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 30 年”——该如何理解日本的“失去”？

日剧《我的事说来话长》

“失去的 30 年”——自泡沫经济破灭，“失去”一词便总是伴随着日本，如影随形，从“失去的 10 年”到“失去的 20 年”，现在是“失去的 30 年”。这个语汇也像一面铜镜，投射了正目送经济走出高速发展轨道的中国人内心的惶恐。

但只用“失去”能充分“折叠”日本过往 30 年的历史吗？

在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中，作者刘柠就试图摒弃“失去”的思维定势，以期从更长的历史脉络来认识、把握当下的日本。他将明治维新以降近 160 年的日本历史划分为帝国时代、资本时代和文化国家时代，虽相当粗线条，却自有其放宽历史视界后形成的独特思考逻辑。而常被不无轻佻地诉诸媒体表达的所谓“失去”的 30 年，其实也正是日本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大幅缩水后，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时期。

那么，日本真的“失去”了吗？向文化国家的转型是否让日本摆脱了危机？对这一问题，刘柠也在本文做出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行文中，日本不只是一个投射国人情绪、单纯提供“前车之鉴”的他者，而是具有更复杂的语境、其发展轨迹也足够清晰的邻国。

摒弃“失去”式思维定势，宏观把握日本历史的发展脉络

撰文：刘柠

感谢许洋老师的邀请，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交流。刚听了陈言老师和安邦智库赵至江老师关于日本“失去的 30 年”和“团块二代”问题的主题分享，受益匪浅。尽管两位所谈的话题对我未必是全新的，却不失为一次思路的梳理，客观上也使我的问题意识进一步清晰化。

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失去的 30 年”，包括“团块二代”所面临的问题，也与“失去的 30 年”有关，所以我想从这个问题切入讨论。

所谓“失去的 30 年”，归根结底，是“泡沫经济”惹的祸。1989 年 1 月 7 日，裕仁天皇驾崩，漫长的昭和时代终结，日本迎来了平成时代。在翌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当内阁总理大臣小渊惠三手持以楷书挥毫的“平成”二字的台纸官宣年号时，国民断然不会想到，这个以汉籍《史记》和《书经》中的出典命名的年代，竟是一个长期萧条且发生了奥姆真理教惨案和两场灾难性巨震的年景，人们还多半停留在对原典的“内平外成”“地平天成”等意味祥和氛围的想象中。

平成的开局，似乎也佐证了日人对太平盛世的想象。彼时，日本的人均 GDP 已实现了与美国的“倒挂”；1989 年底，日经股指飙到 38 915 点，得意忘形的券商甚至扬言：“就日本来说，股票市场是不存在万有引力的。”是年 9 月，京瓷公司会长稻盛和夫从东京飞纽约，在日航班机的头等舱里邂逅老熟人、索尼公司会长盛田昭夫。二人握手、寒暄，相互坦白了自己的旅行目的（此前都是商业机密）。原来，两位老板皆是为签约而来：京瓷公司收购了美国首屈一指的电子零部件制造商埃尔科 （AVX） ，索尼则收购了娱乐业巨头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那绝对是泡沫期的高光时刻。转过年，在正月的第一个交易日（1 月 4 日），艾萨克·牛顿爵士的阴魂便登场并主导了日本桥兜町的东京证交所。于是，重力法则复归：当天，全股暴跌。可任谁都不会想到，这个普通交易日的跌停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更大的冲击在后头。股市的崩盘引发房地产共振，并波及实体经济。从泡沫破灭后的 1992 年起，连续三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0.4%、0.5%、0.6%，接近零增长，企业倒闭潮持续了五年，天文级的不良债券则积聚了更长时间，直到 21 世纪初小泉政权时，才在被媒体称为“经济改革沙皇”的经财大臣竹中平藏的主导下，逐步剥离，却也从此落下了“新自由主义”的病根，遗患至今。

