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的开创兴起与‘延陵季子’观中原诸夏之风

正当春秋中晚期的中原各诸侯国以及南方诸侯霸主楚国都在经历着或大或小的国内政治纷争、权力更迭的同时，远在东南水泽地方的诸夏远脉成员——吴国（吴国号称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太伯及二伯父仲雍的后裔所建立，不过其真实性存疑），也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生了权力交接，时任吴王余祭意外遇弑，其三弟夷昧成为新的吴国国君。

吴国，是周王室的同宗国家（按《史记》记载）；当年古公亶父（即周太王檀公，周文王的祖父，周部落第十三代首领，周始祖后稷的第十二代孙）生有长子太伯（泰伯）、次子仲雍和幼子子季历。而季历之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早慧聪颖，深受祖父古公亶父的喜爱，于是想要将周部落首领的大位传给昌。

但根据当时的继承传统，应该由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来继承周部落首领之位，因此古公亶父左右为难、不知究竟如何安排继承人，久而久之之下忧思成疾、郁郁寡欢。

太伯旁观之下、很是明白父亲的意思，于是就借口外出拓展部落生存空间，和二弟仲雍一起离开周部落所在的岐山（周原、即今天的陕西岐山县），千里迢迢出奔到当时还很荒凉的大江（长江）之南，定居在梅里（今江苏无锡梅村）一带，又主动‘断发文身’，舍弃周之习俗，融入当地部落组织，还将先进的周部落农耕技术（周部落就是以农耕见长的）带到大江之南。

而江南的诸多各当地小部族仰慕太伯、仲雍的高尚品德和无私的技术传播，于是纷纷前来归附于太伯、仲雍，因此太伯、仲雍在江南积攒实力、招抚土著，终于开创了‘勾吴’古国，也就是吴国的前身；这就是‘太伯奔吴’的历史史实。

后来太伯年老去世，因为无子所以由其弟仲雍继位（也就是说之后吴国的国君都是仲雍后裔）；而仲雍也因老迈去世后，吴国的君位先后由其后裔子孙季简—叔达—周章相继继承。周章在位时，恰逢周武王（即姬发，周太王古公亶父曾孙、王季历之孙、周文王之子）伐帝辛（纣王）成功、代商而建立了周朝。

周武王取代殷商、自号‘天子’、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后，为了显示自己的周室正统继承人地位，于是派人四处寻返二位伯祖父太伯、仲雍的后代，历经周折后总算找到了远在江南水泽之中的周章。

这时，周章已经是勾吴国君，于是周武王便以此为号正式封周章为诸侯，建国于吴，称‘吴国’；又把周章的弟弟‘仲’封在周王室北边的夏后氏故址，建立虞国；‘仲’就是虞国始封君‘虞仲’。

周章去世后，其子孙熊遂—柯相—强鸠夷—余桥疑吾—柯卢—周繇—屈羽—夷吾—禽处—转—颇高—句卑—去齐相继继位；而句卑在位时，与吴国同宗的晋国（周武王少子叔虞的封国）国君晋献公灭与吴国同出一脉的虞国，仲雍后裔诸侯，至此只剩吴国一家。

去齐死去世后，其子寿梦继位，这一年是周简王元年（前585年）；而寿梦继位后，吴国开始逐渐强大起来，寿梦也自称为‘吴王’（僭越称王、中原诸国都不承认）。寿梦，是吴国始祖太伯（其实是仲雍直系后裔）的十七世孙（吴国世袭都根据太史公的《吴太伯世家》中所记载；而在寿梦统治时期，吴国‘始通于中国’、也就是中原地区。）

周简王元年（前585年），寿梦亲自到雒邑王都朝见与自己同年登基的新天子周简王；这也是吴国国君自受封诸侯以来，第一次到中原朝见周天子。周、吴同属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后裔，寿梦前来朝见周简王，相当于是认祖归宗。因此周简王大喜之余赐给寿梦异于其他诸侯的特别礼遇，并称其为‘叔父’。

周简王二年（前584年），因国内政治倾轧失败而自楚国逃亡至晋国的前楚国大夫申公巫臣怨恨楚国君臣诛灭了其留在楚国的族人，便发誓要报复楚国，所以在国君晋景公的信任重用下，巫臣主动请求出使楚国的近邻吴国，促使吴国和晋国结交通好（利用吴国对付楚国）。

