大家都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您作为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对我们垦区的理论工作者有什么样的忠告？

胡：我觉得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在1936年就回答了的知行统一的思想。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主观符合客观是对一个学者的基本要求。既不要做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不能做一个简单的经验主义。因此我提倡要多读毛选，多读邓选，学习伟人，从他们的思想方法中获得认识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些方法。这样，我们学者才能够既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既可以使用有字之书去理解无字之书，也能够通过无字之书去颠覆或者挑战有字之书。这是辩证的又是实践的，是我多年研究的体会。

本刊记者：谢谢您!在听您的演讲过程中，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深邃、睿智，显现的自信简直就是一种霸气，强烈地吸引在场的每一个听众，而且是长时间的、持续的，这是很难得的。想请教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胡：上了讲台一定要用心，不管听众来自何方，不管听众背景如何，我尽可能通过人人都能听懂的方式来传播知识、传播观念。同时我认为客户至上。听众就是我的顾客，至上就是要为听众提供新增的知识价值，使得听众获得新的知识，形成一个台上台下的互动，这样我就会越讲越激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就是一种享受。知识本身是一个公共产品，就像一个蜡烛一样，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并不因为照亮了别人，自己失去。这就是知识的特征。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传播知识者，这样的话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满足感。

本刊记者：您刚才讲的不仅仅是一个学问的问题，还是一个做人的问题，对人的这种尊重，或者如您所说的对客户的尊重，体现了一种素养和境界。胡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回过头来再问：结合垦区实际，我们在绿色发展的进程中应该抓住哪几个关键的环节？

胡：首先就是要有绿色的梦想，提出绿色的目标，根据垦区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每一阶段的突出矛盾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绿色发展目标。第二，毕竟垦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因此就要构想绿色发展体系，这就包括绿色的农业体系，绿色的产业体系，包括农产品加工，制造业，以及服务业，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生态旅游、农业观光旅游，还有一个绿色城镇体系，现在垦区正在打造大规模的、新兴的、现代化小城镇，包括中等城市，这是一个契机，因此如何去设计这个城镇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还要发展绿色、节能的住宅。从这个角度来看，绿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如何去研究绿色，打造绿色的农业体系、绿色的产业体系和绿色的小城镇体系，垦区在全国都先行了一步，创新出各种经验，即便是有一些教训，对全国而言也是财富，因此我们要鼓励绿色创新。

本刊记者：“十一五”就要结束，“十二五”即将开始，总局党委称这个时期为垦区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相信北大荒的明天、北大荒人的明天会更加美好。请胡老师对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说几句话。

胡：我想北大荒之路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之路。尽管在这条道路上有过幸福有过痛苦，有过黄金的时期，也有过坎坷的时期，但是经过几代人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走出来了。回首过去60年，我们可以看到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北大仓又变成了北大荒现代企业集团，而且进入全国前列，下一步还会发展为世界级、绿色、现代化的农业企业集团。北大荒正在构想的“三步走战略”，我称之为北大荒梦想。我作为北大荒人预祝北大荒梦想成真！

再谈北大荒之路

（2011年8月21日）

一、为什么再谈北大荒之路

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之路”？其次再来认识“中国之路”与“北大荒之路”之间的关系？我把“北大荒之路”称之为“中国之路”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代表。

我对“中国之路”含义的认识反映在《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中。^[53]我把它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这包括三个基本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即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和信息要素。本质上来看，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她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追赶、教育追赶、科技追赶、信息通讯技术（ICT）追赶等。凡是发达国家具有的现代化因素，中国都必须具备，凡是他们所达到的现代化水平，中国都必须追赶上，并成为现代化的领先者。

第二个因素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即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强大、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优势。这是毛泽东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只有不断地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十几亿人民，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才能在政治上实现56个民族团结、多元一体、国家统一富强、长治久安。

第三个因素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即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全民学习型社会、全民健康型社会、安居乐业社会等。我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理念概括为“八个社会、一条道路（和平发展道路）”，其目的是使所有的人才发挥创造力（人尽其才）。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也不是预先就设计好的大道，而是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开拓、不断变化的道路。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看，至少经历了三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时期：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江泽民时代；胡锦涛及以后时代。这如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软件版本”的升级换代。由于在开发和设计这一“软件版本”时，总会因为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不完全性、不对称性以及与实际情况的某种不适应性、不协调性，因此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不断地更新、又不断地创新，就形成了既相互联系、又不断升级的“软件版本”。换言之，前一个版本是后一个版本的基础，后一个版本是对前一个版本的补丁、修正、和升级，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软件版本”的1.0版，到2.0版，再到3.0版。

