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义和团拿起刀枪

1

1891年5月，俄罗斯皇储尼古拉·罗曼诺夫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主持西伯利亚铁路开工，之前取道访问日本。在对京都艺妓们的东方式温柔留下深刻印象之后，王子于滋贺县大津城的一条大街上，被一个日本警察剁了两刀。

这里需要交待一下，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语，意为“统治东方”，此地还有个中文名字叫海参崴。在1860年之前，这个太平洋良港属于大清。在当今中俄友谊的光芒中，俄罗斯官方宣称这个城市的历史“始于1860年”。也就是说，在历代俄国朋友文武双全的招数下，那个地方1860年之前的历史被清除干净了——至少中国人是一个不剩了。现在只是不时会有中国人笑嘻嘻地从中国跑过去和俄国人合影，共叙友谊。

所以，1891年的尼古拉王子，和他之后的一代又一代俄罗斯统治者一样，觉得没必要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不过他需要考察一下日本人。这段交待看似无甚必要，其实和下文关系密切。

1891年的日本，眼看着他们千年来奉若神明的中央帝国被西方人揍得神智不清，他们自己也被小揍过几次。虽然被迫搞了几十年维新，但效果还未得检验，所以对这帮牛高马大的白种怪是小心翼翼。

所以这次对尼古拉王子的接待下足了功夫：王子乘坐的军舰抵达长崎港时，港口内的社会船只都被撵走了，剩下的都高悬俄罗斯国旗。二十多位大日本央级高干专程迎接，京都还破例在并非祭典时节举行了著名的“五山送火”仪式，让王子看个热闹。

总之称得上“举大和之物力，结大鹅之欢心”。王子到达大津城时，全城也是万头攒动，彩旗飘飘，这么说吧：快赶上一百多年以后中央帝国欢迎大黑哥的阵仗了。

之所以加了个“快”字，是因为毕竟没有封路清场，尤其是，安保人员没有政审。问题就出在这一点上。

那位动刀的日本警察叫津田三藏，本来应该是保护尼古拉王子的。但这哥们儿突然发作，抡起军刀——不错，就是那种所有中国人都在国产影视中见过的日本军刀——就是一下，然后又是一下。

看来他是想直接给王子斩首的，但刀法不准，力度欠缺，只在王子右耳处留下一道长疤，搞得这位日后的尼古拉二世沙皇终身成了帽子控。

此事史称大津事件。由于出事地点北边有个湖，所以还有个中国人会觉得别扭的别称：湖南事件。

2

在遭到军刀两连击之后，王子落荒而逃。凶手试图追杀，但是被一位人力车夫用他的东方的士绊倒——不知道这位日本祥子算是出卖英雄的日奸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爱国者，抑或只是一个就觉得在大街上砍人不对的普通好市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祥子遇到这种事肯定会躲开，这一点已被当下无数在大街上目睹砍杀而沉着躲开的中国人所证实。

凶手很快被制服，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动机。

或许是看着女同胞跟大洋马玩得太开心，让三藏警爷悲从中来：虽然艺妓本来就是娱乐业，可我怎么就玩不起！玩不起，这叫阶级仇；被大洋马玩了，这叫民族恨。这一仇一恨，特别容易埋藏在基层群众的身体里，一旦涌上来，不管军刀还是U形锁都很容易抡出去，连枪眼都敢堵。

每次有了这种恶性事件，大家都会猜原因，但猜来猜去都对不准“要让基层群众找得起小姐”这个正确方向。

津田桑对自己的动机拒不交代，只给了一句话：“我不会给国家添麻烦的”。从此话分析，他可能是位爱国者，这就使得事件的逼格一下提升了。

可能他不仅是基层群众，还是一位基层战略家，经常下夜班后在深夜食堂和邻里讨论日升欧降的大势。有关方面为接待一个白夷而大张旗鼓，在他看来是有失国格，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果是接待黑夷，或许可以忍。但这需要更高的爱国境界，不知他能否达到。

也许他是预谋作案，在家里磨好了刀，出门前焚香沐身，朝着江户皇居的方向默念“誓诛此西贼以护我国格！”

但从他两次暴击连西贼的耳朵都没砍下来这点看，刀不像是磨过的样子。所以他也许是激情作案，看着尼古拉王子突然觉得大不爽，或者突然感觉时和势在他那一边，于是原地掉头，果断出手。