这场漫长的经济萧条持续了何止一代人！贯穿始终的热词有二：一是“通缩”——这个原本并不很通俗的经济学专业术语，居然成了连超市收银员都耳熟能详的语汇；二是“失去”——这与我们今天的主题密切相关，从“失去的 ×× 年”到“失去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在日本的语境中，特指“就业冰河期”世代，大致相当于 1970—1982 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不仅折射了日本社会严峻的现实，在不知不觉间悄然越境，也成了国人关切的话题，且那种关切代入感之强，很难说是隔岸观火。特别是自 2021 年 7 月，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高台跳水以来，所谓“日本的昨天=我们的明天（或今天）？”的假设，日益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现实意味的敏感问题。

在泡沫经济崩溃的初期，尽管资产大幅缩水，经济社会遭重创，但日人的失落感还不是很明显，这一方面是应激反应所致，即肌体的能量在短时间内被调动起来，以紧急应对物理性创伤，但心理上对创伤的反应和“消化” （PTSD） ，却是滞后的；另一方面，日人觉得挫折只是暂时的、一过性的，增长的机理和原动力犹在，强悍的实体经济的基础未被撼动，雄风重振不是梦。所以才有 1991 年初，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在泡沫破灭、股市和地产均遭腰斩的情况下，还紧急拨款 130 亿美元充当战费，以表达同盟国对盟主美国的支持。至少在那个时点上，日人内心还有种“日本比美国更强大”的笃定感。

1995 年 1 月 17 日凌晨，发生阪神淡路大地震。里氏 7.3 级直下型，致 6 434 人遇难，重创神户，并波及近畿圈城市。记得当天上午，我在公司的会议室看 NHK 电视新闻，看到直升机航拍的神户湾的惨状，内心很沉重，站在我旁边的日本女同事，边看边用手帕拭眼泪。而关西震后的废墟还未清理干净，仅两个月后，关东地区又发生了奥姆真理教事件：3 月 20 日早通勤高峰时段，在教祖麻原彰晃的策划下，奥姆真理教成员在东京都心部三条地铁线的五班列车上，施放被用作化学武器的沙林毒气，致 13 人死亡，6 300 余人受伤，举世震惊。随着两场天灾人祸接踵袭来，眼瞅着，经济社会和世道人心都在动摇，原先弥漫于主流社会的那种笃定感在一点点流失，而失落感不断加剧。于是，“失去的 10 年”说应运而生。

所谓“失去的 10 年”，是指泡沫经济崩溃后的 10 年，基本与平成改元后的时段重合，大致相当于 1990 年代。作为对经济萧条现状的一种描述，类似的说法还有“平成萧条” （平成不況） 和“泡沫萧条” （バブル不況） ，但均不如“失去”说流行。只消稍做一番语词考古的功课，便不难发现，“失去”说只是日本媒体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追溯，其解释力有限，且多少有“偷懒”之嫌，在我看来，甚至代表了某种智性的怠惰。因语义所限，当“失去”说试图描述的客观现实进一步延伸，溢出了当初语词所定义的时间线时，人们往往倾向于采取顺延时间线的“修正主义”策略，以延长流行语的“赏味期”。于是我们看到，到 2010 年，日本的 GDP 被中国超越，世界“老二”的大国地位易手后，有了“失去的 20 年”的说法；及至疫情前后，又出现了“失去的 30 年”说。在此，我们不妨做一个预判：再过四五年，如果日本经济仍无大起色的话，那么，“失去的 40 年”说是必至的。

历史是一条无尽流动的长河，分分秒秒都在“失去”——Lost，but so what？可同时，历史的发展又不是纯线性的，上次的“失去”既不等于这次，亦不同于下次，古希腊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就经济泡沫崩溃后的一部平成史而言，同样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和文化。其间连政权都发生过不止一次更迭，殊难用“失去”的时长统而言之，历史不应该被如此机械、被动地定义。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论历史》一书中，曾专门探讨“历史学和时段”的问题。他主张用短时段取代事件史，其对应的是编年史作者和新闻记者的时间，比较适合传统的“宣叙调”（“失去的 ×× 年”是典型的新闻记者笔法，也不失为一种宣叙调）。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新的历史叙事——中时段：它描述局势、周期，甚至“中周期” （intercycle） ，考察历史的大段落，“可涵盖 10 年、25 年乃至康德拉捷夫 （Kondratiev） 的经典周期——50 年”。而在短时段和中时段之上，布罗代尔认为，还有一种“更持久的历史，用世纪来度量的历史——长时段甚至是超长时段的历史”，可用来描述经济学家所说的长期趋势或结构。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者，如中世纪、文艺复兴，或日本史的中世、近世等，即是长时段或超长时段的概念。