巫臣亲自带着晋国的三十辆兵车到达吴国，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熟悉车阵，以让他们与楚国争斗交战、抢夺势力范围，又把自己的儿子狐庸留在了吴国担任行人（外交官），专门负责与晋国联系交往。

此后，在晋国的大力支持协助下，吴国开始与楚国激烈争斗起来，一年之中让楚军七次来回奔驰以抵御吴军的入侵。周简王十年（前576年）十一月，吴国第一次参与了中原诸侯的会盟，寿梦与晋、齐、鲁、宋、卫、郑等国国君在钟离进行了会面，这标志着吴国开始全面参与到中原诸侯之间的外交活动中来。

寿梦有四子——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夷昧和幼子季札；季札，因封地在延陵，所以又名‘延陵季子’；季札的品德、才干、能力均都要高于上面的三个兄长，仁爱贤明，所以寿梦对这个幼子最为喜爱，而诸樊、余祭、夷昧也都非常喜爱幼弟季札。

周灵王十一年（前561年），吴王寿梦去世；临终前，寿梦想把国君之位越过前三个儿子，直接传给幼子季札，但季札坚决推辞不就；于是，寿梦将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夷昧以及季札都叫到身边，先命长子诸樊在自己死后继位，然后嘱咐诸子说：以后吴国的君位一定要遵循兄终弟及原则，最后必须传到季札的手中。

诸樊继位后，当了十三年的吴王；周灵王二十四年（前548年），诸樊在率军攻打楚国巢地时，不幸中箭阵亡，其二弟余祭便奉父亲寿梦当年的遗言继承王位，成为了新吴王。

周景王元年（前544年），余祭率兵攻打越国得胜，并抓了一大批越国俘虏，于是便安排其中某些人担任‘阍者’（也就是守门的），并负责顺带看守吴国的船只。

不久后，余祭想去视察一下自己的船队，便带着随从来到河边查看战船；可正当余祭一艘艘船看过来、看到那个越国俘虏所驻守的船只时，越国俘虏却突然抽出随身携带的短刀（按惯例，守船人有佩短刀的资格，以防万一），将毫无防备的余祭当场给刺死了。

吴王余祭被越国俘虏弑杀身亡，这也是吴越两国成为世仇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余祭遇弑后，其三弟夷昧同样按照父亲寿梦当初的传位遗嘱，即位为新吴王。

夷昧即位后，为了加强与中原诸国的联系（好对付大敌楚国），于是派王弟季札为使者出使中原，并将吴国的政局更替情况告知给诸侯们，这也是吴国向各诸侯国表示友好的意思。

季札自吴国启程后，第一个就到了徐国（其实徐国是嬴姓东夷国家，秦国的远亲，并不是传统的中原诸侯）。

在与徐国国君会面时，徐君与季札很投缘，交谈融洽，还曾多次设宴招待季札。当时，季札随身所佩带的吴剑装饰豪华、制作精美，徐君很是喜欢，但又不好意思出面对季札求取。

而季札心里也知道徐君喜欢自己所佩的宝剑，但因为他是奉君命出使别国，必须要佩戴符合自己身份的饰剑，不能轻易转赠给别人，于是季札假装不知道徐君的意思，打算等自己出使回来、经过徐国的时候（这时候差事已经完成了），再将剑赠送给徐君，以遂其心愿。

离开徐国后季札就来到了鲁国，并拜见了鲁国卿士叔孙豹（叔孙穆子）。因为季札的人品风度和渊博学识，叔孙豹顿时感觉与季札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当即痛快地聊个不停。

在聊了很久后，季札通过与叔孙豹的交谈情况，再加上自己的判断，斟酌再三后还是直白地对叔孙豹说：

“有句话，我考虑了再三后还是觉得应该告诉您：‘我觉得您将来恐怕不得善终啊’；为什么呢？我曾听说——君子当致力于择贤人，而您在这一点上做得还很不够！您喜欢良善之人，但却没有选择这样的人来为国家效力；您现在是主持鲁国国政的宗卿，如果不慎重的举拔人才的话，长此以往怎么能行呢，祸患终究会降临在您身上啊！”

季札与叔孙豹只不过才初次见面，也就交谈了半天不到，却直白地对叔孙豹说出了‘您恐怕不得善终’这样的‘不好听话’，可以说‘相当冒犯无礼’了。但季札随后又解释了自己这么说的原因，以及自己的担忧，普通人基本上不会在刚认识时就对别人说这种肺腑之言的，季札直接对叔孙豹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担忧，这表明他确实坦荡直言、没有私心，是真正在替叔孙豹考虑。

