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号烈士是谁？他29岁倒在战友枪下，毛主席亲自颁发烈士证

我国首位被毛主席亲自颁发烈士证书的烈士是谁？他29岁英勇牺牲，倒在战友枪下

1938年12月的延安清寒透骨，毛泽东对着昏黄的煤油灯，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手稿上加了一行批注：“洪湖的经验，值得各地借鉴。”那位在堤埂与浅滩间把国民党精锐耍得团团转的青年指挥员，此刻已离世五年，他的名字叫段德昌。

在公开的红军序列里，段德昌的职务不过是红六军军长，论军阶并不算最高；可到了1952年10月3日，中央为革命烈士家属颁发纪念证，毛泽东亲笔写下“第一号”，送到湖南南县段家老屋。从颁证名单的排序，可看出这位29岁就倒下的年轻将领，在领袖心中的分量。

1904年，段德昌出生在资水岸边的农家。父亲世代耕读，盼他成个秀才；谁也没料到，风起云涌的时代把少年推上另一条路。辛亥革命的炮声、五四运动的风潮，像春雷一样唤醒了长沙、也震到了县城。那时的湖南，进步思潮沸腾，新学堂里议论最多的是“改造中国”“解放劳苦大众”。就在这股风里，17岁的段德昌第一次见到了前来督学的毛泽东。

“年轻人，你可愿意为天下人谋幸福？”毛泽东问。段德昌挺胸回答：“愿意！”这句干脆的回答让毛泽东记住了这个眉宇硬朗的后生。两人随即分手，各奔其途，却没想到命运会一次次把他们拉回到同一条战线。

1926年夏，北伐东进前夕，毛泽东自广州回湖南，在衡阳短暂停留。码头边一支学兵队伍匆匆而过，带队的正是段德昌。稚气尚存的脸上已添几分老练，两人隔着人群点头示意，无声胜有声。不到一年，武昌城头枪声大作，彭德怀率部进城，随行政工干事仍是段德昌。冥冥之中，第三次遇见，使三人自此信任加深。彭德怀后来形容：“他把我拉进党，算是我革命路上的一盏灯。”

南昌起义失败后，红军余部辗转鄂西。河网密布、苇荡连天的洪湖，是理想的根据地，却也考验指挥员的胆识与智慧。段德昌与贺龙、周逸群踏着泥浪扎进去。敌军习惯走官道，他偏偏从水巷出没；敌骑追来，他把小船一翻，潜进芦苇。久而久之，便形成“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打法。当地船娘说，那些红军像水鸟一样，说没就没，说现就现。

26岁那年，中央电令成立红六军，段德昌任军长。论资历，这个任命不寻常，却无人质疑。湘鄂西的三省交界带因此连成一片，给中央苏区北翼减了不小的压力。毛泽东在延安读到参谋部汇来的战况，批示里专门点名“鄂西游击战甚佳，可作范例”。

洪湖的成功并不靠地形本身，而在善用地形。河湖港汊纵横，既便于隐蔽，也易被水位变化切断补给。段德昌给部队定下规矩：作战三分兵力，两分安排接应，一分打主力；粮食分散存船，士兵会操舟。短兵相接时再狠也不过几分钟，转身即散，敌人追到脚下一滩泥，只能干瞪眼。不得不说，这种打法和毛泽东后来的十六字诀不谋而合，难怪毛泽东觉得“像是隔空商量过”。

1933年春，湘鄂西内部“肃反”风声鹤唳。文件、口号、检讨书像雪片一般，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段德昌从前线赶回根据地，刚提议“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围剿”，就被指控“有里通外敌之嫌”。夏曦主掌公判，枪声在5月1日清晨响起。倒在泥草中的青年军长没有等来敌军，却倒在自己人面前，年仅29岁。

土地革命战争各苏区都经历过“肃反”扩大化的阵痛，湘鄂西的教训尤为沉重。许多老红军后来回忆，不愿复述那段日子，因为“同志间互不信任，比枪林弹雨更瘆人”。段德昌的冤案，是那场狂风里最刺目的破碎旗帜之一。

好在历史最终给出了公正答卷。1938年毛泽东再次研究洪湖战例时提到：“段德昌烈士当年之策，今日仍合用。”1952年10月3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第一批烈士家属纪念证，毛泽东俯身在编号栏写下“1”字。专员把证送到南县老宅，段母拄着木杖，抬头细看章印，没说一句话，眼圈却红了。

1955年授衔大会筹备期间，彭德怀在名单背后写了句批注：“若在，至少大将。”那天晚上，他把纸条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沉默良久，轻声念着“段德昌”三个字，眼眶湿润。有意思的是，之后的官方通稿里没有出现这段插曲，档案里却留下了那张带泪痕的纸条。

段德昌牺牲时，洪湖仍在硝烟中；数十年后，湖水早已宁静。当地老人提起这位少年军长，总爱举个简短例子：船过浅滩，桅杆得侧着，侧得巧，船就过去了；侧得笨，船就搁浅。在他们眼里，这位用芦荡和小船撑起一片天地的年轻人，正是那个懂得“侧得巧”的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