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商博良致敬

　　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一个旷世奇才。他破译了曾经被认为是“死去的语言”的埃及象形文字，开创了埃及学，被誉为“现代古埃及学之父”。商博良的学术生命如此丰富和崇高，显示了人类智力生活中种种难以诠释的巨大能量和潜力。作为现代人，我想要的是透明性、可解释性和可操作性；但我从商博良那里得到的，却是一种焦虑不安，一种自惭形秽。

　　当读书昏倦困惫时，当心灵干涸自闭时，当文思枯竭激情荡然时，当身心开始怠惰慵懒时，我常会不期然而然地想到商博良，内心就会奋然激越，仿佛在我长跑人生的屁股上打上一针助跑强心剂。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也许，这就是天才人物的力量，一种寄寓在心中的激奋、敬佩和励志的力量。

　　读完商博良的传记，常常琢磨他究竟为我们后世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他的埃及学？他打开了古老埃及文化的尘封石门，复活了一个死去的文明，让后继者蜂拥而入。尽管阅读古奥的埃及象形文字，如今已不再是难事。可是，我们依然理解不透他们传诸后代的内在含义。他的天才？不是谁都能拥有他那样超轶绝尘的天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因素在起着决定性因素呢？

　　商博良在语言上表现出罕见的天分，对语言有着异乎寻常的自学热情。他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等十几种语言，他甚至涉猎中国古文，据说是考察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的联系。他的阿拉伯语精通到连音调都圆熟了，以至于一位阿拉伯人竟把他当成同乡。他能说能写埃及古老的科普特语，并用该语言写日记作为练习；40年后，一位法国科学家发现这些日记，竟当成失落的埃及古文，写下洋洋洒洒的“研究”文章。

　　天才的出身，往往充满着玄秘。商博良的出生地，是法国东南部的道菲尼省，自古人杰地灵，据说是神仙频频莅临之地。商博良出生前，当地一位巫师向他母亲断言：马上要出生的，肯定是一个男孩；他将成就一番不凡的事业而名垂千古。当商博良还是不名一文的青年时，一位欧洲著名骨相家，被商博良奇异的头骨形状所震撼，他惊叫道：“这是个语言天才！”

　　天才是天生的，其早年就有异于常人的创造表现，而其一生创造的业绩，对人类历史和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天资条件对人才与天才的形成，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人才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形成，而天才必须具有某种天赋。天才从无意识中汲取思想、捕捉形象、灵感和直觉。任何坚持不懈的努力，都不能代替天才所需要的特殊天赋。

　　再勤奋的人才也成不了天才，这原本毫无异议，但郭沫若却提出“勤奋出天才”的“反潮流”理论。他在《天才与勤奋》一文里说：“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勤奋。古往今来，有成就的人并不都是天资高，有许多天资差的人经过勤学苦练，也做出了很好的成就。有几分勤学苦练，天资就能发挥几分。”这种极端强调勤奋作用的理论，鼓励众多莘莘学子一味埋头挖井，把井打得深深的，却不管出不出水，忽视了自辟蹊径、换个地方打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现在我们知道，郭老的“勤奋出天才”之说发表于1962年，在学术研究上迎合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主观唯心论。“勤奋出天才”的论调滥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泛滥于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风头依然不减，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居然还有市场！

　　世界上勤学苦练者可谓多矣，难道愈是勤奋就愈易成天才？答案是否定的。天才音乐家莫扎特并不因为他的多弹，天才数学家高斯并不由于他的多算，马拉多纳的足球也不是因为他多踢，兰波的诗才也不是由于他多写，梵高的画艺并不是由于他多画。天才者未必比常人更多勤奋的汗水。

　　专注的力量，执着的坚韧，一心一意，如痴如醉，充满着狂热和偏执，是商博良成功的重要因素。直接瞄准目标，高度集中注意力，坚持自己的目标，不理会学术界的杂音和其他方面的社会干扰，商博良完成了当时人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破译象形文字，使僵死的符号起死回生。而挖掘出特洛伊古城的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同样也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样具备专注、偏执、坚韧的特质。

　　从小就种下“幻想”的种子，奇思妙想，异想天开，自信得几近荒诞。商博良是这样的人，谢里曼也是这样的人。11岁的商博良在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傅立叶家中，见到那些古埃及纸草和石片上的象形文字。当得知无人认识这些字时，他信心满满地说：“我会认识的。过几年就可以。那时我就长大了。”几十年后，他叩开了幻想的门扉。7岁那年，当谢里曼从父亲那里首次听到特洛伊“传说”时，他对父亲说：“我长大以后，要亲自去找到特洛伊城和国王留下的珍宝。”父亲大笑。46岁以后，他果然用铁铲找到了这座“传说”的城市。

