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蒋介石与“一•二八”

摘自《蒋介石评传》汪荣祖 李敖/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蒋介石虽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动作依然不断，身在奉化老家，并无碍遥控南京政权。他于离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亲信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又命财长宋子文取走重要财政档案，再命黄埔弟子贺衷寒、康泽等积极筹组复兴社，以巩固特务势力。唐纵也透露蒋于下野之初下令组织“十人联络组”，又称“十人团”，分布各地。(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二十八)他为了尽快复出，有借重国民党内汪精卫及其改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妇一行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抵达杭州，当晚与蒋闭门深谈，翌日报纸只透露“晤谈甚融洽”，不及内容，惟融洽属实，是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促其入京，已发蒋汪合作的先声。元月十八日，行政院长孙科偕何应钦等飞抵杭州，张人杰、张继设宴于烟霞洞，蒋汪同时赴宴，状至愉快。这一批国民党要员又于宴后辟室会商，决定共同入京。林森与孙科在南京显然难以应付，外交与财政问题尤不堪负荷。

蒋、汪等于元月二十二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开紧急会议。再过两天，孙科就主动宣布辞职，由汪精卫于元月二十八日继任行政院长，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五人常委。三月六日，国民党召开中政会，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此蒋委员长成为最高领袖的代名词，又逐步恢复到一人军事独裁的局面。宁粤决裂时，粤方坚持蒋下野以及撤销总司令以夺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费。蒋氏不仅迅速复出，而且重握军权，只是换了一个头衔，由蒋总司令摇身一变成为蒋委员长。

蒋汪合作，各取所需。蒋因宁粤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粤方之势，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种。同时蒋已得罪了胡汉民，另外需要元老级的老国民党来抬轿子。而汪氏的改组派与粤亦有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权力之争，也不难被分化。至于汪本人，无论动机在于共赴国难或政治分赃，于多年流亡之余，终于有主政的机会，自然难以拒绝。

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变”。此一事变，在国民党史册上，“不惟表现了我军牺牲不屈的精神，加强了民族抗战的意志，国际视听亦为之一变。”(台湾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十二章)其实这一作战，却是在对蒋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况下出现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绝不是抗日首义作战者，他们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他们上台时就批评孙科政府陈友仁对日政策太过强硬，所谓强硬，不过是要和日本“和平绝交”。陈友仁也不客气地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声言：“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此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陈铭枢。一九三O年形成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司令戴戟、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等，当年都是陈铭枢第四团的团附、副官、连、排长。这一陈家班的部队，由于宁粤谈判讨论国民党复合问题时，自江西调到京沪一带，任卫戍之职，为对宁粤双方的保证。广州方面是不相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军的卫戍京沪，就顺理成章了。虽然如此，蒋介石却始终不放心，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他的嫡系军队，自然难以绝对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蒋介石的亲日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东北，如今十九路军驻在京沪，碍手碍脚，自所当然。于是，把十九路军调走，也就是迟早的事。

正在这时候，日本海军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专美于前，也派遣军舰四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把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同时，上海的日本侨民又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接连举行居留民大会和游行，请日本政府迅速用断然手段彻底解决中日间所有悬案，根本制止中国的反日运动。日本浪人更乘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带撕毁中国商店的反日标语，甚至殴打行人。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东打伤中国工人。十一月二日，上海又出现了“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大会”，日本侨民三千余人在会中决议：“日本须断然膺惩暴戾的中国。”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五个日本和尚给打伤了，日本侨民两千余人，就在二十日这天，借口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同时在闸北地区捣毁了中国商店，殴打行人。这些情形和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本侨民请愿，向东北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但一月二十一日拂晓，日本浪人两次放火烧了杨树浦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工厂，并砍伤了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日本陆战队也同时出动。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海军增派兵舰赶来上海。一月二十三日，日文报纸传声警告：日本舰队司令和日本侨民宣言：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抗日运动，并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自由行动。

日本人既已横行至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遂在一月二十三日上电中央，表示说：“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十九路军这种决心抗日的举动，显然与蒋介石处处对日本低声下气的政治不合。于是，他决定立刻调走十九路军，并且向日本人屈服，答应日本人道歉、赔款、解散抗日团体四条件。可是，虽然答应了四条件，日本人还是大动干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已极为苛刻，而蒋汪南京政府纵使向日本人既磕头又作揖，可是日本人还是不肯罢休，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九日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发出退让后又被日本人出卖的哀鸣!

蒋介石原是决心要调走十九路军的，拟“以宪兵第六团接替第十九路军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缓冲其间，可保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但是由于日本人的色急难待，突于二十八日晚上侵入闸北，“首向中国警察开始攻击，继则攻击中国正式军队”。十九路军不及调走，正好起而“抵抗日本之侵犯”。(参阅顾维钧《关于中国政府在沪东开始时决定和平政策之说帖》)

蒋介石调来宪兵第六团固然迟了一步，但是十九路军方面有技巧的“抗命”，也产生了鬼使神差的结果。宪兵第六团在一月二十八日正午到达真如，其实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就在真如，当晚全线抵抗的命令，就发自真如指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