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一教授去世，享年102岁

原温州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温州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符丕盛老师，因年迈于2026年2月18日上午6时50分逝世，享年102岁。

为缅怀符丕盛老师，本平台特重发2016年《温州人》杂志刊载的《赤子之心 昭然如月——记温州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符丕盛教授》一文。该文2016年由符丕盛老师口述，施菲菲老师整理。

记者：

“黄埔军校”在风云跌宕的民国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而“黄埔军人”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则是带有些许神秘感的特殊群体。现年92岁的符丕盛先生身上的“教授”和“黄埔”的标签，让人更有“特殊群体”中的特例之感。

耄耋之年，作为温州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整整20年，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从信河街来到黎明路上班。

元月，笔者有幸聆听这位思路清晰、视听敏锐、谦和有礼的老者叙说他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坎坷人生。

赤子之心 昭然如月

——记温州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符丕盛教授

黄埔军校毕业照

我的经历与我那些出生入死、历经血雨腥风的同学相比，实在算不上“坎坷”。 1997 年在北京参加全国黄埔军校第二次会员代表会议，与我分在同一个讨论组的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曾有民国时期将军军衔的李默庵说：在我们黄埔同学中，你是少有的能平平安安走过来的幸运者，你是无意识地抓住了机遇，让“重在表现”的政策在你身上生效。为你庆幸哦！

是的，我庆幸我的命运之中总会出现让我“柳暗花明”的机遇和为我“遮风挡雨”的贵人。

报考黄埔军校

1925年，我出生在辽宁盖州一个乡村，祖父是给地主家赶大车的。父亲成年后，也是在镇上的大石桥做搬运工。因为逃债，后来移居到海边的熊岳镇，挑担沿街叫卖海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11岁才上小学，当时的东北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学校把日文列为主课，他们千方百计地向学生灌输的是奴化教育。到了小学五年级时，家里再也没钱供我读书，我辍学到抚顺市一家的药店当学徒。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人一直强占东北三省，作为中国人，我虽然年纪小，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怒火一直在我心中燃烧。当学徒的几年中，我坚持自学文化，还利用晚上时间去读夜校，梦想着有朝一日考上军校，成为一名像当时流传的故事中那些英勇的中国军人，为抗日救国出力。

抗战胜利，我家家境稍有好转，我凭着自学的文化功底，考上沈阳国立第三高中。毕竟没读过初中，赶功课很吃力，我担心自己难以考上大学。再说日本投降，国军部队浩浩荡荡开进沈阳，接受这个东北的大城市。看到中国人自己的军队武器精良，战士服装整齐、英姿飒爽，那种浩气，那才叫威武，让差点当了亡国奴的东北人是多么地扬眉吐气。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更坚定了我要当一名军人的念头。

1947年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沈阳招生，我为了要穿上那身威武的军装，义无反顾地去报考，当时我并不知道此校就是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录取后，我们在葫芦岛码头坐上军舰先到上海，从上海换船到成都，先要在成都双流训练六个月，才能成为正式的军校学生。

黄埔军校分有步兵、骑兵、炮兵、辎重兵等类别，因为我身材高大，熊腰虎背，被分列在辎重兵科。

当时内战已开始，物质匮乏，军校生活很艰苦，训练却非常严格，不管怎么寒冷，军号一响就得起床训练。夜间，经常搞紧急集合，我们扛着枪炮，穿着草鞋爬山涉水。宿草丛，吃干粮，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的。

本来学制是四年，因为局势变化，我们只学了两年，1949年上半年就提前毕业了，我被分配到浙江衢州第六编练处。

当时家里来信说东北已经解放了，我很想回家，不再想当我少年时梦寐以求的威武军人了。我与三位同学一起离校，我们到了柳州，我的行李箱丢了，里面放着我所有的衣物和证件。同行的邓达同学的老家在江西进贤县，他的父母收留了我们。

兵荒马乱，交通阻塞，没有路费，虽然邓家对我很客气，但寄人篱下，身无分文，那感觉是很纠结人心的。后来收到哥哥的来信，说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他在天津做生意。我决定北上找哥哥。