布罗代尔的思想，给我以方法论的启迪。近年来，我个人倾向于将明治维新以降近 160 年的日本历史，粗线条地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帝国时代、资本时代和文化国家时代。

日本“团块二代”现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论坛。

本文作者在论坛上的分享。

从 1868 年 3 月 14 日，年轻的明治天皇睦仁率群臣对神明盟誓，公布《五条誓文》——“一君万民”的体制就此确立，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裕仁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大日本帝国宣告解体，帝国时代跨越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长达 77 年。在某种意义上，明治维新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漫长的国家资本主义运动，像极了 19 世纪的“改开”。尽管也受过自由民权运动的洗礼，历经“国权与民权的变奏”，但毋庸置疑，国权胜出，民权被代表。明治维新第二年，明治政府即打出国是，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重心在“富国强兵”。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日本成为名实俱至的立宪国，不但彻底挣脱了此前被列强加诸于身的不平等条约，而且以西人之道还治西人之身，借此跻身列强俱乐部。接下来在亚洲连续打赢了两场战争，“一战”后，以战胜国的名义，成为世界“五强”。帝国时代的日本虽然是新参者，却是当仁不让的“优等生”：开疆拓土，攫取海外殖民地；作为宗主国在对外施行暴虐统治的同时，兼营经济开发和皇民化教育；“二战”巅峰期海外版图达 700 万平方公里，约为其本土的 20 倍……所有这些 KPI 都“不寒碜”。

日本史上最帝国范儿的时代是大正期。我们今天在东京、大阪、京都等一线城市看到的所谓“帝冠样式”和洋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基本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由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赖特设计的老帝国饭店坐落在东京市中心的日比谷，一箭之遥的丸之内有帝国剧场，顶级的三越百货在日本桥。“今天帝剧，明日三越”——在帝国剧场观剧的第二天，来三越购物吧！大正 2 年（1913）三越吴服店的广告语，折射了东洋最初的消费社会的光影。不过，对头部资产阶级和达官显贵来说，“今天帝剧，明日三越”的节奏还是略嫌慢了点，充其量算小资。下午在三越百货购物，傍晚在帝国饭店吃西餐、喝咖啡，晚上去帝剧听一场音乐会，那才是帝国时代感官生活的天花板。

位于东京丸之内的帝国剧场旧影（于 2025 年 2 月重建）。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在 1945 年的那个酷暑之日（所谓“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坍塌。日本用一部近代史，完整演绎了“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神话。

接下来，进入资本时代。从 1945 年“终战”，到 1951 年《旧金山合约》签署——日本实现国际复归，用了 6 年时间。其间，在美国主导的对日“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造之下，最初几个重要步骤之一——解体财阀得以贯彻、实施，以削弱对经济的集中化控制来谋求中产社会的形成和做大。于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经过改组，摇身一变为合法上市的股份公司，重新在战后国民经济建设的热潮中扮演了机关车的角色。我们今天在东京市中心，仍可见那些财阀构筑于大正期的精美绝伦的洋馆，但多为美术馆、博物馆、复古摩登的咖啡厅，是普通市民和观光客可轻松消费、享受片刻闲暇的治愈的公共空间。战后日本之所以被称为“企业社会”，与这种由战前财阀企业主导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笔者喜爱的摄影家长野重一曾以黑白摄影作品《5 点钟的上班族》，表现丸之内三菱本馆前公司职员下班回家的都市“风景”。日复一日，那成群结队西装革履、手拎公事包、面带凝重表情的“企业战士”大军，从地铁口钻出来，又像水银泻地般地四散流入市中心的写字楼群，与长野胶片上 65 年前的节奏简直一模一样，只是规模更大，氛围更震撼也更压抑。