　　商博良后来终于有机会亲睹梦系魂绕的埃及，他书斋中想象的埃及，与实地中现实的埃及，惊人的一致，书斋理论一一得到验证。商博良唯一的埃及之旅，那种熟悉自在的感觉，就像是游子的回故乡之行。埃及人热情地围观这位法国人，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想象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能力。英国天才诗人柯尔律治认为：想象力是“一切人类知觉的活动能力和原动力”。我们低估了想象的作用，忽略了想象的力量，这一切都源于国人热衷实利的态度，中国人自古就是现实主义者。

　　读过《征服墨西哥》的人，无不被书中科尔特斯出征美洲的史迹所惊叹，无不被书中描绘的中美洲森林的种种奥秘所吸引。这部书描写精彩而真实，读来栩栩如生，有种置身“现场”的感觉。读者也许不知道，该书的作者，美国人威廉·普莱斯考特，因为双目几乎失明，终生都埋头于书斋和图书馆，从未亲身实地调查过书中描绘的古迹。他借助盲书板，依靠敏锐而丰富的想象，写下了这部考古巨著。这就是想象的力量。

　　商博良是法国大革命的儿子，拿破仑也是法国大革命的儿子。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欧洲社会动荡起伏，欧洲文明正步步烂熟。然而动荡的时代，正是把天才推向生命巅峰的时代。拿破仑与商博良，他们的志趣正投世好，一个是政治天才，用火与剑征服埃及；一个是语言天才，用鹅毛笔和古文字征服埃及。这就是历史的幸运。

　　天缘凑合，两个天才相遇了。百日政变时，拿破仑率军进入格兰诺勃尔。当得知有个叫商博良的年轻教授正在编写科普特语词典时，拿破仑召见了这位尚有几分稚气的学者。两个天才惺惺相惜，谈了很久。次日，拿破仑又特地来到大学图书馆，看望他十分赏识的年轻教授，再次谈起语言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我们这个世纪，已经鲜有这类天才的对话。我们这些命运简单的人，很难理解天才相遇所蕴藏的特异和伟大。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究竟是个人控制历史？还是历史或命运控制个人？拿破仑一生的经历都证明他们不过是命运的体现，他们被历史所操纵。拿破仑没有自我，他只有命运和英雄使命。相比之下，商博良的一生既不是传奇也不是寓言故事，他的一生显而易见地清澈透明，瑕与瑜都显露得清清楚楚，就像历史清浅小溪的一条冷鱼。

　　深信古代权威的教条，拜伏古人设立的龛座，像虔诚的教徒对典籍一样信奉，这是人类头脑里存在的一种典型的观念。几个世纪以来，无数学者都企图破译象形文字，到了近代，英法德意那些最有名的学者，倾注全力想要揭开象形文字的奥秘，结果都一无所获。他们无一例外犯了同样的错误：难以跳出、抛弃古代著名学者如荷拉波隆、希罗多德所设的框框，把自己锁进了传统观念的云山雾罩里，即象形文字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以图示意的文字。

　　商博良具有打破传统束缚、彻底改变观念的气魄。他的突围固然胎源于他的才识和学养，更主要还是他具有一种颠覆的能力，能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从古代学者传统的泥淖里拽出来，另起炉灶，背道而驰，终于拨云见日。任何伟大的发现，事后看来都似乎是简单的。但是，在当时欧洲破译象形文字高手如云的情势下，商博良离经叛道需要极大的能量，一种只有天才人物才具备的能量。那些学者缺乏自拔于泥的能量，倾其一生在残纸故堆中寻觅，穷经皓首却一事无成，最后湮灭无闻。

　　庸才嫉恨天才，不仅中国有，外国同样也有。19岁那年，羽毛渐丰的商博良，回到格兰诺勃尔，受聘为大学历史教授。他的学生，很多还是他在公学里的同窗学友。他秀出班行，知识深博，踔厉风发，同学个个望尘莫及，水准不可以道里计。于是他遭到了同学、同事们毫无悬念、可以理解的嫉妒和暗算，好在磨难并未梏没未来考古大家的性灵。他死后，英国、德国的专家抱团，对他展开攻击，斥责他的译法为幻想的产物。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天才最终总会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天才最终总会得到他应有的崇高评价和赞誉，尽管可能要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商博良比较幸运，他死了64年之后，终于获得了承认。仰望商博良，我看懂了我是谁我不是谁，了解了什么叫勇气和畏惧，了解了一个躲藏在所谓“责任”硬壳里的自我。

　　如果认为商博良是自恃天才一蹴而平地起高楼，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从立志破译象形文字一直到揭开罗赛塔石碑铭文，花费了他30多年的光阴。很少有按照准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做出学术上的伟大发现。赫尔岑说过：“科学绝不能不劳而获，除了汗流满面外，没有其他获取的方法。”我们真的应该用心体会这句话，不要动辄为恶劣环境、艰窘处境而抓狂、愤懑和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