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水运网)
转自:中国水运网
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菠萝新鲜饱满,寄到农村乡下的则青黑干瘪;一线城市收到的电饭锅是热门款、正品货,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
近日,有关电商“AB货”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所谓“AB货”现象,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A货为优质正品,B货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残次品或滞销品的商品。
从服装到食品,从珠宝到日化,同价不同质、“看人下菜碟”的发货套路,正践踏网络经济的公平底线,侵蚀电商行业的信任根基。
1消费者被“双标”对待
近日,“购物车里有多少‘AB货’在等你”的话题,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相关投诉量高居电商投诉前列。
一位天津的消费者透露,自己与县城老家的亲戚下单了同一家网店同一个链接的牛仔裤,但是收到的东西却明显不同:自己的面料厚实、颜色纯正、双排缝线,而亲戚的则面料薄软、单排缝线、断线头多。
北京的何女士爆料称,自己一直很喜欢某品牌的拖鞋,在北京买的穿起来很软和很舒服,而发到老家乡下的,穿起来硬邦邦的,硌得脚生疼,质感根本就不一样。
明明下单同一款商品,为啥地址不同,收到的货品就有了云泥之别?
一位从事生鲜电商多年的商家坦言:他们把品相不佳、良莠不齐的水果叫“电商果”,专门发往偏远地区。“一般消费者很难界定水果品相好坏,混发小果、次果,能够显著降低成本。”他说,“有些地方的人不太挑,退货率低。”
他还勾画了“AB货”的发货线路图:平台上显示的是同一款商品、同一个价格,但你下单后,一些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在后台给消费者画像,悄悄搞“狸猫换太子”。
一线城市、核心商圈被标为“高敏感、高维权”,优先配正品“A货”;低线城市、农村偏远地区被标为“低维权、低敏感”,大量分流减配“B货”。
针对消费者的反映,一位测评博主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这位博主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洼,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该博主认为,商品品控不稳定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AB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
此外,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AB货”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AB货”,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板”。
一名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板”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上述人士表示,“A货”只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如国妆特字号),实际发货的是小作坊的“B货”。用户举报假货后,市场监管部门来排查时,拿出来的却是正规出厂的产品,检测结果也是合格的。这种带有作假性质的运作是真正的“AB货”。
2多重原因造就乱象
在某投诉平台,“AB货”相关投诉已超过3000条,涉及商品从服装到家纺,从生鲜到家电,几乎无所不包。
“AB货”问题由来已久。过去是实体门店“挂羊头”展“A货”、线上网店则“卖狗肉”发“B货”,消费者在店里看到摸到的是一个样,到手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今,套路升级,线上店铺也是“展A发B”,城市发正品货、农村发简配版。
“AB货”现象,绝非个别商家“偶然疏忽”,而是无良商家、算法逻辑、法律监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流量至上的畸形竞争与维权成本过高的监管缺失叠加造成的困局。
无良商家不择手段。为了在低价吸引流量的同时不让利润“塌房”,一些商家便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做减法:给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发“A货”维持好评与权重,用微利甚至亏本订单换流量;占订单大头的下沉市场,则通过“B货”赚取超额利润。
平台算法推波助澜。“用B货换生存”是不少商家争取算法推荐、低价内卷的选择。而走量“B货”能给平台带来更多佣金和广告收入,所以平台宁愿以“技术中立”为由,也不愿主动拦截或预警,甚至默许商家利用算法精准区分用户、发放“B货”。
消费者举证维权难。“AB货”多数只是用料、渠道、做工有差别,检测举证成本往往高于商品本身价值,许多人“知难而退”;和城里的年轻人相比,“农村爸妈”维权意识和能力有限,更容易被“工艺差异”等说辞搪塞。
