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蒋介石与“一•二八”（三）

事实上，蒋介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气量，使他对十九路军不可能“爱护特甚”(俞济时语)的。照陈公博《苦笑录》第十二章《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的回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曾有“许多埋怨”：

说句实在话，上海的一二八之役，两方都不是很认真，布满上海的谣言，说蒋先生实在不愿战，只是十九路军已启衅，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蒋先生之不愿战，我也是原谅他的，当时根本上一些准备也没有。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地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正因为蒋介石并不真的要支援十九路军，所以一旦陈公博他们北上游说张学良出兵的时候，蒋介石就下了“毒药”。陈公博回忆：

这场上海战争打了一个月零三日，十九路军为着日军在浏河登岸，感受侧面的威胁，由闸北退到南翔，中间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请救兵，企图张汉卿动员，以牵制日本之师，想造成一个南北全面战争之局。

张汉卿受了沈阳不抵抗之名，大约这次总要吐吐气吧!谁知我们到了北平，看看环境，已像一盘冷水浇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我和任潮到北平，当时就有人告诉我，张汉卿绝不会动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诉我，说蒋先生先一日已派人来，说任潮和我并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们和张汉卿混了几日，可以说毫无结果，汉卿倒以上宾之礼待我们，照例约了十几个重要人员陪我们食饭，临走时亲自到车站送行，说到出兵一节，使你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为有人说汉卿还听李先生的话，或者李先生可以帮我们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谈了许多哲学，说了许多抽象的名词，依然不着边际，更不要希望他能够向汉卿说话。

这一场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阳开第二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吧。这次旅行重新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以至洛阳的故宫，开了五天的全体会议，我便往山西，重与阎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绩都没有，只替十九路军在阎先生那里捐了十万个手榴弹。

蒋介石先一日派人告诉张学良，说陈公博、李济深没有代表性，这不是存心拆台吗？如此看来，他恨十九路军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爱护特甚”啊？

岂止恨十九路军，照中国青年军人社的《反蒋运动史》，蒋介石甚至是“痛恨十九路军”呢!书中第十四章说：

自一月底，上海十九路军抗日战争起后，因此次战争，原为蒋汪所欲避免者，故战前即有逼十九路军让防之举(接防宪兵团早已开到接防了一部分)，而十九路军竟于行将离防之前，不让日人进占闸北，出而抗战，于是大拂蒋汪之怒。故战事起后，蒋汪第一怕得罪日人(因早怀畏日降日意志，蒋在奉化演讲时，曾发表有名之三日亡国论，引致日本进攻上海)；第二恨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因战争前蒋曾下令，日若进攻，不得抵抗)；第三妒十九路军得全国人民之同情与拥护(国内外人民纷纷汇款捐物，自动援助)；第四羞自己相形见绌(因人民士兵均恨蒋之不敢不肯抗日)。于是由畏日而更恨十九路军；由自惭而更妒十九路军，积恨成仇，恼羞变怒，乃第一步故意不援十九路军(少数蒋系军队乃激于民族观念与爱国心而自动往参战者)；第二步假意表示援助而实际坐视不救(因人民愤蒋不援，纷纷提出责难，乃假意表示谓已调兵，交通不便，难于到达)；第三步竟派税警团上级军官王赓勾结日本，报告军情，使日本调兵从浏河上岸而压退十九路军!

这里提到的“三日亡国论”，是出自蒋介石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是《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其中提到他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对日本宣战或绝交。他说：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致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所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

对蒋介石非常没面子的是，就在他做这一宣布后十七天，十九路军就用挺身抗日，推翻了蒋介石这种失败主义的妄言!由于十九路军的抵抗而非不抵抗，不但证明了日本人三日内亡不了中国，并且反证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下令不抵抗的根本错误。可见十九路军的胜利，正好反衬出蒋介石的失策与失败。——十九路军如此罪该万死，安能不被“痛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