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完全低估了对手的强硬和聪明才智，正如后来美国所犯的错误一样。1954年3月13日，北越在奠边府发动了自首次攻击以来的全面反攻，击垮了曾被认为是战略高地的偏远堡垒。令法军未能料到的是，他们采用的是大炮攻击，这是中国在朝鲜战争后对北越提供的支持。从那时起，法军离全线溃败就为时不远了。战争所带来的消耗以及对未来希望的渺茫，再加上美国施加的压力，法国只能选择撤离印度支那。同年4月，法国接受了苏联的提议，在日内瓦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了和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印度支那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中国、北朝鲜、南韩等国的代表与会。5月7日，就在外交家们还在日内瓦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奠边府沦陷了。
奠边府战役的失败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必须在其军事理论和实际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法国即将把越南的一个地区拱手让给共产党，而若要挽回奠边府，只能再大规模地增兵，但是法国既力不从心，更无心恋战。美国不得不考虑是否回到"多米诺理论"，并直接采取军事行动。
国内爆发了对奠边府战事在地缘政治分析、军事理论以及道义信念上的争论，而且协调纷争越来越困难。正如艾森豪威尔在给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书信中的预测以及4月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言论，如果共产党在印度支那取得胜利真的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直接对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造成威胁，美国将不得不卷入这场战争，而无论其他国家做出何种反应，尤其是自从美国潜在的联合行动的军事支持已经只具象征意义以来（根据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计划，已经描绘了一幅联合军事行动蓝图，包括美国在内的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支那联盟）。虽然联合行动更为理想，但是如果全球均势受到危害，还能以联合行动作前提才有所动作吗？的确如此，因为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将军事理论转变为"大规模复仇"，首先建议美国针对侵略的源头发动攻击。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印度支那的这场战争直接针对的就是中国。不过，美国当时还没有对一个间接参与越南战争的国家进行空中打击的政治根据。迫于西方公众舆论压力，丘吉尔认为这场战争太过外围和太过危险，所以表示难以承担长期军事行动。
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私下里为促成联合行动做着积极的努力，1954年4月4日，艾森豪威尔给还有一年任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如果他们（指法国）撑不下去，让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最终的结果将对我国和贵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全球军事政策格局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我知道，这对你我来说都是不愿意接受的。使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逃脱共产党的掌控也将很难实现，对这点我们也不能接受。那将会对马来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造成直接的威胁，沿岸岛屿链锁将被攻破。日本失去非共产主义的市场，食物、原材料的市场匮乏会对日本造成极大的经济压力，在一段时期后，共产党如果将日本的工业潜力和亚洲共产党阵营的人力及自然资源结合起来，日本如何防止被共产党的世界同化也将成为大问题。《艾森豪威尔给丘吉尔的信》，1954年4月4日，选自彼得·G.伯伊尔等人的《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通信录，1953年～1955年》。查佩尔·希尔和兰登：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7～140页。
作为被认为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一个人，丘吉尔是第一位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察觉到危险比利益更大的英国人。他不能接受多米诺骨牌会无情坍塌的理论，也不认为在一个地方殖民的失败会给全球带来大灾难。
丘吉尔和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相信东南亚最好的防御阵地是马来亚的边境。因此，丘吉尔做出了不置可否的回应说，艾登会将内阁的决定传达给到访英国的国务卿杜勒斯。丘吉尔回避的态度使我们产生了一些怀疑，即英国正试图为拒绝美国提出的联合行动找寻借口。如果听到令他赞同的消息，丘吉尔无疑会亲自做出答复。甚至在美国国务卿抵英之前，艾登"就认为要求未战败的敌人接受胜利者提出的条件，这种期待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波士顿：修顿·米弗林，1960年，第124页。
4月26日，丘吉尔向访英的阿德米拉尔·拉德福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表达了他个人的意见。根据官方记录，丘吉尔警告："在边缘地带爆发战争，强大的苏联会激发起民族主义者们和受压迫人们的热情而作战。"马丁·吉尔伯特：《温斯顿·S.丘吉尔，第8卷，"永不绝望"，1945年～1965年》。波士顿：修顿·米弗林，1988年，第973～974页。的确，英国人没有政治理由加入同盟战线，对此，丘吉尔是这样表述的：
英国人将不会轻易受到遥远的东南亚争端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确知道在东英吉利有一个强大的美国基地，也知道那场正在同中国发生的战争，中国将依据中苏签订的条约要求苏联介入，或许这意味着英伦三岛将遭到氢弹的攻击。同上，第9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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