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在香港有啥贡献？对香港的政经影响很大，自曝光辉一页

文︱李钧杰

早前我经过中区大会堂看到一个有趣的海报，由一个宛如古代虬髯外籍人士做型，中间身体容纳了教堂、大帆船、学校等不同建筑物，设计美轮美奂，充满大航海时代的基调，旁有文字写着香港葡裔社群文物征集行动。海报主事者是香港历史博物馆，据悉该馆拟策划香港葡裔社群展览，借此征集与该族群相关的文献、照片及历史文物，从而呈现葡裔社群多元纷陈的生活面貌。由此，触发我书写这个族群在香港留下足迹的点滴故事。众所周知，当香港开放防疫措施后，部分港人在春节假期游览澳门，以解放被圈禁三年之苦。可曾想过昔日的葡萄牙人反倒是由一水之隔的澳门过来香港，生活自成一角。早期香港的学校、会所、教堂、坟场及印刷业均与这群的葡国移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印证香港是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担纲枢纽的角色。

故事的开端追溯自1841年香港开埠以来，由于地处优越，吸引不同国籍种族人士来港从事贸易工作，当中包括葡人从澳门移居香港，他们是最早及最多落地生根的非华裔族群，葡国政府的驻华商务总监办事处亦一同迁往。期后，葡督亚马留在澳门被人刺杀事件发生、台风袭击等，引发一波又一波的葡人来港定居。葡人人口到1931年已达3,198人，他们聚居由初期的中环附近的坚道、些利街、云咸街、奥卑利街、伊利近街，乃至九龙尖沙咀的柯士甸道、亚士厘道、诺士佛台一带。1930年代起，葡人逐渐居住港岛跑马地、九龙的何文田及九龙塘等新开发的地段。葡人因能操流利英语，一直在香港扮演华英之间的沟通桥梁角色，从政府官员、商人、银行及洋行管理层等都有其身影。

所以，他们在香港构成了一个特别的社群，其社经地位比华人高，而比英国人低。当时，香港立法局甚至设置一个委任议席留予葡人代表，其中佼佼者便是这次笔触谈及主角布力架（JoséPedro Braga)，他是首任立法局葡籍非官守议员、洁净局非官守局绅以及中华电力主席等职位，纵横政经数十载，甚至在九龙有一条新建街道命名布力架道。

布力架在1871年生，其祖父罗朗也（Delfino Joaquim de Noronha）是香港印刷业开山始祖，年幼的他入读意大利婴堂，后读圣约瑟书院。读书成绩优异，曾获奖学金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攻读法律，当时他是唯一欧洲人获取奖学金。遗憾上天造物弄人，因他两位哥哥先后死于天花，使他回港继承家族衣钵。其后，祖父去世，他脱离家族生意先后在《士蔑西报》担任司理，路透社香港特派记者。1919年，被港督任命为非官守太平绅士。

1921年，更被委任为危地马拉驻港领事。除了官运享运外，他自己创立布力架公司从事印刷及进出口生意，亦分别担任中华电力、中华互济贷款及按揭公有限公司、香港、广东及澳门轮船公司、山打根电力有限公司、建新营造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董事，可谓发挥了商人的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本色。而其公职生涯亦有声有色，先后推动消除种族、阶级及宗教歧视的运动，并向政府争取兴建儿童游乐场，促使后来的儿童游乐场协会成立。他更组织九龙居民协会，要求政府在九龙发展公共事业，是香港最早的政治组织之一。

当然，不得不提是他在立法局担任议员期间，极力为葡人、华人争取权益，并致力关心新界农业，于1932年举办农产展览会推广香港特产。同时，他在立法局提出议案要求取消中文报章审查事宜，虽未能通过，但也使这不公平制度在战后逐步取消。1937年至1938年期间，他联合在立法局葡籍议员廖亚利孖打（Leo DAlmada）促使政府处理香港租金过高及迫迁，最终政府于1938年订立《防止迫迁条例》解决居住问题。由于他长期为葡人权益发声，在社区中深孚众望。1942年，他被当时澳门港督戴思乐委托撰写一本关于葡萄牙人在香港与内地的历史书，可惜并完成大作便于1944年去世，最后由其儿子J.M.布力架完成，名为《在香港及中国的葡萄牙人》。总括而言，布力架一世竭尽所能贡献香港，为葡萄牙人在香港历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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