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本文作者转载自《一嘘三叹论文学》，作者王彬彬，南京大学教授。

作者在文中写道：

近些年，我常有一种感慨，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实在是过于聪明了。

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指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在这些方面，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什么时候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

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文 | 王彬彬

来源 | 《一嘘三叹论文学》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

近些年，我常有一种感慨，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实在是过于聪明了。

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指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在这些方面，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当代文坛上，颇不乏这类极善于识时务的俊杰。这些人，为人为文，都那样善于把握分寸；一举手一投足，都那样恰到好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痛快淋漓。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这些人的立身处世，借用《庄子》里的话，真可谓是“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于是，这些聪明的人，以他们惊人的聪明，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

书生有时难免有所谓书生气。书生气，是一种不识时务、不会做人、不善处世、不懂分寸、缺乏现实感的表现，是与本文所说的聪明水火不容的。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他们过人的聪明，早使得他们把注定在任何时代都不合时宜的书生气洗得干干净净。他们过人的聪明，甚至使得他们从来就不曾沾染上书生气这种“恶习”。有诗云：“儒冠多误身。”其实，儒冠本身并不误身，误身的是书生气。不独在今世，只要有浓郁的书生气，在任何时代都必定处处碰壁。不独在今世，只要没有书生气，儒冠便非但不会连累，反而必定能帮助人活得好，活得如鱼得水，活得有名、有利、有地位。

有研究者说，鲁迅是深通世故而不世故。鲁迅的不世故，是偏不世故，是拒绝世故，是不屑于世故。深通世故的鲁迅，却专爱与当时的社会捣乱，十分不惮于与人结怨，并且说什么：“我所憎恶的太多，理应得到憎恶。”鲁迅固然也反对赤膊上阵而提倡“壕堑战”，但鲁迅是从“战法”而不是从“活法”上说这番话的。主张“壕堑战”，前提是要战斗，是为了更好地战斗，而不是仅仅为了活着，不是仅仅为了保全自身。而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些极聪明的人，则是深通世故而又极为世故的。当然，他们有时也战斗，但却是在绝对不会危害自身的情况下战斗，是在稳操胜券的把握下战斗。他们也运用“壕堑战”，但那前提，是要安全，是要保全自身，在这种前提下，他们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则藏。不妨放上几枪时，便瞅准某个合适的目标打上几枪；不能射击时，便不但不射，反而把枪也深藏起来，作出一副良民样，现出一派顺民相。

中国作家、中国文人立身处世上的聪明，其实是一种渊源久远的文化现象。中国先秦儒、道、法、兵等诸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处世之道活命技巧来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生存之术。学者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而极为早熟的，便是这种形而下的做人之道，这种技术性的生存智慧。这种做人之道，这种生存智慧，代代相传，一直到当代，仍在一些作家、文人身上有极为出色的体现。学者又说、中国文化是很世俗很务实的文化，是充满了现实感的文化。而这种世俗性、务实性，这种现实感，也在当代那些作家、文人的聪明上，在他们精巧的做人之道、惊人的生存智慧中表现出来。学者还说，中国哲学主要体现为伦理学，而中国是一个将政治伦理化的社会，且中国文人自古也与政治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因此，中国文人的做人之道、生存智慧，便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实，即便在当代，中国的文场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官场，从文，在有些人那里，是从政的一种方式，既如此，那种做人之道，那种生存智慧，便不但是必要的，且在实践中越磨越精巧，越磨越圆熟了。

几年前，读到过一篇关于某个如今颇有名望的文人的文章，这位文人如今已过古稀之年，近十年来，他的散文随笔令众多读者喜爱，当有人问他是否被打成过“右派”时，他说：“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语气里有明显的得意，也有明显的对那些被打成了“右派”者的嘲弄。这句话，这语气，真让人想到《庄子》里多次出现的对那些不懂得重生，不知道保全自身，为了某种信念某种道义而致祸者的讥嘲。在这位如今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看来，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真是大傻瓜，他们太不懂得做人之道了，太缺少生存智慧了，太不知道怎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了，质言之，太不聪明了（我在这里不指出这位老先生的名字，只是因为我已记不清那篇关于他的原文，手头也找不到，而并非要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否则我也过于聪明了）。

当中国作家、中国文人为自己的聪明而沾沾自喜时，近代人文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以及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便显得十分可笑，而那种超越世俗的精神需求，则更成为匪夷所思的了。中国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某种意义上，都只能说是一种滑头哲学，都往往忽略人的意志和品格。当面临严酷的现实时，当遇到强大挑战时，不屈服，不妥协，高扬自身的意志去与现实抗争，在对现实的超越中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这是一种极愚蠢极不明智的做法。而聪明的做法，是要识时务，要现实些。不要用鸡蛋去碰石头，要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冷静地分析利害，寻找到一条远祸全身，趋利避害的现实途径。有论者曾对中西两位文化先圣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过比较。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拒绝宣誓改悔，从容地面对死亡。他说：“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前进，把通向理想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顾虑后果。”而中国的孔子，则教导人们：“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比起苏格拉底，孔子显得很富有现实感，很善于识时务，很聪明。