总之，这位津田桑，大概率是一位义和团壮士，至少是一位精神义和团。借用当下中国爱国者熟悉的表述，就是“精义”。

3

在我写初稿的时候，此处原本飙了好几千字，对日本义和团和其它义和团进行比较研究。

直到一位朋友跟我吐槽：其实我很少读你的文章，因为太特么长。

朋友说：你以为还是给报刊写稿，论字收钱啊？你现在只是个自由写作者，和自由职业者一码事。自由职业就是没职业，自由写作就是写了没钱。你费那么大劲干什么？动不动就比较研究，也不想想有人看吗？透着你的本行是比较文学是吧？要比较就去写论文，还能骗点经费。

一席话点醒我梦中人：文章太长，这是个病，得治。

比较还是要比较的，不过要另写一篇来比较。

所以在这里只能说：不错，日本也有义和团，而且比中国早了将近半世纪。

所以回到精义君津田三藏：壮士一怒，举国皆惊。

准确地说是两国皆惊。尼古拉皇储捂着耳朵遁回自家军舰，估计内心有一万个黑人问号和同样数量的草泥马惊叹号。

明治天皇次日即派出自己的御医前往“调理”，不过俄国人对东方医术未必有对东方艺妓的那种好感。然后天皇带着三位亲王御驾亲往，在被俄国人不给面子地拒绝一次之后仍不改初心，终于登舰向王子当面表达“不胜痛惜之意”。

不知道天皇鞠躬没有，但想必几位亲王是“嗨”个不停。

事实上，很多人担心天皇上人家的军舰有危险：老毛子脾气大，搞不好会动粗。但天皇坚持亲临险地。

日本政府当然也忙不迭地通过外交渠道正式道歉，承诺严惩凶手。

更重要的是民间的反应：上至国会，下至村落，向尼古拉皇储，甚至远在彼得堡的皇储他爸，发去了上万封信件和电报，抚慰王子那颗受惊的心灵，和那只受惊的右耳。

那个年代，发电报是很昂贵的，可能发不起电报的民众就动用了国学——千纸鹤。他们折出上百万支，祝愿王子早日痊愈。全日本学校停课，师生们涌向神社寺院，为尼古拉王子祈福。

有些反应简直有点离谱。例如津田三藏的家乡山形县金山村，认为津田三藏这个名字给家乡丢了人，于是禁止以“津田”为姓，“三藏”为名。不知该村人民从此还读不读老大哥的经典《西游记》。

作为离谱的高潮，一位叫畠山勇子的年轻女子，公开抹了脖子。事实上抹脖子之前她先在自己胸口捅了一刀，之所以没有切腹，大概因为她不是够资格切腹的阶层。这位女壮士留下一封遗书，To尼古拉王子：“愿我的死能让您不要记恨日本。”

4

看得出，虽然精义君津田三藏成了万人嫌，但整个日本社会仍然洋溢着义和团的氛围。他们认为国家，尤其是代表国家的天皇，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为国家和天皇牺牲，是理所当然之事。

当然，这很蠢。但蠢和蠢还是有区别的：必须强调，这种日式义和团，相比于其它义和团，是一群真正的爱国者。

如果用科学的语言，这种人的化学成份都是锑（Sb）。但锑和锑也是有区别的：虽然当时日本的整个社会洋溢着浓重的锑味，但锑味中还透出一种简单质朴的气息：讲道理。

日本人民第一时间作出了简单质朴的价值评判：不管你怎么讨厌老毛子，这个人没招你没惹你，你莫名其妙砍人就是不对。

有人说日本国民的行为不是因为尼古拉王子受了委屈，而是因为天皇受了委屈——人民心疼天皇了。这是可能的，而且也很蠢。但毕竟没有蠢到因为心疼天皇而更恨老毛子，因而再去多捅几个的程度。

有人说学生停课是因为担心俄国开战，为孩子们的安全着想，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换一种义和团，他们就会把“童子”排在前队去抵挡枪炮，而且一直保持着教孩子使用模拟爆炸物的传统——以前是手榴弹，后来据说发展到了炸药包。

最典型的例子仍然是那位畠山女壮士：在浓浓的锑味中，她被描述为“为国献身”的“忧国烈女”。后来出现了诸如女生出卖初夜为吉野号（不错，就是在甲午海战中出了风头的那个吉野号）集资这类事，和她的影响不无关系。如果借用日式语法，这类以牺牲自己身体为能事的女蠢货可以叫“女身锑”。但女身锑们也维持着一种最基本的道理：怎么锑都可以，但只锑自己，不锑别人。

换一种义和团，就知道这种品质有多可贵了——因为这种义和团里从来没有拿自己开刀的，永远都是拿别人开刀。如果他们中出现个把抹脖子的，那我倒是乐见。虽然我不会改变我的评价，但是会送上我的尊重。

