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非常偶然，我有机会观察到（我的意思是置身其中）约翰逊总统曾竭尽全力试图使美国摆脱战争。1967年夏天，我参加了一次讨论裁减核军备问题的被称为"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的科学家会议。两个与会人士听说我曾访问过印度支那，于是向我提出了一个相当诱人的建议。一位名叫雷蒙德·奥布拉克的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于1946年和胡志明相识，当时胡志明在巴黎参加谈判，就下榻在他家。奥布拉克希望在一位叫赫伯特·马尔科维奇的科学家的陪同下，亲自去河内和胡志明见面，商议谈判之事。我立刻向国务卿助理威廉姆·邦迪以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汇报此事。他们对此表示赞同，只要两位科学家以个人的身份前往河内，而并不代表美国官方立场即可。
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前往河内，并在那里见到了胡志明。此人老调重弹美国的"侵略行径"，并暗示，如果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河内愿意谈判。河内驻巴黎的外交代表马文保被指定为官方的联络人。
通过一系列复杂而刻意的非外交程序的沟通，河内一直不肯在空袭停止前和华盛顿政府正面接触，我就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成为了中间人。即便如此，河内还是在为谈判增加着每一个筹码，不愿意委派代表去与一个不具备官方身份的美国人打交道。因此，当消息从华盛顿政府传给我后（通常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告诉我），我再将此消息告诉给那两位法国科学家，他们将向马文保传达，我被授权可以提供任何解释。麦克纳马拉渴望结束战争，所以一再拜托我，设法从我也见不到的谈话者那里得到一些暗示，即便是阴险躲闪的暗示，都能使他推动谈判之路。
为了促成那场特殊的谈判，我参加了约翰逊总统及其顾问的部分内阁会议。与会者有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麦克纳马拉、罗斯托以及约翰逊总统的非官方顾问阿比·福塔斯等。这是一次忧伤的经历，约翰逊的直觉一直反对终止轰炸行动。约翰逊虽然在外交政策上举棋不定，他丰富的经验仍使他怀疑以单方面的退让开始谈判究竟有何好处。他也渴望停止战争，一方面他被国内的批评指责弄得烦恼不堪，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推翻急切想试用外交手段的智囊团的建议。最后，约翰逊还是让步了！就在我退出会议室之后，他们拟定了一个所谓"圣安东尼方案"行动计划，1967年9月29日，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发表演说时公布。
圣安东尼方案是越战的转折点之一。美国提议停止针对北越的军事行动--这是一项明确的义务，以换取"建设性的"对话，只要河内不借终止轰炸而占便宜。何谓"建设性的"和"占便宜"，却没有制定标准。但是，河内已经显露出操控美国国内莫衷一是的舆论的能力，当然它不容置疑的是，美国终止轰炸，必将引起争议，还会消耗时日。所谓不"占便宜"并不意味着迫使河内不搞游击战，或者放弃它已经开始的行动，这项规定最多只是让河内不得将其占上风的战略升级罢了。1967年河内拒绝了圣安东尼方案，但是由于意识到了战争风险，在1968年越南春节攻势后，他们重又回到了这种方案来。
针对美国越南政策上的批评开始还相当传统，所质疑的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比如战争的输赢以及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等。1968年3月11日，沃尔特·李普曼把他已经成体系的对遏制政策的批评矛头指向了越战。他强调说，美国已经过度扩张它的实力，遏制政策打破了国家目标和借以达到目标的资源之间合理的均衡关系。按照他的观点，从越南撤军只会加强美国全局上的地缘政治地位。
批评战争的人士和置身战争的领袖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只是方向背道而驰。反战者把观点摆在明显的实际基础上：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付出远远大于收益，美国正在透支自身。但是，这些批评家们同样是受美国理想主义的熏陶的产物，他们迅速以两个阶段将批评延伸到道德层面上：第一，在道德层面上，河内与西贡之间真的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不必以意识形态的理由去开战；第二，美国坚持战争的行为，反映的不是其实际判断力上的缺陷，而是美国体系核心的道德腐败。结果是，一个基本上享有普遍支持的行为，在两年的时间内，就变成对美国整个外交政策是否合乎道德的指控，而且不久后，还演变成了对美国社会自身的批判。
1968年，《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提出了一个让许多美国人备受折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目的使得屠杀成为了正当的行为？如果我们在战争中摧毁了越南，我们又将如何拯救它？"詹姆斯·雷斯顿：《华盛顿：捉住了捕蝇纸的苍蝇》。《纽约时报》1968年2月7日，第46页。
电视此时开始流行，每天定时播出的晚间新闻吸引了数千万观众收看，即便是最受欢迎的平面媒体记者一生也无法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电视拥有提供评论时事的视觉形象上的优势。电视新闻反映出人们渴望戏剧和表演的心态，即使是尽力做好，电视也不能保持其公允的观点，因为采访到越共在其辖地所犯下的罪行是技术上不可能实现的。电视新闻主播成了一位政治人物，感觉上就好像总统那样能影响到许多民众--甚至总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频率也不及他多。
战后，美国一直响应着领袖提出的为了援助偏远国家而牺牲的号召。在越战严酷的煎熬下，美国的"例外主义"（这是一种美国价值放诸四海皆准的信仰）也曾对战后复兴给予了莫大动力--开始转向审视自身采取的这样一种焦土政策(战争中实行的自我破坏政策)。随着战争伤亡人数的增长，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论调，从挑战政策的有效性转向了质疑政策的必要性--从攻击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盟友的价值取向，转向了对美国价值取向的攻击。甚至不仅仅在越南问题上，还包括美国在全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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