战后日本，在自民一党独大的“ 1955 体制”和由通产省宏观指导、所谓“护送船队”模式的加持下，经济增长神速。1967 年，日本超越当时的西德，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老二，这一记录一直保持到 2010 年——被中国超越。由加盟“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大企业构成的日本财界主流，既创造了“日本第一”的奇迹及规模不逊于本土的庞大海外资产，同时也埋下泡沫经济的隐患，遂有后来为世人所见证的那惨痛一幕。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资本时代的终结点该划在哪一年。我倾向于划在平成改元的 1989 年。理由有三：以昭和 20 年 （1945）为分水岭，前三分之一弱是帝国时代的余绪，后三分之二强则是资本时代，长达 44 年，符合布罗代尔所定义的中时段，足以考察趋势和周期——此其一；其二，尽管经济表面上仍在增长，但导致翌年初开始的多米诺效应的动因悉皆就绪，只待第一张骨牌的倒下——如箭在弦，一触即发，状况已不可逆；其三，1989 是世界史意义上的特殊年份。战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冷战”桥头堡的日本，对“历史终结”（弗朗西斯·福山语）尤为敏感，而随着平成改元，历史已翻篇。尽管增长的余势一直维持到 1994 年，但已无关宏旨，日本踉跄着步入下行的轨道——1989 年 1 月 8 日，随着日本史上最冗长也最悲情的昭和期的终结，资本时代也走到了尽头。

长野重一的摄影作品《5 点钟的上班族》（1959 年）。

1989 年（平成元年）1 月 9 日至今，是日本的第三阶段——跨越平成、令和两个元号（明仁天皇系因高龄而自主退位，故平成、令和这两个时期并无明显的区分），从长度上说，同样是中时段。我在上面说过，历史的流动不是纯线性的。过去的 36 年，日本也经历了几个重大节点和不同的发展时期，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总的来说，相对于上一个时代（资本时代），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文化国家。

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大幅缩水，但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却不断提升。动辄数十卷煌煌巨制的漫画长篇及以之为蓝本改编的动漫，上百集的大河剧、NHK 晨间剧，不仅在国内夺人眼球，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辐射效应。且不论别的，吉卜力工作室和新海诚这两个 IP，就创出多少票房？从无印良品、优衣库，到便利店、百元店，这些平成期孕育的商业文化，今天已如地苔般覆盖全土，且早已越境，仅大创（Daiso）这一个品牌，便拥有逾 5 000 家门店。

位于埼玉县东所泽的角川武藏野美术馆，是一个集产、学、研、展、销于一体的动漫文化基地。

平成是艺术的收获期，可以说各种艺术门类在这一时期都变得更成熟，形式上更洗练、更精粹，臻至化境，如视觉艺术、J-Pop、设计等，不一而足。特别是设计，日本已进入“设计负责一切”的社会，从日常生活到公共服务，可以说无一处细节没经过设计。

我个人比较关注日本建筑。因老龄少子化社会的延伸，在泡沫经济崩溃时，首都圈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1/4；经过“失去的 30 年”，最大的变化就是 1/4 变成了 1/3——全国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住在大东京。而且，这个趋势仍在持续扩大，未来全国一半人口都移居东京，也不无可能。但如此急剧膨胀的东京，却并不给人以逼仄、压迫的感觉。相反，在都心和副都心等商业繁华区域及郊外卫星城，有大量的公共空间和绿地，分布于地面、地下和空中。人同样是置身于钢混和玻璃幕墙的密林中，却满眼绿植，随处可坐，反而比二三十年前多了几分从容、闲适和自由感。与此同时，东京像一个巨大的魔兽，始终在膨胀——不但呈水平扩张，也往地下钻、朝天空生长。昭和期的东京地标，是 332.6 米高的东京塔，而平成期的新地标是天空树，高 634 米；平成期，东京多了两条巨深无比的地铁线：副都心线和大江户线；东京的天际线被改写，也是在平成期，甚至在刚刚过去的新冠疫情期，高度再次刷新。而所有这些造城的奇迹和梦幻般的规划得以完美实现，美轮美奂到全无死角，连公共洗手间的一台便器、一只水龙头都能按照统一技术规范严格安装，不能不说是拜发达的建筑业之所赐。