总之，对日本人民而言，津田三藏是只过街老鼠，不是因为他爱国，而是因为他干了蠢事。金山村禁止以津田三藏为名，使人想起另一个义和团“族谱除名”的典故。两件事都很锑，但又有大不同。除名是因为不爱国，禁名是因为干蠢事。也就是说，有的地方认为不爱国就是汉奸，而日本人认为干蠢事才是日奸。

日本人民再次讲了一种道理：虽然全社会都是锑，但他们知道讨厌大锑。

而我们知道，换一个社会，如果全社会都是锑，他们就会崇拜大锑。大V一个个倒下去，大T一个个站起来了——就像老领导曾庄严宣布的那样。越大的T粉丝越多，搞得T们争先恐后地做大做强。有人管这叫粪位上涨，我觉得可以叫“卷T”。

在人民之后，说说日本官方的态度：他们并没有说“这是一次孤立事件，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而是老老实实认错道歉。然后转过头来，打算把那个惹麻烦的神经病宰掉给老毛子出气，让这事赶快翻篇。

然后，一个伟大的日本人出现了，为整个湖南事件贡献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高潮。

5

此时，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23年，理论上讲，日本应该是一个法治国家。

而根据法律，在耳朵边砍个疤，肯定判不了死刑。所以内阁开了会，决议依据“大逆罪”处决津田三藏。所谓“大逆罪”，指日本刑法116条的规定：凡伤害皇室成员者一律处死刑。

有法律依据，有组织决定，国人皆曰可杀，所谓合理合法合情，看来很难找到比津田之死更众望所归的事了。

但这时偏偏出了个硬茬：儿岛维谦；提起了一个谁都没留意的话头：司法独立。

这个刚上任几天的大审院（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认为：116条中的“皇室成员”仅限于日本皇室，外国的不算。

内阁都快疯了：还要不要组织领导了？从首相到半个内阁轮番施压，却连本案法官的面都见不着，理由是：司法独立，审判前不宜与行政官员见面。

不管说内阁有决议，还是说与俄国有协议，对儿岛维谦都没用，理由是：司法独立，审判只认法律。

总检察长和法务大臣联名发布敕令，规定对刑法116条可进行扩张解释。你不是要依法吗？我们改法律总可以了吧？

儿岛维谦说：依据刑法总则，法不溯及既往。你们要改可以，但只能管以后的案子，管不了本案。

内阁无计可施，问：不判死刑，若俄国开战，导致日本亡国灭种怎么办？儿岛惟谦答：“若日本因此亡国，那就让它亡国吧，至少世人将记得日本曾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这是津田事件中真正震惊世界的部分。那些先期进入文明的国家惊异地发现，这个狭窄的东方岛国也开始跨入文明的门槛了，于是他们也开始尊重这个国家。

如果要说讲道理的话，这里又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是个蠢货，那人家自然用对待蠢货的方式对待你；如果你不是蠢货，那自然能获得正常的对待。只是问题在于蠢货们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总觉得自己苦难深重饱受欺凌，却不会分析一下自己的化学成份。

本文是一直在说日本义和团，一直说那时的日本人也是锑（为什么要说也？）。儿岛维谦是本文中第一个不是义和团、也不是锑的日本人。在坚持己见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想象不到他对自己祖国的贡献——在有的国家努力证明自己就是锑的时候，他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国家正在改变化学成份。日本人后来称之为护法之神，而我认为毋宁说此人是日本之福。

但必须指出：这个人没有被批倒批臭、被罢官、被弃市、被嫖娼、被失联，能为他的祖国做贡献，恰恰也是因为他那个当时充满锑味儿的祖国还保持着最基本的简单质朴的素质：讲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于那个国家，也是儿岛维谦之福。

津田三藏最终被判服终生劳役，内阁内务大臣、法务大臣、外务大臣因干涉司法未遂而辞职。尼古拉皇储头缠绷带回符拉迪沃斯托克主持了铁路开工仪式，内心大概充满对“野蛮的东方毛猴子”的愤恨。

13年后，日俄终于有了一场战争，不知道尼古拉二世沙皇在下令开战的时候，是否抚摸着右耳边的刀疤。

东方毛猴子用他们的胜利给尼古拉沙皇送去了二次伤害。但我认为，战争为他们赢得的尊重，远远少于儿岛维谦用文明赢得的。

由于本人的一贯风格，有时候不太容易看清我在说正话还是反话。所以我必须说，在提到儿岛维谦的时候，我始终怀着真正的敬意。日本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有一位每年都被谈论得奖可能性的作家，但日语中最伟大的句子，我觉得是儿岛维谦那句“那就让它亡国吧！”