叔孙豹在听了季札的话后虽然脸色不好看，态度也很尴尬，但他不愧是鲁国的执政卿士，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并向季札表示感谢，但没有再多说，将这个话题岔开了。

（日后，叔孙豹因为庶子竖牛作乱，被软禁在家中导致渴饿而亡，果然没有善终）。

季札见叔孙豹不再谈论这个问题，于是也聪明的不再继续讲下去，而是改为向叔孙豹请求聆听观看周室的音乐、舞蹈。乐、舞是《周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鲁国也是保存《周礼》最完整的诸侯国（就连周王室都不一定有鲁国的礼乐水准高），鲁人向来以‘保存完整礼乐制度’而自豪，所以叔孙豹很痛快地答应了季札的‘观乐、舞’请求。

在叔孙豹的安排下，鲁国的乐工架起了各种精美乐器、演唱了《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这开篇的两首诗歌；‘周南’是赞美周公旦的颂歌，‘召南’则是属于召公奭的赞诗；这两首诗赞颂了周公和召公将周王室的先进文化和德业教化自北向南传播到天下各地。

听完这两首饱含深意、实至名归的颂歌后，季札不由得感叹万分地说：

“美好啊！周室的王业从这时候就开始奠定了它的基础，虽然还不够完善，但百姓们都勤劳工作，不再怀有之前那种怨恨了。”

紧接着乐工们又演唱了《诗经》‘邶风’、‘鄘风’和‘卫风’篇中的几首乐曲。

邶，指的是邶国，是前朝末代帝王——帝辛（即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向周武王投降后，受封诸侯后的封国，位置在今河南鹤壁淇县以北、安阳汤阴县东南这片区域。

鄘，也是周武王所封的周初诸侯国，其始封君是周武王之弟蔡叔度，大约位于河南卫辉市以北至新乡市西北附近。

卫，就是卫国了，其始封君是周武王的另一个弟弟康叔封，也即卫康叔；康叔的封地最初在康地（今河南禹州市西北）；而周公旦摄政平‘三监之乱’（即武庚联络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三人发起的反对周公旦摄政的叛乱）时，康叔封参与平叛有功（站队成功），于是周公旦便将这个弟弟改封于卫地，且将叛乱诸侯国邶地（武庚封地）和鄘地（蔡叔度封地）都归于康叔，建立了卫国。

听了邶、鄘、卫三地的民歌后，季札赞叹说：

“这真是美好而深沉的音乐啊！虽忧愁而不困惑，就像卫康叔和卫武公（周平王东迁时，已经衰落的周王室当时最大的支持和保护者，功业赫赫，在诸侯中威望第一）的德行一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刚刚演奏的，就是‘卫风》吧？”

（邶地和鄘地已经并入卫国疆域，所以这两地的民歌在这时候已经被视为了卫国的民歌一部分，季札这么说不算错。）

接着，乐工们继续演唱，这次是‘王风’，也就是目前的王畿雒邑周围的民歌。听完后季札评价说：“优美啊！思虑而不惧怕，这大概就是王室东迁以后的音乐吧！”

随后是‘郑风’。季札则评价说：

“优美的音乐！可惜，它太过于琐碎了，当地的百姓会不堪忍受吧，估计这个国家会率先灭亡！”（一点不给郑国面子）。

而听完了‘齐风’后，季札评价说：

“美好而宏大的乐曲，这是大国的音乐啊！能为东海诸国表率的，大概只有太公（即齐太公吕望、姜子牙）的国家了，前途不可限量！”

接着‘齐风’的，是《豳风》；豳地是周王室的先祖所居住的地方，在今陕西彬州市、咸阳市句邑县西南一带；季札评价‘豳风’说：

“浩荡博大、欢乐而不过度的音乐，这是周公东征时的音乐吧？”

之后，乐工继续演唱，这次是‘秦风’；而季札的评价是：

“这是来自西方的夏声；夏就是大，而音乐大到了极点，恐怕是周王室的旧乐了。”

当时的人以西方为‘夏’，而秦国目前的国土是周王室（西周）的旧疆域；因此季札才说‘秦风’是王朝的旧音乐。

之后，季札对‘魏风’评价是：

“太美了！抑扬顿挫、宏亮婉转、既艰难又流畅；如果能辅以德行的话，就是贤明的君主了。”

