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越战回忆录》：越战期间国际国内政坛内幕

简介

基辛格继《大外交》后的又一部力作 结束越战的谈判是基辛格外交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章 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基辛格首次披露越南战争期间国际国内政坛内幕。他亲身经历了和北越代表团旷日持久的艰难而令人感到挫败的谈判，参与了谈判中的每一次重大决策的制定。其间，国际风云迭起，国内矛盾重重，基辛格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写下他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为世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外交财富。基辛格不仅是本书所述事件的中心人物，也是一个一流的学者和天才散文大师，其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缜密的文风在本书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书中精彩的细节描写再现了许多国际重要的政坛人物——约翰逊、尼克松、戴高乐、胡志明和勃列日涅夫等的个性特征，他们曾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美国陷入泥潭（1950～1969）

一切都源自美国的雄心和热望。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为使世界从分崩离析的战争残局中走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美国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包括对欧洲的复原、日本的重建，它压制了共产主义力量在希腊、土耳其、柏林、韩国的进一步发展，加入了它和平时期的第一个同盟阵营，更发起了在发展中国家里开展技术援助的计划。在美国大伞庇护下乘凉的国家享受着和平、富足和稳定。

然而，在印度支那，美国先前所有的国际行为模式都失效了。美国的国际经验第一次面临挑战，美国这个民族享有的价值观和成就感之间一直就存在着几乎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当美国质疑自己的价值观并反问为何要将这样的价值观强加于越南这样遥远的地方时，这种关系便开始发生动摇。在涉及遏制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问题上，美国人那种独一无二的信念和与生俱来的模棱两可、妥协折中的做派之间形成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在令美国陷入泥潭的越南问题上，美国的"例外论"经受了考验。美国社会没有去争论政策的实际问题，而是辩论起美国是否值得去追逐某个国际角色。

这种普遍主义的论调在美国有着很深的根基。20世纪初，一届接一届的总统就曾声称美国没有丝毫"自私"的利益，这是美国的主要问题。美国唯一的国际目标就是全球的和平和发展。杜鲁门在他194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就曾表示过美国所致力的世界目标，他说"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都能自由地按照他们最适合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美国不是要去追求纯粹的国家利益，"我们并没有领土之争，我们也没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也不会向别国要求什么特权"。美国将"为与我们合作的共同维护和平和安全的自由国家提供军事支持"，"加强那些热爱自由的国家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就职演说》，1949年1月20日，出自《美国历任总统公众文件：哈里·S.杜鲁门1949年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厂1964年，第112～114页。每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已经成为了美国这个国家的事务，而不必去论证其对美国是否具有战略重要性。

在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953年和1957年的两次就职演说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图。他在语言措辞上显得更加意气风发，他说，这是一个颠覆了王权的世界，庞大的帝国已经不复存在，新型的国家方兴未艾。在所有的政治骚动中，美国被赋予了捍卫自由不受地缘政治，也不受精于算计的国家利益束缚的责任。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是在暗示所谓对国家利益的算计太过精明，就与让所有国家和人民都能平等对待的美国价值体系背道而驰："深信保卫自由，就像是自由本身，也应该是不能分割的一个整体，我们主张所有的大洲和人民都能享有平等的尊重。"《就职演说》，1953年1月20日，出自《美国历任总统公众文件：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1953年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厂 1960年，第6页。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他1961年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再次宣扬了这个思想，还进一步延伸了这一精神，将之作为美国对世界的不可推卸的使命。肯尼迪宣称他们这一代人是世界第一次民主革命的直系后裔，他以激扬的文字承诺："绝不允许人们一向坚持的，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国内外不懈捍卫的人权，受到各种演化方式的欺凌--无论是在曾经委托过我们的国家，还是在国内或是当今我们对其有责任的国家。我们要让每个国家都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是好意还是敌意，我们都会不计任何代价。我们将承担任何负担，忍受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确保自由的长存及成功。"《就职演说》，1961年1月20日，出自《美国历任总统公众文件：约翰·F.肯尼迪1961年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厂 1962年，第1页。肯尼迪那意味深长的结论恰恰准确而巧妙地颠倒了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的一句名言，帕默斯顿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1965年1月20日，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发表就职演说。当时，美国基于其民主的政府体系中滋生的对外承诺达到了最强劲的势头，还消除了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认同上的分歧。对美国而言，约翰逊声称，任何一个陌生的国家都不会陷入绝望："那些曾被我们称之为'国外的'导致恐怖的危险和危机，现在经常会突发在我们周遭。在那些陌生的国家里，如果美国的士兵必须付出生命，如果美国的财富不得不耗费，那么这将是美国为换取国家之间持久友谊的代价。"《就职演说》，1965年1月20日，出自《美国历任总统公众文件：林登·B.约翰逊1965年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厂 1966年，第72页。

后来，这些语句变得甚为流行，竟然被认为是美国人傲慢态度的佐证和注脚，或是美国行使霸权的伪善的托词。这些表面的、浅薄的怀疑讥讽实际上是对美国政治信仰的误读，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是天真朴实的，正是这份天真朴实成为了美国十分有效的推动力。大多数国家参战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对该国具体的、能界定的威胁。20世纪，美国参与的每次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98年的科索沃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代表了美国对于抵御侵略行为的道义上的责任，或是代表了美国作为共同安全的托管国或代理国的正义感。

对于那些在青年时代曾目睹了慕尼黑悲剧的一代美国领袖来说，这些责任更被特别地强调。抵御侵略上的失败教训已经铭记在心--无论这样的侵略在何地或是怎样发生--这就确保了今后哪怕在更严峻的情形下我们都能将抵抗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从前任国务卿康德尔·赫尔开始，每一位美国的国务卿都遵循着同一信念。这也是迪安·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达尔所认同的杰弗里·P.基姆伯等人：《追溯根源：美国卷入越战各种争论不休的原因》。纽约：麦克格罗-赫尔1990年版，第54页。。我们认为，从地缘政治上分析，共产党占领一个遥远国家所造成的特定危险与理论上抵御侵略、行动上阻止共产主义在全球进一步蔓延的双重目标相比是次要的。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更加强了美国决策者们的信念，在他们的信念中，共产党任何进一步的扩展都是不能被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