从辅仁大学到北京师大

在哥哥支持下，我在北京报考大学。当时有两座学院录取了我。一是朝阳法学院；一是教会办的辅仁大学。朝阳法学院在民国时朝是名牌大学，后来听说考上法学院的学生先要下乡搞土改，我退却了，选择了辅仁大学教育专业。

小时，父母亲就肯定我有个好个性：责任心强，不管做什么事，只要接受了，就会千方百计地去做好。1949年考上辅仁大学后，我就给自己立下座右铭：少说话，多做事，把教育专业的功课学好。虽然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但在内战中，我没上过战场，更没放过一枪，我只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学生，我要以实际行动证明我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忠诚。我相信政府的“重在表现”政策。

新中国刚刚成立，万物复兴，尤其是提高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被提到当务之急。一位比我高一年的学长王振家（他是北平地下党，后来我猜想是他在背后帮助我，使我顺利读上教育学研究生）找我商量，说他们在鼓楼办了一座工人夜校，很需要教师，问我能否参加工人文化补习班的工作，去那里兼课，我一口答应下来。

在学校里，我是班长，后来还是系学生会主席，我邀请来几位同学，每天带着他们去离学校很远的鼓楼夜校上课。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风里来雨里去的，一直坚持工作了半年。大学生们给工人上课，社会反响很好，工人老大哥常常表扬我们，那位王姓同学更是满意得不得了。

不久北京西城区教育局为给失学儿童办补习学校，区领导了解了我们在鼓楼夜校上课的情况后，要我去筹办这个儿童补习学校并兼任校长。我又利用课余时间承担起这项艰难的社会工作。学校有400多名孩子，任课的老师都是我邀请的辅仁大学的同学。我们根据学生不同文化程度，给他们编班，因材施教，让这些在旧社会失学的孩子在半年的时间里学到他们这个年龄段应该具有的文化水平，然后送到全日制学校正式上学。

那时确实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和我的同学克服了重重困难，以极高的热情投入这项“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活动中，我们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得到各级领导的赞赏。学校更是满意，给我的“群众教育”这门功课罕见的满分。

我和我的爱人刘好兰也是在这段时间恋爱的，她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在给夜校上课、给失学儿童补课的社会活动中走得更近，更相知。1954年，我们在天津结婚，哥哥将自己一间房子给我们作婚房，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教育系并到北师大教育系，我和刘好兰都转到北师大继续学习。

1953年，我本科毕业，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上级的分配旨令。我生怕我的“黄埔经历”会给我的分配蒙上阴影。分配的告示都贴出来了，我与刘好兰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出乎意料的是学校决定我们俩人留校继续深造，就读刚刚筹办的“研究生院”。我攻读心理学专业，刘好兰攻读教育学专业。

当同学们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时，我自己也纳闷：是我的积极的表现抵消了我那“黄埔身份”，还是哪位善良的贵人在背后帮助了我们。

1955年符丕盛获硕士学位照

1955年，我“北师大心理教育系研究生”毕业，并获硕士学位。大部份同学都分配到东北、西北，我和刘好兰又出乎意料地被分配到上海师院。临行时，北师大人事处干部找我谈话，他说：你在校学习成绩不错，政治表现也很好，对你的政历问题，组织上给你下的结论是“一般政治问题”，你不必顾虑，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只要好好工作，你一定能干出成绩。

在那么多的“黄埔人”之中，我确确实实是领受到“重在表现”政策光环的幸运者之一呀！后来，听到我的同学所经受的诸多磨难，我更是为自己能有如此的“特殊经历”而感恩不尽！

1954年结婚照

在上海师院，学校分配给我们一套房子，我把东北的父母也接过来一起生活。大女儿在北京出生，叫燕燕；二女儿在上海出生，叫申申。

在温师院任教并评上教授

1958年，温州师专升级为“温师院”，我与刘好兰等9位作为骨干教师，被调到温州支援“温师院”。从此以后就一直在该校工作，整整40年，1998年退休。我们一家四代人都生活在温州，与鹿城结缘至今。

