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期的政策文件和官方言论都表明这个信念大体上并没有引起质疑和争论。1950年2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4号文件上对印度支那有这样的论断："它是东南亚的核心区并处于直接的威胁之下。"同上，第73页。这份备忘录标志着所谓"多米诺理论"的登场，预示着如果印度支那陷落，缅甸和泰国也将紧跟其后，"东南亚的和谐将很快被葬送"。杰弗里·P.基姆伯等人：《追溯根源：美国卷入越战各种争论不休的原因》。纽约：麦克格罗-赫尔1990年版，第73页。
1951年1月，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后来任美国国务卿8年）宣称："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问题上，忽视我们尽力追求的既定路线，将会给我们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失。"托马斯·J.斯科恩鲍姆：《和平与战争：迪安·腊斯克在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88年版，第234页。就在前一年的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曾将印度支那作为全球均衡上的一个地标："……苏联政府任何进一步的扩张将会加强一种可能，即不会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强大的力量与其抗衡。"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1950年4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和规划》，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50年第一卷》。美国政府印刷厂，1977年，第237～238页。
后来，如果不是受到嘲讽，这样一些出于过度紧张的冷战心理的言论已经不被承认了。言论产生的环境很重要，20世纪50年代早期决策者们刚经历过在苏联集团和西欧之间设置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铁幕"，共产党在东欧国家发动的政变以及"封锁柏林"和共产党与南韩的冲突。
即便如此，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是被避免了。事实真的像当时的文件所示，每次共产党扩张就意味着苏联政府的扩张吗？尤其是有了南斯拉夫铁托与莫斯科对抗的经验的情况下。实际上，威胁的性质有很大的区别。对欧洲而言，主要的威胁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而对亚洲来说，对美国利益造成的威胁来自第二等大国，其实这样的二等大国最多只能算是苏联的"替身"，甚至还是超越苏联控制的一种力量，这在当时就应该意识到，但却一直受到怀疑。事实上，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后，就开始和替身（中国）的替身在打仗。每一个"替身"都不曾被认为是彼此间最好的战争搭档。据美国分析，全球的均衡遭受北越攻击，假定北越被北京操纵，而北京又被莫斯科操纵，这样一来局势就不同了。在欧洲，美国保卫的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而在印度支那，美国所面对的是刚刚建立的国家。在对权利均衡的保护上，欧洲各国有着长期的传统，知道彼此如何配合。而在东南亚，国家刚刚成立，权利均衡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合作的先例。
欧洲和亚洲在地缘政治上的基本差异以及美国在欧亚大陆各自的利益问题，都植根于美国普遍主义的外交政策。捷克政变，柏林封锁，苏联的原子弹实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以及共产党对南韩的渗透都被美国领袖看作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事实上是要平衡控制遍布全球的阴谋。按现实政治的理论，朝鲜战争本应该被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可是美国善恶二元论的观点却另有主张。杜鲁门曾集结美国军队声称，要对法国在印度支那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后来称为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简称"越盟"）的战争进行军事援助。美国的决策者拿出了二战期间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同时开展的抗击日本和德国的例子。到了50年代，美国在对莫斯科和北京的军事战略上也要采取这样的战术，只不过苏联替代了德国，中国替代了日本。1952年，美国资助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1/3的军事费用。
美国介入印度支那，带出了一种全新的道德理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捍卫的是民主国家；美国控制日本，也是向其传播民主制度；介入朝鲜战争是为了扭转共产主义对蕞尔小国独立的破坏。然而在印度支那，遏制政策这个几乎纯粹地缘政治性质的名词从一开始就脱颖而出，而它很难被纳入到当时通行的美国意识形态之内。首先，保卫印度支那就直接与美国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相抵触。印度支那诸国是法国的殖民地，那里既非民主国家，更谈不上独立。1950年，法国将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三个殖民地称为"法兰西印度支那联邦"，之所以这样命名，是由于法国害怕如果赋予他们完全主权，其结果会导致法国在北非的三个属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也会要求同等对待。
1950年底，杜鲁门政府认定自由世界要保住安全，需要让印度支那这块法国人的殖民地逃脱共产党的掌控--实际上这意味着美国违背了反殖民主义政策，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和共产党的战争。杜鲁门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美国的武装力量由于要同时延伸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已经超过负荷，再也没有多余兵力可以投入对印度支那的保卫--即便它遭到中国的攻击乔治·C.赫尔林：《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和越南1950～1975》。纽约：阿尔弗里德·A.克诺普夫，第二版，1986年，第18页。。
也就是说在1950年，美国为其今后卷入印度支那的行动制定了最初的策略：让美国最大程度上卷入印度支那行动，可又不大到足以决断胜负。陷入泥潭的最初几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实际形势太不了解的结果。在法国殖民政府夹层中采取行动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而且被称为"法兰西印度支那联邦"（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地方政权也建立了。
由于害怕背负为殖民主义当帮凶的恶名，也为保护美国的道德名誉，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一再给法国施加压力，以确保这些国家最后的独立同上。。国务院将印度支那的行动称之为"蛋壳行动"，显示出它十分了解任务的复杂性。不幸的是，这个标签虽然传达出了对其难度的了然于心，但对于如何去解决，则没有太多用处。这个基本的军事战略要促使法国承认印度支那的独立，同时还要催促其继续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托马斯·J.斯科恩鲍姆：《和平与战争：迪安·腊斯克在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88年版，第230页。。让法国为结束它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行为，而去冒一场战争的风险，这有点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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