多年以后，我看到一个不知名的日本青年在回答“如果有关方面需要你上战场你去不去”的时候，面不改色地说：“需要青年去送死的有关方面，就让它倒台吧！”这时我知道，那句日语中的伟大句子，已经伟大到平凡了。

6

1891年还没结束，津田三藏就死在他服刑的监狱里。一直有人认为是日本官方终于对他下手了，但我觉得有可能是他遭遇了难友中的义和团。

某种经验告诉我们，牢里不光有义和团，而且可能密度最大。

所以津田桑绝不是日本最后一个义和团。在他死后的第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终于战胜了隔壁老大哥，李鸿章中堂肩负着全国人民的重托赴日和伊藤博文讨价还价，希望少受点损失。一个叫小山丰太郎的傻锑，大概是觉得鸿章中堂的存在阻挠了他“马踏北京赏菊花”的壮志，在马关的大街上冲着鸿大人的脸上甩了一枪。

这一枪并不致命，但造成的伤害明显比津田三藏前辈的军刀严重，鲜血染红了李大人的黄马褂。据说在接受探望时，李大人满怀后怕地和日方首相及外相等人分享了对4年前那次军刀挥舞的回忆。

日本朝野再次迅速作出了价值判断：这事是我们没理。

天皇轻车熟路地派出御医（以及御护士）前往治疗，并发布圣旨表示歉意。内阁也没有说“这是又一次孤立事件，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而是首相打头慰问致歉。

日本各地团体及个人纷纷致电致函以致上门表示歉意并赠送礼品慰问，大清代表团下榻处据说是“人山人海”。而且——并没有警方阻止驱散，以及收走慰问品。

如果换成另一种义和团的眼光来看，这简直是对境外势力的明目张胆的和有组织的呼应了。

据说，当时日本上下对李大人的普遍同情使得时任外相的陆奥宗光都感到了压力，后来他在著作中感慨日本人民的“轻浮”：“昨天还充满着胜利的狂热、欣喜若狂的社会，似乎已经陷入了哀悼的悲惨境地。”

我觉得，这位日本外交之父，显然没见识过什么叫真轻浮。

鸿章中堂在马关极尽舌辩之能事，只得了伊藤首相一句“辩论只管辩论，赔偿不能减少”。唯一的成就，倒是因为挨了这一枪，赔款一项从白银三亿两降为二亿两。据说李大人拿出了滚刀肉的姿态，说“那就让我再挨两枪吧！”

所以，日式义和团小山丰太郎那一枪，被公认为史上最贵的一枪。

3年以后，中国也有了义和团，但这场运动什么时候结束，我还真不清楚。

李鸿章中堂的狼狈，想必是义和团壮士们“苦难深重饱受欺凌”的叙事的一部分，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不过他们可能不知道李大人心中的痛。

在日本经受了“饱受欺凌”同时又被“多方抚慰”的冰火两重天之后，李大人回京面圣。跪在太后老佛爷面前，他战战兢兢地掏出沾血的黄马褂奉上，痛陈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

我不知道老佛爷是否收下那件马褂送进历史博物馆，甚至不知道她是否朝马褂看了一眼。我只知道她撂下了七个字：

“难为你了，还留着。”

我相信李大人心中是有痛的，只是他不敢说。

虽然李大人在伊藤博文眼中是“大清唯一有能力和列强一争短长之人”，但在老佛爷眼中，他也就是一条狗而已，用不着跟他讲理。

当然，李大人也是位高权重之人，在他的地界，他也是可以不讲理的，想剁谁就可以剁谁。

以此类推，等而下之。州官可以在本州不讲理，县官可以在本县不讲理，什么官都不是的，也可以在家里对老婆孩子不讲理。

所以，在李大人的故土，大家都有不讲理的习惯，每个人都可以对数量不等的人不讲理。老佛爷拥有最终不讲理权，可以对所有人不讲理。

当本来只能在家里不讲理的人开始走出家门不讲理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就爆发了。

在欧洲人也不怎么讲理的时候，思想家卢梭写了《民约论》，说人在进入社会之前只是动物，参加了社会契约，才成为人。

我觉得这事可以表述得更简单：人要讲理才是人，否则就只是动物，可能是狗，可能是蛆。

或者用我的兄弟迅哥儿的话来说：其实世上本来有人，老佛爷多了，也就就没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