刚到师院，条件很艰苦，我在上海师院一月工资82元，到了温州，因为“地差”原因，只72元。一家六口就住在学校大礼堂楼上西边的化妆间里，夏天没有蚊帐，冬天北风呼呼地穿过板壁。没有马桶，要到公共厕所解决内急……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的人生座右铭还是：少说话，多做事，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心迹。

在师院，我教心理学，刘好兰教教育学，学生很欢迎我们的功课。

1964年，温师院撤消，改为“温州地区教育函授站”。没有了学生，我的工作改为做“教学调研工作”。就是调研农村、山区农业中学的教学情况。我们常常要背着行李，跋山涉水到最偏远的山区去调查那里的教育情况。没有车，没有公路，我们在田间小路、崎岖的山路上走。一次，前不着村，后不见店，我口渴得要命，只得去喝农田里的水，同行的人很担心，生怕我喝了这些脏水会中毒。

文革中，学校调我去温师院校办工厂，负责做材料供应工作。不懂机械、不懂经营，但只能服从安排。为了尽职，我东奔西走，自己掏钱买香烟，自己掏钱招待客户吃饭。那些紧缺的物质，如椴木、电解铜、铝锭等，都被我采购过来。我的成功，解决了校办厂的燃眉之急，让厂长惊喜不已。

“经济大清查”时，梳理厂里的账目，我一清二白。大家都知道我的人品：实事求是，公私分明。

当然，在“文革”中也出现过几次整我的风波。比如，师院开运动会，因为我的嗓门大，安排我当“司令员”，喊起跑的口令。凡是单位的安排，我都会服从，并且很认真地去完成，领导因此表扬我。有人就贴出大字报反对，说一个国民党的兵有什么权力来给“工农兵学员”发号司令。

我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我的俄语老师叫“彼得”，我是这门功课的课代表，再说成绩又好，老师自然很喜欢我。有一次，老师在课堂提问“对杜威的教育思想的看法”时，我的点赞让老师非常满意。

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我是“修正主义培养的苗子”。但这些风波都没有酿成“坐牢判刑”的大祸，我始终受到单位领导的信任。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我们一家人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尤其我的妻子，每当政治风云卷起时，她日夜担忧，生怕哪天飞来横祸。

当选会长，坚持岗位二十年

1995年，温州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换届，由老会长卓力文先生推荐，经温州市委统战部批准，我被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2004年，又被选为浙江省第三届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温州黄埔军校同学会活动

任职二十年来，每年几次的政策学习会，接待外地来温交流的客人，还有周年庆、春节、端午、中秋的节日慰问，给台湾的和海内外的黄埔军校同学发新年贺卡等等工作，我都有条不紊地展开。我还担任过一届温州市人大代表、一届浙江省政协委员，至今还蝉联五届温州市政协常委会常委，最近几天正在忙着写建言。虽然92岁了，我还是不遗余力地把这些还需要我做的社会工作一样一样做好，不负重托。

我是黄埔军校第22期学员。在北伐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黄埔军校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他们为救国救民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当前，中华民族面临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黄埔人仍然还要发挥“爱国•革命”的优良传统，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绵薄的力量。我感到我做的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现在，我们温州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只有19人，市区只有9人，并且都是高龄的老者，都走不动了。我们的联络也只能通通电话，我们大家在电话里说说话，交流交流情感，传递信息，也感到很温暖、很亲近。有人问我，为什么90多岁了，每天还从信河街的寓所骑车到黎明路的同学会会所上班。因为我心系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我要认真贯彻黄埔军校同学会“发扬黄埔精神，联系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为圆中国梦竭尽我的一片赤子之心。

符老师92岁时，在办公室的工作照

作为“黄埔人”，我很幸运，考入辅仁大学后，又在北师大获教育专业硕士，后来又在上海师院、温州师院任教，1990年评上教育心理学教授。在我的学习、工作环境之中，我的单位、我的领导，都能很到位地执行“重在表现”的政策，由于他们讲究方针政策，宽宏大量，才能让我平平安安地学习、工作，使我能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热量。我很庆幸，我也很感激！

（符丕盛口述，施菲菲整理，2016年5月完稿）

来源：温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