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是什么?如果你心目中的女性主义就是“骂男人”、要求“男女平等”,那么你可以来看看以下这个故事。闯入女性主义课堂的异男,从一个社会上的强势角色,变成课堂上的相对弱势,他该怎麼应对?
2009年,我来到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就读,从此展开一整年的学习歷程。这一年是我思想进行改变的转捩点,而我在第一学期修习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当代剧场》这门课,从此引领我走上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的道路。
刚走进教室,发现这堂课充斥著各式各样、很快就可以辨识出的“弱势族群”。基本上这是在女性主义课堂上很容易发生的现象。眼神锐利的黑人女同学代表黑人女性主义,头发剪得非常短、举止阳刚的女孩是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的代表,另外有一些打扮比较入时的男同志象征酷儿政治。我很庆幸自己可以蒙上一层“亚洲酷儿”的神祕面纱,一方面代表著被西方凝视的“第三世界”,一方面又象征着不同於白人的酷儿政治。在女性主义课堂上,越“弱势”你就越“强势”,说话越有份量。(了解多一点:不是所有女生的生活里,都只有卡地亚和爱马仕)
这时,我发现一个打扮相当中规中矩,一脸天真模样的白人男同学。在这样的“弱势族群”中,他显得相当格格不入。后来才发现他叫威尔。但威尔之所以格格不入的重点不在于他的打扮,而在于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异性恋男孩。威尔来自威廉与玛丽最有名的商学院,毕业后一心只想从商赚钱。他具有四重主流身份:白人、男性、异性恋、有钱的中产阶级。这使得他很快地在女性主义的课堂上,成为一个最容易被攻击的箭靶。
其实我从第一周起就很佩服威尔的勇气。身為一个异男,要走进女性主义的课堂,本来就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因为在父权社会的刻板认知中,女性主义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骂男人”,没有一点勇气的男人,宁愿待在家裡睡觉也不愿意走进这样的课堂成为炮灰。威尔在没有做任何功课、连女性主义历史有三波等常识都不知道的状况下,还敢大刺刺走进这个课堂,老实说我非常敬佩他。
在女性主义课堂中成为炮灰的威尔
接下来的课程就有趣了。威尔每次只要发言,其他同学都会不耐烦地立刻举手,等著驳斥他的言论。有时候甚至威尔一举手,大家就会开始警觉,等他开口讲两三句,半空中就会立刻出现一整排高举的手。相反的,蒙上了“亚洲酷儿”(或说“第三世界酷儿”)面纱的我,带有一种奇妙的优势,每次当我发言时,同学总是非常专心聆听,有一周讨论到各国童话故事如何塑造女性形象,聊到《花木兰》,全部的人都看著我期待我说上几句话。我只好把南北朝的叙事诗《木兰辞》提出来,甚至连类似的女性变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也都讲了。同学专注聆听,煞有介事地点点头,觉得自己好像吸收了多了不起的中国文化似的。
有一回大家在课堂上讨论爱米·布鲁姆(Amy Bloom)写的《正常》(Normal)一书。书名相当具有讽刺与批判性,因为书里面介绍的全是被主流正常社会排除在外的“不正常”的人,包括女变男变性人、异性恋变装癖以及身理双性人。其中一段讨论到异性恋变装癖非常多面不讨好,因为异性恋觉得你恶心,同性恋觉得你只是不想出柜,变性人又觉得你非常窝囊没勇气,而支持他们的往往只有他们的妻子。
威尔这时提出一个非常单纯的疑问:“为什么同性恋和变性人要排挤他们?大家都怪怪的为什么不一起做朋友?”威尔常常提出这种非常天真,可是却又有一些道理的话。
但大家通常对他都很不客气,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大家又群起攻之。“什么叫做怪怪的!”“你到底懂不懂我们在讨论什么!”七嘴八舌,威尔又成为炮灰。后来我出现解释,被压迫的他者也有内部的细部特异性与冲突,就像被指称为“亚洲人”的我们,彼此之间也有不同的对立、差异与主体性,不能混为一谈。我的回答赢得大家的肯定。
好像是在这时,威尔发现,这个神秘的亚洲酷儿说话总是很有份量,于是他开始常常缠着我,就连老师宣布分组做期末专案时,他都特地横跨一整个班级,跑来跟我说:“嘿,Paris,我要跟你一组。”我有点傻眼,问他为什么专门找我?他说:“我如果找别人,别人一定不会要跟我一组。你人很好,会接受我的邀请。而且,你说话一向很有份量,只要我跟你待在一起,我就不会再被骂了。”威尔人生中可能是第一次必须向这样的一个“双重弱势人士”,压低姿态做出请求。还有,他真的被骂到怕了。
我答应了威尔的邀请,那其他组员是谁呢?我拉了我认识的、住在同一层宿舍的金柏莉,她是一个安静、瘦小的金髮美女,但总是会平静地提出非常锐利的见解,是个相当聪明的女孩,我看到她都想到《金法尤物》,偷偷称她为瑞丝薇斯彭。另一个是在威廉与玛丽学院兴起女性主义社团、是一份女性主义刊物编辑的克莉丝汀,后来和我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最后一个则是念电影系,对电影剪接很有一套的红发帅哥亚当。威尔说,找亚当来是因为他想要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