记得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旧文中说：日本最具国际化水准的产业，不是制造业，也不是动漫、出版业，而是建筑业。这不仅在于日本是普利兹克奖得主最多的国度，大师如云，更在于其高端、可持续性的城市规划理念，及可将任何严苛的建筑设计按图纸要求严丝合缝地付诸兑现的一流建筑施工商。今天，我仍抱持这种看法：日本建筑，是文化国家日本的一张名片，也是令人刮目的硬核成绩单。

文化的精致与繁荣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安倍第二次政权时期，打出了“观光立国”的方针，将原先的政府观光局升格为观光厅，辅以史上最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和外国人签证缓和政策，疫情前便实现了当初设定的年接待 3000 万观光客的目标，疫后则大幅超越，2024 年达 3687 万人，观光业确确实实成了日本经济的支柱产业。毋庸置疑，中国中产是日本文化消费的主力军。旅游加疫情后期兴起的“润日”潮，大有将东京、大阪、京都的米其林店变成自家在北上广深的“后厨”之势。乃至在京都等城市，受制于接待能力的瓶颈，过饱和的状况使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出现了所谓“观光公害”（over tourism）的反对舆论。

位列日本 Top 10 的现代美术馆——DIC 川村纪念美术馆即将永久闭馆。图为 2025 年 3 月 20 日——闭馆前 11 天，前往打卡的人流。

2025年3月26日，位于东京都心的创意美术馆（CreativeMuseum Tokyo）。图为排队等候参观漫画绘本作家吉竹伸介个展的观众。

日本向文化国家的转身，绝不仅仅是媒体流行一时的说法或笔者一己的臆测，而是正儿八经的国家战略转型，伴随着各种具体措施及巨额预算，政、官、财并举，正积聚能量，蓄势待发。一个明显的动静，是文化厅迁移工程。早在 2016（平成 28）年，安倍内阁便做出了迁移的决定，旨在利用千年古都京都的资源优势，提振传统文化，并带动观光、产业、教育和福祉，力求通过强化“城市·人·工作”的连结来谋求地域创生。原计划于 2017 年实施，后因疫情而有所滞后。2023（令和 5）年 3 月，作为中央政府省厅之一的文化厅本部，正式从东京都心的霞关迁往京都御所附近的新厅舍，包括文化厅长官都仓俊一在内的近百名官僚，开始在新办公大楼里行政。

由此亦可看出，资本时代退潮后日本的文化国家化转型，并非偶然，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动，且多少带一种“官民并举”的色彩。用我的日本策展人朋友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疫后的日本，已进入“一亿总职人”时代。玩笑归玩笑，但文化国家时代将持续下去，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皮肤感觉”，也是当下日本的现实。

位于中目黑的 RESERVE ROASTERY TOKYO，不是一间普通的星巴克，而是一条从咖啡烘焙到面包制作的生产线。每天从早上一开门，直到深夜打烊，不但内部各层和露台座位统统爆满，外面永远有排队等候入内的客人。

以上，就是我对从明治维新至今，日本近现代史的一个粗线条梳理。帝国时代和资本时代，很容易理解。但恰恰是对肇始于平成的晚近历史，到底该如何定义，如何描述，其实从学界到媒体，仍莫衷一是，迄无定说。关于这点，似有必要再啰嗦几句。

我之所以采用“文化国家时代”的描述，其实是受到更早时常见诸日本媒体的另一个说法——“民生国家”的启发。上个世纪，日本从高增长期到泡沫吹起而未破的时期，经济如日中天，西方社会四处弥漫着“日本第一”的神话。那种舆论与日本国内的“日本人论”结合，调门之高，立场之保守，几近意识形态化。但彼时，也有一些严肃的政治家和学者在思考日本未来的出路，摸索经济的“着陆点”，他们提出了两种战略：