法律监管缺失缺位。不少消费者反映,之所以愿意为价格明显低于线下同款的线上商品买单,主要受线上页面内容的影响,文字、图片等商品介绍内容与线下商品几乎相同,有的稍有差异的内容没有明确标识。有的商家既不标注“电商款”,也不标注“商场同款”,有意让消费者误以为线上线下看起来一样的商品是同款。目前,针对区域不同的“AB货”尚无认定标准,商家轻易就能以“批次不同”为由规避责任;处罚力度也多以“退货退款”为主,违法成本远低于潜在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健盛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AB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实现“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唐健盛表示,商家要做成这件事,必须精准拿捏市场需求:既要清楚“高线”产品有多少人需要,据此确定订单数量;也要掌握“低线”产品的需求规模。之后,还要将这两类货品分别仓储,发货时绝不能出错。所有这些环节,都需要经过精密计算和预判,商家做了“坏事”,不一定能赚到“黑钱”。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化名)对此认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B货”的商家。
3品控失控漏洞丛生
除了蓄意造假,还有一些消费者遇到的“AB货”问题,其实源于供应链环节的品控失控,属于质量问题。
在电商服装行业,一件衣服从生产到消费者手中,需要经过多个环节:上游工厂或档口生产、仓储物流、电商后台订单管理以及最终发货。
多家来自山东、浙江等地的服装工厂负责人表示,他们通常会对面料进行把关,包括根据客户需求寻找面料、提供质检报告,并在成衣完成后进行初步检查。
但要保证衣服没有线头、走线问题等细节瑕疵,电商商家在收到货后还需要进行一次人工检查,这通常被视为品控的最后一道关卡。
然而,在如今的电商模式下,这一道关卡往往并不存在。
目前行业中常见的发货模式包括自有仓储、工厂代发以及云仓发货。“代发”模式下,工厂直接将商品发给消费者;“云仓”则由第三方仓储公司负责入库、发货、退货分拣以及售后。
在这些模式下,电商店主甚至可能从未见过自己销售的商品,品控的最后一道检查实际上被省略。
生产环节本身也可能带来差异。
例如,当某款商品突然爆单时,原本合作的工厂产能不足,商家可能临时寻找其他工厂代工。不同工厂的生产标准和技术水平不同,就可能导致不同批次之间出现质量差异。
如果商家同时与多家工厂合作,但内部品控管理不到位,最终成衣在做工甚至尺寸上也可能出现明显差别。
例如服装配件的区别。对“AB货”的投诉中,不乏拉链样式、链条颜色、裤腰抽绳等细节差异,这些情况便很有可能是批次不同导致的。
不过,上述浙江地区的服装工厂负责人也指出,这类差异通常有一定范围。
“正常情况下,不同批次最多就是色差。”他说,“如果差异很大,除非是销量起来后换了更便宜的工厂。”
但在供应链的漏洞中,还存在一个较为严重的造假空间。
多宗消费者投诉的案例中,都能看到关于衣服材质的问题。例如有消费者称收到的大衣手感是很明显的天然纤维材质,但吊牌上却写着百分百羊绒。当该消费者向客服投诉并表示要拿去质检时,对方则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款的选择。
事实上,面料成分造假的成本并不高。
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上,仅需200元至350元,就可以购买一份未经实测的“质检报告”。一位从事此类业务的人士介绍,不同用途的报告价格不同,“能扫码查询的200元,需要机构电话或邮箱查询的350元。”他还提供了一份“质检报告”的样本,上面有质检机构的公章。
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祝涵表示,如果商家故意提供伪造的检验报告,法律后果比普通欺诈更严重。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外,还可能涉嫌诈骗犯罪;如果伪造的是国家机关出具的检验报告,还可能触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4亟待细化监管措施
针对“货不对板”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巍表示,电商平台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监管,尤其对于消费者差评、投诉较为集中的产品和商家要严格审核,替消费者把好商品质量的第一道关。同时平台对商家的销量、信用等要进行可视化标记,一旦信用被标记,商家行为会更加自觉规范。
“现有法律法规属于原则性规定,希望能出台针对此类问题的规范性文件或行业标准。”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应细化对“AB货”的具体界定和相关要求,比如更加细化对线上商品的介绍内容,且标识必须全面清晰,比如货号、颜色、质地等信息,不能出现表述含糊、用小字进行隐藏或内容欠缺等情况,故意造成消费者混淆。
平台要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不仅要做到让消费者“投诉有门”,还要及时反馈,真正解决问题。应对消费者反映的新问题新现象,有关监管部门也要加快研究相应管理举措,迅速形成长效的约束机制和有震慑力的打击力度。
朱巍建议,消费者协会等机构要充分发挥指导监督作用,通过加强针对性的宣传指导、不定期向社会公开负面案例等方式,促进行业形成自律。同时消费者也要提高辨别能力,理性购物并非单纯“比价”,也要“比质”。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AB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AB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陈音江表示,电商平台应通过信息监测手段,如关注商家发货动态和消费者集中投诉,及时发现问题,同时建立商品一致性对比机制,例如进行定期抽查;对货品不一致的商家,应采取下架、整改或清退等措施;平台内部的商家信用机制也可以进行分类和引导。
对消费者来说,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AB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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