“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这句话里所显露出来的聪明，确乎是渊源有自的。有些老一代作家、文人，还视这种传统的聪明为至宝，想要传授给青年人。在1994年3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我读到萧乾先生的《给青年朋友们》一文，其中有些话，颇令人寻味。例如，萧乾先生在对巴金先生的大力提倡说真话“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改成：“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并举例说：

1955年在文联批判并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书生吕荧跑上台去说了句“我想胡风的问题还不是敌我性质。”他马上被台上两位文艺界领导制止，随着就有人上台把他揪了下来直揪到监狱里去。几年后，胡乔木虽然把他救了出来，“文革”期间还是死在监牢里。至于“文革”期间像张志新和遇罗克那样死于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是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对“说真话”做了那样的保留，但我坚决认为不能说假话。能保住这一原则，有时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也得准备作出一定的牺牲呢。

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如果说真话是一种绝对命令，那么，便不管后果如何，都要坚持把真话说出来。然而，在萧乾先生看来，显然原则、道义，在个人的身家性命前，都是次要的。“书生吕荧”是太书生气了，那样的说真话，是过于不识时务了，过于缺乏现实感了，过于不聪明了。而把“说真话”改成“不说假话”，其实不过是一次极聪明的心理自我调节，一次极聪明的自欺欺人。在说真话与说假话之间，往往根本就没有中间地带可供逃遁。例如，在批判和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时，沉默，也就意味着默认，意味着赞同，在这种场合，不说真话，就意味着说了假话，意味着亵渎了某种神圣的原则、道义，意味着认可、助长了邪恶。80年代，巴金先生主张知识分子都应该与全民共忏悔，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萧乾先生的逻辑是：吕荧这样的书生因为说了句真话便付出了身家性命，可见真话往往说不得。可以对此来一番逆向思维：如果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像吕荧那样跑上台去说真话；如果当时全中国的书生，都像吕荧那样说真话，情形又会怎样呢？其实，吕荧这样的书生之所以显得那样缺乏现实感，那样不识时务，那样不聪明，只是因为其他人，其他的书生，都太有现实感，太识时务，太聪明之故。

王蒙先生在1993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对王朔表示了赞赏。其中有几句关于王朔的话也很耐人寻味：

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们儿他们的朋友，决无任何不敬非礼。

王朔的确是高智商的，是极识时务的，是太有现实感的，是过人地聪明的，王朔看起来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亵渎，但其实他是很懂得分寸，很善于掌握火候，很能够认清对象的，他是先估量了对手再行事的。他明白什么东西可以骂可以亵渎，但在骂时亵渎时要“适当搂着”，什么东西骂时亵渎时不妨任意尽兴。例如，在碰到知识分子时，碰到书生时，则像阿Q碰到尼姑一样，不妨痛痛快快地骂，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因为这些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是原本就可以被任意欺侮的。

一次，与几位友人在一起聊天，谈到王蒙对王朔的赞赏，友人说，王蒙对王朔的肯定，其实可以看成是对自身的肯定，王蒙与王朔之间，其实有着许多或内在或外在的相通之处。我觉得，这种看法确乎有道理。王蒙当然是极聪明的人。上文所引的王蒙说王朔的那段话，移到王蒙身上，也几乎是合适的，《躲避崇高》一文中，王蒙对王朔的不少评析，都大体可用于王蒙自身。在王蒙与王朔的小说之间，的确可找出不少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之处，那种机智，那种调侃，那种油滑，那种极度膨胀的叙事话语⋯⋯都是二者共有的。王蒙成为王朔的知音，的确并非偶然。

近些年来，老有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不满意，老感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老盼望中国文学能早日与世界文学接轨、同步。其实，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存身之地。在技术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那体现为做人之道、生存智慧的聪明，对文学创作，绝对是有害的。文学，某种意义上，是愚笨人的事业，是需要有点书生气的。

眼下，人们正在热衷于谈论人文精神的重建。而中国作家、文人的聪明，则是与人文精神形同冰炭的。那种技术性的生存策略，那种过于发达的现实感和务实精神，那种形而下的“术”，都绝对是排斥、阻碍真正的人文精神的。什么是人文精神，苏格拉底刀架在脖子上也勇于说出真理，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吕荧那种不识时务地说真话的行为，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当中国文人自鸣得意地说“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时，当中国文人以吕荧为例告诫青年真话不能说时，当中国文人激赏王朔式的高智商、王朔式的油滑调侃时，当中国文人都显得那样乖巧、那样聪明时，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终让人觉得是件极虚无缥缈的事。

什么时候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

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