一是“普通国家”（state power）化，二是“民生国家”（civilian power）化。前者无需多解释，从 90 年代到 21 世纪之初，中国的舆论对其多有反制。关于后者，他们预判日本即将迎来老龄少子化时代，主张将日本过剩到淤的资本向民生领域倾斜，逐渐变（那个时期的）“低负担，低福祉”的税制结构为“中负担，中福祉”，继而促进产业升级，只保留一些绿色环保型高科技核心产业，旨在使日本国民在 21 世纪初叶之后（其实也就相当于目前这个时期），可望维持类似瑞士那种国家的生活水准。可后来，一方面正面遭遇“中国崛起”，另一方面老龄少子化的进程提前到来且加速，日本经济大幅萎缩，“普通国家”化明显缺乏展开的空间，近年来已不大提及；而“民生国家”化，同样受制于国家实力，后虽经几次增税，消费税从零一路涨到 10%（未来可能增至 15%），到今天，国民平均负担率已达 47.8%，达到甚至超过了当初战略家们设定的“中负担”水平，但生活水准却远未达到瑞士那种天花板级，反差倒是越来越大……

我们姑且不对所谓“民生国家”化的战略路线之现实与否和对错，做价值判断，我只想借用“民生国家”的说法，来定义平成时代以降的当代史。但若是细究内涵的话，“民生国家”仍是一个经济导向的语汇，而我想定义的中时段，则有强烈的文化意涵。鉴于此，我决定用“民生国家”的壳，结合我想表达的思路，以“文化”置换“民生”，遂有了“文化国家”说。

再补充一句，帝国时代、资本时代、文化国家时代的三段说，也并不完全是我个人的原创。长年以来，我受到比较文明学者梅棹忠夫、哲学家梅原猛等文化保守主义者论客的不小影响，也是在整合他们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个框架。

东京地铁站内无处不在的艺术展览公益广告。

最后，应许洋老师的请求，我想顺便回应一下主题发言之后，坐在我对面的两位青年学者的问题，因为问题本身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一是应如何看待日本“失去的 30 年”的问题。

近年来，特别是随着中国一线城市地产泡沫破灭，经济下行的现实加剧，常听到一种质疑：日本真的“失去”了吗？甚至有人认为日本所谓的“失去”，实为一种话语策略，是用来“麻痹”中国和国际舆论的弹幕。其依据并非学理性的，主要是说日本国民收入仍高于中国；同时，其社会仍维系安全稳定的运行，并没有呈现崩盘的迹象。

对这个问题，我主张应就事论事，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站在日人的立场，客观理性地评价，避免主观情感代入，借人家的酒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对日人来说，“失去”是真实的，也是惨痛的：日本经济的顶点是 1994 年，其名义 GDP 约占世界总和的 1/5，而 30 年后的今天，仅占 4 %；日经股指和东京地价，追杀回泡沫崩溃前的标的，用了 35 年。泡沫破灭前，日本的人均收入在 OECD 国家中处于前列，曾与美国倒挂 4 年之久。但 30 年固定不动，其间经历了大规模货币宽松、日元贬值及疫后的通胀，相对收入其实是大幅降低了。近年来连续被韩国、以色列、西班牙赶超，在 OECD 这个富人俱乐部中勉强叨陪末座，只比波兰、匈牙利等原东欧国家略高。30年前，日本是“一亿总中流”的中产社会，乃至在西方人眼中，整个国家就是一“日本株式会社”。可如今，派遣社员等非正式雇佣者达四成，日本已蜕变成阶级社会，贫困人口增殖。特别是女性和儿童的贫困问题，更是触目惊心。据日本财团的报告，今天全国每 7 名儿童中，便有 1 名贫困儿童。

再看作为民主国家的另一项重要指标：新闻自由度。日本是传统的媒体大国，全国性大报的发行量动辄千万级，“无冕之王”作为第四种权力，不止一次被“舍得一身剐，把首相拉下马”的案例所证明、激励、强化。但是，在记者无国界（RSF）发表的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排名中，去年（2024）比前年（2023）再次后退，从 68 位降至 70 位，在 G7 国家中居末位。

