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翻倍！这段历史值得回味

文 | 付一夫

二战过后的日本，苍凉凋敝，全国40%的国民财富摧毁于战争。

为了重振经济，日本大刀阔斧地采取一系列改革手段，通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大兴投资等方式来推动国内经济的复苏。与此同时，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日本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如此一来，日本经济实现了迅猛的增长，1953年就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准，国家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然而在高景气的背后，却是另一番尴尬的境地：一面是日本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源源不断；一面则是产能过剩、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收入差距悬殊、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多重问题的并存。有数据显示，1955~1960年间，日本各行业年均工资增长率只有5.6%，远低于同期日本GDP年均9%左右的增速。可以认为，多数日本国民并未能很好地享受到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成果，而当时日本内需的持续疲软，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制约。

“国富民不强”的窘境，让日本经济界人士对如何正确看待日本经济增长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思与探讨。终于，一项足以改变日本国运的计划问世了，那便是闻名于世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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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理解为由日本政府制定的一个“十年发展计划”（1961-1970年），按照计划要求，十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都要实现翻番，即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让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7.2%，最终目的则是提高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民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进步的协同并举。

为了达成目标，该计划围绕着五项主要任务制定了详细方案：

1、充实社会资本，主要是指通过公共投资，改变道路、港口、公用设施和服务等方面的落后状态；

2、引导产业结构走向现代化，提高企业或产业部门的生产率，鼓励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鼓励重化工业发展；

3、促进贸易和国际合作，扩大以出口为中心的外汇收入；

4、培训人才和振兴科学技术，把教育、训练、研究等人力资源开发问题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

5、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增加就业，积极消除低收入阶层，充实社会保障和提高社会福利，完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日本国民许诺了这些目标：到197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8万日元，合579美元，约为1960年的2倍水平；劳动收入达到1960年的3.3倍，平均工资达到1960年的1.94倍，职工家庭人均收入达到19.9万日元，是1960年的2.4倍，其他家庭12.5万日元，都达到1960年的2倍左右。

正因上述种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经发表，就极大激发出日本国民对于经济发展的信心，并鼓舞了企业的投资热情，扩大了居民的消费支出，仅过了短短几年就显现出成效。从结果上看，日本经济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数据都取得了骄人成绩，甚至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计划提出的大部分目标均超额完成；而随着收入的不断提升，日本国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改善，恩格尔系数从1960年的41.6%下降至1970年的34.1%，新一轮消费革命也随之席卷而来。

不仅如此，在计划实施期间，日本经济还在以下方面实现了重大进展：

第一，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迅速增加：以往企业设备投资迅速增长而公共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所造成的不平衡局面得到了改善，私人设备投资不断增长，加快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第二，工业化取得新进展：十年计划期间，增速最快的工矿业年增长率为10. 4%，而重化工业净产值占制造业的比率从63%上升到73.1%，机械工业增长2.5倍，化学工业增长2. 1倍，钢铁工业增长1. 6倍；

第三，劳动力的素质显著提高：在计划实施的十年里，日本的在校学生增加了30. 6%，其中培养中级技术人员的工业高中在校生增加了12倍以上，实际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1. 5%，基本实现了完全就业，这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并提供了一众管理精英及产业人才；

第四，国际收支状况大幅度改善：重工业的大力发展，使日本形成了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和巨大出口创汇能力的钢铁、汽车、船舶和家电四大支柱产业，出口贸易额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到计划末期，国际收入经常处于赤字的状态得到了扭转，出现了国际收支日益增加的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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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非完美无缺，它在部分领域甚至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比如通货膨胀严重，大都市人口过密，工业污染等等，不过在促进日本国民收入增加方面，还是有很多成功之处。

首先，是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

在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来引导农业经济的发展。具体涉及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注重提高农业生产率、大力在农村推行机械化生产等等。同时还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成为非农人口，并在住房、教育、保险等方面给予全方位关照，如此不仅打通了农民工向上跃迁的渠道，还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支撑。而一系列举措的结果，便是农民收入的提升以及各项权利的保证。

其次，是着力缩小不同阶层间与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在提高职工工资方面，日本通过最低工资制度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并缩小行业工资差别；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日本倡导小型企业之间的联合，要求同行业的大型企业要对中小企业提供设备以及技术人员的扶持以确保共同繁荣，促使中小企业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提高企业的技术生产能力，同时配以财政金融政策倾斜，有效激发出中小企业的活力，并极大地吸纳了就业；缓解区域不平衡方面，日本当局给予落后地区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在交通，水利，通信等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上加以支持，并且大力鼓励企业和工厂向落后地区迁移，以缓解东京、大阪等人口密集一线城市的生产生活压力；扶持低收入群体方面，日本采取“限高、扩中、补低”的财政补贴政策，收入越低的群体，从国家财政获得到的补助越高。

最后，推行低赋税，健全社会保障。

为了提高国民收入，日本在税收方面大做文章。例如，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增加纳税人家属的补偿额度等方式进行全民减税，并将经济高速增长所增加的大部分税收用于减免个人所得税，守住税负不超过个人收入20%的红线。与此同时，日本加强了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扶持力度，并做出规定，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拨款从1961年起必须保持年均8.9%的增长率，其结果便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拨款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61年的4.8%提高到1970年的6.1%。此外，日本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大力实施及完善国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年金制度等，并将防止贫困作为核心课题，推进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制度等一系列举措。

经过十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日本国民收入格局大大改善，发展不平衡问题亦是得到显著缓解。而收入的增加也促进了日本内需的增长，人们越来越愿意在休闲、旅游、娱乐等方面加大消费力度，继美国之后的又一个“大众消费社会”随之而来。

此后很多年里，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所身处的国度是一个平等而没有阶级划分的社会，人人都公正平等地享受着全社会范围内的各种资源，而约有八成的日本人相信，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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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看今朝。

就我国而言，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针对“促消费”做出了下一阶段的工作部署，并提出“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

今年以来，在经历了起初的“报复性消费”后，近几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开始下滑，从4月份的18.4%下滑至6月份的3.1%。而从CPI数据看，我国4~6月CPI当月同比分别只有0.1%、0.2%和0%，均不及市场预期，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动力的不足以及内需的疲软。

之所以会如此，根源依然在于居民部门“疤痕效应”的存在。想要改善这一状况并促进消费的扩大，最重要的环节在于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因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促进消费就必须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如此才能促进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并提振消费信心。倘若一味地促消费却忽略了人们的收入，那便是本末倒置，可能会适得其反。

那么，要如何才能真正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呢？或许前面讲述的这段历史，可以带来些许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