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县交换5个县，山东省的6个县，为何划给了河北省？

“为何山东省的6个县，一夜之间划给了河北？又为何河北的5个县要匆匆回到山东？” 有人说，这不过是一纸公文的事；也有人说，这背后藏着千年大运河的兴衰和新中国水利建设的艰辛。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桩看似简单却又耐人寻味的区划变迁。

先说背景。京杭大运河，可不是新鲜事物，这条始于隋唐、贯通东西千余里的“黄金水道”，在元朝调整航道后，更直接从江浙到山东、河北，然后直抵通州，北京附近的通航里程近千里。自明清以来，运河两岸的发展一路繁荣。临清直隶州率先崛起，广积仓、常盈仓、临清仓年储粮450万石，年年交易和转运600万石，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粮仓”。直到20世纪初，水陆并行，仍旧车水马龙。

可是，日子好景不长。清末大运河因年年欠缺维修，河道崩塌、淤泥增多，运输能力锐减。1912年以后，军阀混战，修缮无力。直到40年代末，战火平息，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恢复大运河的通航，中央决定动真格的——先从最棘手的管辖问题下手。

1952年夏天，河北省和山东省官员在临清城外的河堤上，把旧省界一点一点勘出来，测量了数十公里。有人问：“老赵，这界怎么划？”一位水利局的技术员摇头：“光靠老图根本行不通，河道变迁、堤防加高，多年工程没少改界线。” 终于，在1张崭新的省界图上写下了6个名字：吴桥县、东光县、南皮县、盐山县、庆云县、宁津县，这6个县划入河北；与之对应的恩县、夏津县、武城县、馆陶县、临清县则划给山东。短句急促：划界、测量、签字、交接。长句缓冲：为了统一大运河沿线的行政管理和水利调度，中央水利部、中央财政部和两省政府反复沟通，最终形成这一交换方案。

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也很现实：大运河治理需要统一口径。过去，一个县不是管河堤，就是另一个省的县管闸门；一旦调度漕运、修缮堤坝，就要跨省请示，效率低下。县与省的犬牙交错，成了阻碍通航和防洪的最大隐患。1952年的那场换地，是为了让大运河两岸划清界线，以河道为省界，方便整体治理和航道改造。

换地之后的变化立竿见影。1953年，河北负责的吴桥、东光一带开始对运河堤防进行统一加固；山东那边由馆陶、临清着手整修石砌闸口，两岸一同排险，船舶的日行速度从过去的30里提升到了50里。再后来，漕运全面恢复，粮船从通州开到杭州更加顺畅，南粮北调重拾昔日繁荣。

不过，好景不长。到了60年代中期，第二轮大运河深度治理提上日程，工程规模更大，涉及涵闸、堤防、航道拓宽，需要更大范围的行政协同。此时，山东省又盯上了临清以西的几个乡镇：当初1952年划入河北的馆陶县和临清县级市，名义上归河北，但这几个乡镇实在靠山东生活圈更近。于是，1964年两省再度对谈：馆陶、临清西部乡镇划回山东，同时，河北的庆云县、宁津县又重新还给了山东。

短句急促：谈判、签约、换文书。长句缓冲：双方根据水道测量、交通便利、农田灌溉网络等多项实际需求，将原先的县市界线微调，使日常的生产、生活、行政效率大大提高。至此，这几个县县际边界算是“物归原主”，同时也为大运河下阶段的航道整治扫清了最后障碍。

十多年两次区划调整，最终以大运河为界，两省省界基本稳定下来。今天，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年运输量接近8亿吨，世界运河货运量第一，内河水运量世界第三。尤其是江苏段，2000吨级船舶全天候畅通无阻。想当年，津渡口的驳船叫卖声、临清古街的商贩吆喝声、两岸堤上劳作的机器轰鸣声，通过统一治理重新汇聚，才有了当下的繁忙景象。

回看这场区划变迁，有没有人觉得，只是地盘的来回交换？其实，这背后是一场涉及防洪、航道、财政协调的大工程，是新中国水利建设者对千年水道命脉的重新分割与布局。那些县城里的老档案馆，藏着数不清的测量图和会议纪要；那些曾在夜里点着煤油灯加班的水利专家，也在无形中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格局。

如今，若问：那6个县，当年为何舍得割？答案就在一页页白热化的工程数据里。那5个县，何以甘心回归？答案写在一纸纸为航道拓宽的请示背后。这场跨省换地，正是一场为了大运河通航、为了南粮北调、为了新中国水利工程未来的妥协与博弈。

下次路过运河堤防，你会不会想起那一笔笔划界线？那一声声轮船汽笛？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水道，更是一条历史的血脉，而这条血脉的畅通，背后是无数人深夜的灯光和一次次省界的迁移。

信息来源：[国务院办公厅：1952年河北山东区划调整文件] 参考资料：[《京杭大运河通航史》] 参考资料：[《临清直隶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