什么是“北大荒之路”呢？我在2010年8月31日《国情报告》（2010年第26期）中指出：^[54]

我把北大荒六十多年发展历程称之为“北大荒奇迹”。创造这一奇迹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举全国之力，从祖国四面八方调动各类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历经三代北大荒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独特的创新力，在世界第三大黑土地带上开拓了属于北大荒人的“北大荒之路”，对共和国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堪称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行者、示范者、领先者，正在引领和带动21世纪上半叶中国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地区城镇化的“三化”潮流，也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农业生产大国提供重要的学习基地和经验分享。

“北大荒之路”，它代表着“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是从北大荒到北大仓，再到北大荒现代农业企业集团，将来还要成为世界一流绿色农业现代化企业集团，这就是百年（1947—2047年）的北大荒品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一年之后我又有什么新的认识呢？我认为“北大荒之路”就是“中国之路”的一个缩影和典型代表，它反映了上述三个基本要素在北大荒上有机结合、社会实践、不断创新：现代化要素，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大农业；社会主义要素，成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强大（世界最大的农业企业集团）、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北大荒”；中国文化要素，成为独具特色的“北大荒核心价值观”（诚信、务实、创新、卓越）、“北大荒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北大荒文化精神”（开放、开拓、智慧、包容）、“北大荒文化”，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为当代人所共享，而且也创造了精神财富为后代人所继承。

“北大荒之路”与“中国之路”一样，是一条“万里长征之路”，迄今为止它还是一条北大荒事业未竟之路，还需要我们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下不断探索未来发展之路，不断理清北大荒人的未来愿景，不断明确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断提出更加宏大的发展目标，不断成功地实现“北大荒梦想”。

二、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

根据我们即将正式出版的《2030中国：走向共同富裕》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对21世纪上半叶的全球发展背景，即世情的主要分析结论是：

——世界经济黄金增长期；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期；

——国际经济一体化深化期；

——全球科技革命与创新竞争；

——全球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加速期；

——全球绿色革命与绿色发展；

——全球总的趋势是：大发展、大趋同、大逆转、大变革。

对中国而言，战略机遇期不只是20年，而是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为我们实现2020年目标和2050年目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中国也为世界提供“中国机遇”、“中国市场”、“中国投资”、“中国援助”。[55]

从国内背景看，北大荒正在经历的“三化”（农业现代化、农垦工业化、农场城镇化）就更有创新意义。这是基于我们另一项国情研究，中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城镇正规、城镇非正规、农村正规和农村非正规四元经济机构的转变。^[56]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走出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的发展道路，它先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转型阶段：一是1840—1948年从传统农业解体到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漫长演变阶段；二是1949—1977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分割和强化阶段；三是1978—1991年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并逐步转向三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四是1992年之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与城镇非正规部门。这是一个不断实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大历史转型过程和社会变迁，无论是从人口规模，还是从转变方式，都是世界现代历史所未有过的。

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展趋势将沿着中国特有的历史逻辑演变。这包括：一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化、专业化、企业化、产业化；现代要素大规模投入、迅速扩散、广泛应用；农业结构更加多元化、差异化和高附加值化。二是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经营形式现代化、多样化、规范化；生产服务特色化、绿色化、高效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方式调整转型。三是农民工市民化：社会待遇公平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职业培训常规化；让农民工融入城市、融入企业、融入社区、融入公共服务体系。中国是世界上极其特殊的国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转型过程，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道路，这就要求要不断增加和强化社会主义因素，诚如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健康公平、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推动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农村内部一体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最终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57]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更加详细地说明了中国如何实现“三化”即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如何破解共同的发展难题“四农”即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并提出了清晰的发展思路，设计了具体的政策和措施。由于全国各地发展条件差异甚大，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会有不同的创新，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效果。

这就是垦区“三化”（农业现代化、农垦工业化、农场城镇化）的国内背景。因此垦区不仅引领和领跑黑龙江省，而且还引领和领跑全国，在创新“三化”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作出表率，提供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回良玉副总理建议全国农业战线的同志应该到黑龙江垦区来看看（2011年4月19—20日）；这就是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称垦区是全国“现代化农业的排头兵”（胡锦涛，2009年6月），我认为还是全国小城镇、小城市建设的排头兵。

总之，国内外总体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垦区实现跨越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卓越发展，未来10年至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垦区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是发展的黄金时期，它既是来之不易，必须十分珍惜，又是需要充分利用，敢有作为，大有作为。

