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政府就像个物业公司,官员就是楼管——业主不满意,随时给你换掉。放在西洋那套或许行得通,可放在中国,岂止不对,还差太远。两千多年前,管仲就跟齐桓公搞出一套国有专营、盐铁专卖、价格干预、大基建、鼓励消费的经济政策;秦统一天下后,上层建筑效仿秦制,可经济基础依旧打着齐制旗号。由此可见,中国的“物业公司”从来就不是只靠收物业费、盯门禁那么简单。
话说管仲那句“百代皆行秦政制”,其实只对了一半:上层建筑确实全面秦制化,可经济基础,更多还是齐政制的翻版。那会儿,国家拿了盐铁专卖权,大干水利与公路,统一度量衡,甚至给普通农户贴补农具;鼓励冶铁,兴造越城河,又收又卖,自己挣钱,还拉动了民间需求。结果怎么样?春秋末期,各诸侯国你追我赶,经济繁荣。可是,到了西方,中世纪的欧洲君主财政吃紧,就靠增加苛捐杂税,结果惹出了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的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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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中国不一样。两千来年,一遇财政困顿,先不是去开“三级会议”,而是国家出手:开盐矿、建铁厂、通河道、挖煤矿。永远不只是收物业费,而是一把抓工业,一把抓基建,一把抓宏观调控。可想而知,手里有底气,你就是秦始皇,也比不上法国老路易自断一臂来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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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 世纪中叶,李鸿章他们搞洋务运动,重建钢厂、炮厂、机器局,新开了几家官办企业——其实不过把老一套官营模式拉到新技术上。要真说突破,就得数1872年那家轮船招商局:第一家官督商办的股份制公司。这一招,可谓开了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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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底什么叫“官督商办”?汉语直译:政府督管,商人办事。公司章程里写得明明白白——官府只分红,不干涉日常经营,只派位督办代表坐镇,确保国资保值升值,还负责协调政商关系;商人团队自负盈亏,自由经营。条款一出,立刻打破“统一官办”的僵局,算是洋务运动里最有创意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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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落地的,就是李鸿章的“钱袋子”盛宣怀。他一边是督办代表,一边又混进了商办阵营,排名第三,既当“监事会主席”,又兼“总办”。但你可别以为他就是主事人——真正起势的是那两位洋买办大佬:唐廷枢和徐润。唐廷枢从英国怡和洋行空降,开通上海—福州—马尼拉航线;徐润出身宝顺洋行,远洋航线遍及横滨、长崎。招商局请他们,简直请对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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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营业后,招商局像是放开了限速,顺着自由竞争跑了起来。原本坐拥长江航运半壁江山的旗昌洋行、太古洋行,被招商局抢了蛋糕。结果太古的股票,面值100两,跌到56两;旗昌则跌到70两。最后,旗昌受不了,把航运业务220万两卖给招商局。你瞧,这波操作,活脱脱一场“小鱼吃大鱼”的企业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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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之后,招商局连忙从太古挖来郑观应,还跟太古签了“齐价合同”,当场垄断长江航运市场。那会儿,不少老洋行都傻眼了:这是什么神仙公司,漕粮运输指标、码头使用权全进了招商局怀抱。马上,利润连年大涨,黄金岁月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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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好景不长,郑观应进局前抛出一记狠问——“郑观应之问”:官督商办,谁能保证将来不会变?合同精神能否兑现?要是李鸿章失势了,后来人来乱插手,怎么办?他和唐、徐一拍即合,提出彻底民营化;要把国资股份按年返还、逐渐清零,把招商局改成纯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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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听了,眉头一挑:你为啥要办这个公司?不就是为了保漕运安全、防范洋人“卡脖子”吗?第一桶金不就是国家拨的40万石江浙漕粮运输指标?没有这一手,跟各大洋行能比?况且,公司公章在督办手里,审批还得过“国资办”那一关,光想一脚踢开,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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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唐廷枢到徐润陆续被排挤出局。招股会上一声令下:撤掉私人代表,逼着民股撤资。原本那股“国退民进”的希望,就被一脚踩进“国进民退”的深渊。这回,郑观应的担心成真:企业家精神败给了官僚主义——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雏形,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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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台的路并不孤单。1908年,招商局上海总部光管理人员就207人,总薪7.4万两;公款挪用、以权谋私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两袖清风,成了另类。官府要用,就各种提留、摊派,捞走大头。十几年下来,原本垄断的漕运专营业务,竟然亏了近百万两白银。袁世凯组建北洋军,也不敢麻烦招商局,私下里改请洋行运军粮,结果太古洋行就拿下了大运河漕粮运输六成市场,大清朝的动脉,真正被别人“卡”住了。
更荒唐的是,1911年8月大清灭亡前夕,民国临时政府要钱建制,第一张网撒向招商局——计划把招商局抵押给日本人,募集1000万两,董事会48小时给答复,否则派军队“收拾”。陆军总长黄兴还特别吩咐上海都督陈其美:不答应,就出动武力。洋人看不过去,英美使馆立马干预,说别让日本人把大鹅养肥——这才变成“借款”50万,两边各退一步,给国府做了笔“军费”。
乱世里,招商局就像放养在平原的肥猪,谁都想薅一把。直到1932年,蒋校长派人刺杀招商局总办赵铁桥,以血腥手段把公司再次收归国有,才算真正划上句号。当然,那又是另一篇文章了。
那么,元芳,你说,类似的事,还曾经有过吗?以后还会再有吗?信息来源:[《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史》,王健,2010年第102页];参考资料:[《李鸿章与晚清洋务运动》,周葆华,2005年];参考资料:[《国有企业的演变》,刘强,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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