所以说，日本国民的“失去”感是真实的，也是强烈的，他们既无拿“失去”说事，以“麻痹”世界舆论的必要，也没有了那份心态上的余裕。至于国人常说的日本国民平均收入仍高于中国和社会比较稳定这两件事，在我看来也是有关联的。日本毕竟已经成功软着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泡沫破灭时，日本的国民收入是 OECD 国家中的高位，与美国倒挂有年，即使后来遭遇经济崩盘，财富缩水，也远高于世界银行所定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水准，从而避免了跌入陷阱的悲剧。而政治制度的转型，更是在经济软着陆之前。虽然在“ 1955 体制”下，自民独大，但在野党的制衡并未失灵，包括选举在内的民主制度是有效的，政权更替并非完全不可能，事实上也不止一次发生。除此之外，相对独立的官僚阶层和较比完善的社保、医疗等社会安全网（safety net），可基本保证即使政权发生更迭，社会也不至于陷入大的动荡。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移民能否有效填补日本劳动力不足的窟窿。应该说，我个人很早就注意到“润日”的现象，甚至私下为一些朋友提供过那方面的咨询。2022 年 9 月 29 日，我在为“财新网”撰写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的专文（）中写道，中国中产“把日本这个法律上的非移民国家变成了事实上的移民国，润日成为润派的一个现实选项”。

1949 年前的老华侨，加上在“改开” 40 年中移居日本的新华侨，再加疫情后期开始成批“润日”的国人，日本目前约有 87 万华人。且不说多数持经营管理签证的“润日”者，并没有打算或没有能力进入日本就业市场，就算 87 万人悉数杀进日本的就业市场，也远无法填补日本劳动力不足的窟窿。我不是经济专家，不掌握相关数据，无法给出具体答案。但我记得大约 15 年前，大前研一便在其著作中谈过，日本正陷入慢性人才不足的漩涡，每年劳动力缺口大约是 18 万人。18 万这个数字，我记得真切。可毕竟是 15 年前的数据，现在肯定不止这个水平，估计乘以 2 都未必能打住。

日本因出生率低下导致人口不足的问题，由来已久，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文化原因。为弥补劳动力缺口，开放移民，从海外引进人才，原本是题中应有之意，而且是当务之急。可是，开放移民需国会立法，立法需取得民意的支持，而若想得到民意支持，需先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让国民接受移民的现实。日本的问题在于，移民增量远不足以弥补劳动力缺口，亟待立法，以“开闸放水”；可立法总难以提上日程，亟需民意的支持；而老百姓虽然备受劳动力不足之困扰，却又不愿清算“单一民族国家”的文化心理。结果是，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特别是所谓“单一民族国家”问题，不单是社会心理和文化问题，在日本早已意识形态化，甚至是一种禁忌。对此，我国老一辈学者徐逸樵先生很早就做过相关研究，指出“日本的单一民族论是一种完全没有根据的神话”：

日本民族（大和民族）也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是不断的由进入日本列岛的各民族混血而成的复合民族，其中包含有南亚和北亚两系统的各民族。（徐逸樵《先史时代的日本》，三联书店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第 393 页）

徐逸樵《先史时代的日本》，三联书店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

历史问题头绪过于复杂，暂不展开。据相关统计，截至 2024 年 9 月，在日本定居的外国人达 360 万，约占日本总人口的 3 %。除了 87 万华人，其余分别为韩国人、越南人、菲律宾人和日裔巴西人等。按说，纵然只占总人口的 3 %，也是当然的少数族裔，理应给与法律上的承认，但日本传统的做法，是暧昧化处理。除了针对在日韩国人有带明显歧视意味的蔑称“在日”，针对老一代华人有“华侨”这个大体中性的集体称谓，针对日裔南美人有“日系人”的说法之外，对旅日外国人，基本是不提、不承认，也不正名。日本迄今也没有一条关于少数族裔权益的法律，同样也没有任何一条关于外国移民权益的法律——在法律上，压根就没有“移民”的提法。数以万计的“润日”分子们，名义上也只是持经营管理签证合法在日开展经营活动的商务人士，是根据实际或包装的公司业绩照章纳税的对象，仅此而已。

这就是目前中国新移民所面临的现实。所以——回到您的问题，关于中国移民能否有效填补日本劳动力不足的窟窿，我个人的答案是“否”。

谢谢大家。

（2025 年 3 月 20 日，在安邦智库“关于日本‘团块二代’现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的讨论会上，笔者应邀做口头分享，本文系在发言的基础上整理、扩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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