对‘唐风’，季札则评价说：

“音乐思虑深沉，大概有陶唐氏的后人吧！否则，也不会有这样遥远的忧思；不是美德者的后裔，谁又会这样呢？”

（魏、唐两地，都是如今晋国的疆域范围；而古唐国已经被晋国驱逐到江淮一带，古魏国则早就被晋国所灭了；季札如此评价深有所指。）

‘陈风’，是季札最后一个留有评价的乐曲，他说：

“国家没有了主人，难道还能够长久吗？”

此时的陈国，已经是楚国的傀儡了，而季札评价完‘陈风’十五年后，陈国便亡于楚国之手（至于陈国多年以前那个流亡公子在投奔齐国后、其后裔家族在齐国所经历的一切，就不关季札的事了）。

z之后，季札再听‘郐风’、‘曹风’等国的民歌后，就不再发表自己的评论了。

鲁国乐工演唱十五国民风（民歌）完毕后，又为季札单独演唱《诗经.小雅》；而季札的评论则是：

“太优美了！虽然忧愁但没有背叛之心；虽然怨恨却没有在言语中流露；这恐怕是王室德行衰微时的乐章吧？先王的遗民们，心中仍旧记挂着祖先的啊！”

接下来，乐工们为季札演唱的是颂扬周文王的《大雅》；季札也赞美说：

“乐声广博和美、刚健劲直、抑扬顿挫，这大概就是赞颂文王德行的音乐了。”

而当季札听到《颂》（周颂）这首乐曲的时候，季札敬畏地评价说：

“已这经到达顶点了！正直而不倨傲，婉柔而不屈挠，亲近而不相逼，疏远而不离心，活泼而不邪乱，反复而不厌倦，哀伤而不忧愁，欢乐而不放纵过度、常用而不匮乏、品德美好宽广而不显露，常常施舍而不浪费、收取得益而不过分贪婪、静止而不停滞、行进而不流荡；五声和谐、八风协调、节奏有度、乐器有序，这都是盛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美好啊！。”

等全部的乐器演奏、民歌歌唱都结束后，叔孙豹又安排了与诗歌所配套的乐舞表演；季札先观看了《象箾》、《南籥》两部，并评价说：

“优美的乐舞啊！然而，还是有所缺憾的。”

季札所说的遗憾，是指《象箾》、《南籥》是赞颂周文王的舞蹈，但周文王虽然为周室的强大奠定了基础，最终完成‘代商’的大业，但周文王自己在‘周代商命’之前就去世了，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切，所以季札说这两部舞蹈还是有所缺憾的。

接下来，舞者们继续表演的《大武》，这是赞颂周武王功业德行的乐舞；季札看完后评价说：

“美好啊！王室当年兴起强盛时，大概就是舞中所表现的这种情况吧！”

而看完《韶濩》后，季札评价说：

“如同圣人那样的弘大，尚且有所惭愧，可见圣人有多么的不容易！”

之后是《大夏》，乐舞结束后季札说：

“太优美了！勤劳而不自以为有德，如果不是禹，还有什么人能做到呢？”

（大夏是赞颂大禹的乐舞。）

最后一支乐舞是《韶箾》，看完后季札恭恭敬敬地说：

“盛德已经到达它的顶点，实在是太伟大了！像上天的无所不覆盖，像大地的无所不承载，再也不能增加，没有任何美德能够超越它的！今天的聆听和观赏请到此为止吧，即使还有别的乐舞，我也不敢再请求继续欣赏了！”

《韶箾》本来就是鲁人安排给季札这一次观赏的最后一个表演歌舞，但季札本人事前并不知道；可即便如此，季札在主人（鲁国人）表演完《韶箾》后，就敏锐地感觉到这支乐舞应该是这次表演的最高潮、最终部分，于是在欣赏完后主动地提出不再继续观赏下去，实在是才华过人、聪明绝顶。

鲁国所保存的周王室诗歌乐舞宏大场面，让远离中原礼乐文化之地、只能凭自学而钻研其中的季札叹为观止，而季札本人在观赏中原礼乐大场面的同时，也用自己丰富的礼乐知识、和极高的个人修养素质，让一向以‘保存完整周礼制度’的鲁人心悦诚服。

另外，‘叹为观止’这个成语，就是出自于季札欣赏完《韶箾》后所作评价的最后一句话：“......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今天的聆听和观赏请到此为止吧，即使还有别的乐舞，我也不敢再请求继续欣赏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