三、对“北大荒之路”的再评价

我们可以从评价垦区“十一五”规划目标值说起（见表1）。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十一五”时期的五年，粮食总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2.1%，大大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率（2.45%），一方面是单产大幅度提高，粮食亩产提高了24.6%，年平均增长率为4.50%，这与科技进步、高水平农业机械化有关，另一方面是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扩大，提高了42%，年平均增长率为7.25%，我称之为“两条腿走路”，这两个指标增长率可能是全国最快的，也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根据世界统计年鉴，垦区的粮食单产，水稻排在埃及之后，位居世界第二，玉米、大豆、小麦都排在前5、6名。这一时期累计生产粮食1454亿斤，累计提供商品粮1333亿斤，商品率到达91.7%，占全国粮食产量比重由2005年的2.1%提高到3.3%，在全国各地区的排名从第20位上升至第13位，超过了辽宁省，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垦区既是全国农业现代化的排头兵，更是全国商品粮的国家队。

表1垦区“十一五”规划主要指标实现情况

我的评价是，垦区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2012年）目标，^[58]2011年粮食产量达到400亿斤已成定局，可以提前一年全面实现。垦区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奋力超越”。要踏上“超越之旅”，这就需要进一步前瞻性地考虑“第二步走”战略目标，同时还要展望“第三步走”的长远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在制定的《黑龙江垦区现代化大农业规划纲要》就显得十分必要，又十分重要。

四、未来发展愿景、使命与目标

未来北大荒需要什么样的愿景呢？需要设想什么样的“北大荒梦想”呢？

伟大民族有伟大的梦想，伟大的时代有伟大的梦想。从“北大荒”到“中华大粮仓”是第一代“北大荒梦想”，已经从伟大的梦想变成真正的现实；第二代“北大荒梦想”，就是北大荒人所提出的“百年垦区梦想”，即建成最新、最美、最绿的北大荒。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最新就是最现代化的北大荒；最美就是自然美与人工美有机结合的使人健康、快乐、幸福的北大荒；最绿就是通过构建三大绿色体系（绿色农业体系、绿色产业体系和绿色城镇体系）构成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北大荒。我们可以简称为现代北大荒、绿色北大荒、幸福北大荒。

垦区作为国家队，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就是三大安全：国家粮食安全，是国家战略储备库，抓得住，调得动，有效应对突发性事件；民生食品安全，是国家实现食品安全的最大基地，使全国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的食品；生态屏障安全，保障中国东北地区（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特别是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等生态系统是十分重要、关系全国或东北地区的生态安全的区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示范区。[59]北大荒需要实现两次跨越：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到维护食品安全；再到维护生态安全。一个比一个重要，一个比一个艰难，一个比一个更具有挑战性。这就是北大荒作为“国家队”应该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发挥的巨大作用。实际上从经济学看，“三大安全”明显的正外部性，这也正是北大荒为全国和东北地区作出的三大贡献，前两个贡献是可以定量评估的，后一个贡献很难评估，但是这一贡献更重要、更长远。

垦区的核心目标就是把北大荒集团打造成世界级绿色现代化的农业企业集团。那么，在当今世界，什么是世界级企业集团？我提出三个标准：一是世界500强企业，这是世界公认的标准，它体现了规模大，市场份额大，影响力大；二是国际同行业中综合指标前10名或前20名，这是国际同行公认的，体现了在行业或专业领域的“排头兵”、“带头羊”作用，代表国际先进水平，引领该行业或专业；三是拥有国际知名品牌或世界名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特别是国际基础发明专利（该指标衡量本地区的首次发明专利，是衡量自主创新能力的清晰指标），这是今后国际的新标准。符合上述某一个标准的企业就是世界级企业；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标准，就是世界级一流企业。所以即使是进入世界500强，如果没有实现后两个条件，也还不是真正的世界级一流企业。

当今国际竞争的本质就是世界近230个国家或地区的几万个跨国公司和无数个企业（仅中国就超过上千万个企业）的市场竞争，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这种背景条件下，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因此，一个国家在世界500强中的数目和地位也直接反映了该国在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中的能力和地位。从有世界500强榜单以来，北方国家一直居主导地位，几乎没有南方国家的企业，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才成为“后来者（New Comer）”，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我称之为中国企业的集体崛起。从美国《财富》杂志的数据库看，2000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只有10家，到2011年已经有69家，超过日本（68家），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大陆企业57家，台湾8家，香港4家，而在2000年时只有1家。我们保守估计，到2020年仅大陆就会达到120家以上，再加上香港和台湾，中国将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这充分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变局。[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