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稻香楼》

我们庄叫大刘庄，顾名思义，姓是刘姓，庄是大庄。公社制的年代，在九个生产小队组成的生产大队里，我们庄足足占了鱼肚上的七个生产小队，一头一尾由东西两个小庄各担一个生产小队。这两个小庄缀在我们庄的边上，就好像我们庄下的蛋，往东下一个，再腾蛇翻身，往西也下一个。高台子上，我们庄巍峨的身影底下，它们简直就找不着了似的。像我们庄这样的大庄，必定源远流长，不晓得经过多少代子孙繁衍，才到了今天这个规模。从刘姓名字的排序就可看出来，每一个人都严格安在了班辈上。这些代表班辈的汉字，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摘下来，又以什么原则为前后。照我们外乡人看来，之间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关联，可你拉住任何一个小孩子，他都可以 “三字经” 似的一溜背下来，这就是我们庄的历史感。班辈高的人，无疑是受到尊敬的。

但是，切莫以为有历史感的人非得是古板的，他们其实很有幽默感。倘若有辈分高的小孩子受了辈分低的大孩子欺负，他们并不以为有悖于孝悌，反而是挑动地说：你是爷爷呢，打不过孙子！这也是经过教化的人的一种风度。大庄的人就是有大庄的风度，他们从不仗着大庄大姓去欺压小庄小姓，也不为些鸡毛蒜皮的零碎事起争执，但大原则却不放弃。比如有一回，接壤的邻庄生产队犁去我们庄一沟地边，犁头正从一座老坟脚下擦过，男人们铁青了脸哗啦啦从湖里回进庄，提起锄头抓钩，铿铿锵锵再下湖里去。据说后来并没有打起来，我们庄这行人一字排开，那阵势就让人家落荒而逃了。

在漫长的繁衍过程里，很自然地，会掺进一些杂姓。这些杂姓，经过物竞天择的分化渐变，地位就有了很大的差异。有的依然单门独户，住在台子脚底下，逼仄地盖两间土坯屋；自留地是在阴面，菜园呢，是挤在人家地头上；倒是会生养，生出一串黄毛稀发的孩子，却供不足衣食，做不来规矩。这种盲目的繁殖并不会壮大他们的势力，反而将他们拖入越来越深陷的贫困。而其中也不乏有精英者，那高台子上青砖到顶的房子，有几户不姓刘的，就是他们了。他们家的男人，干活多是把式，女人多会过日子，小孩子则多驯顺。他们家道殷实，有几个在队里做了干部，比如队里的会计、民兵连长，他们家的男孩子，也有几个当上兵的。

总之，他们一定程度上跻身我们庄的上层了。他们都是农人里的智人，在他们祖先的迁徙生涯中继承了生存的奥秘。除去勤勉和明理这些农人的基本品行外，他们还颇懂得些政治呢，这就使他们超出一般农人之上。比如，利用联姻来站住他们的脚。其中有一户，将小孩子他表姨说给刘姓人家做了媳妇，这正是民兵营长家，等小孩子长大，读了两年初中，就去金华当兵了。就这样，这些小姓，一代一代砌进我们庄，成为我们庄的重要成分。它使我们庄的正统生发出旁枝错节，变得杂糅，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也正因为有这些旁门别户的加入，我们庄才可变成这样一个巍巍大庄。这话怎么说？这么说吧。在我们庄朝东四里地，有两个回民庄，一个叫大方庄，一个叫小方庄，一个据路南，一个据路北。两个庄都是小庄，十几二十幢土坯房，坐在低台子上，那台子眼看就要趴到地里去了。

两个庄的狗都特别凶，离庄还有半里地就吠吠起来。尤其是在天傍黑的时候，远远的，狗吠起来，先是一条，然后两条，三条，五六条，可无论多寡，狗吠声在沉暗的旷野里，依然显得寥落。为了保持纯粹的血统与种族，它们不得不将自己孤立起来。而我们庄，却是开放的性格，这性格主要因为有底气，也多少来自那些外来的姓氏，他们从某种角度，敲开了我们庄的门户。这些外来的小姓，无从推断他们的迁徙史，只是很有意思的，在他们族中，总有一个人或两个人在遥远的地方谋生，这使他们显得比我们庄的本姓人有来历和有见识。像蚌埠、淮北、南徐州、北徐州，甚至于上海这样的地名，有时会出现在他们言谈之中。这些地名在他们的言谈里，与我们庄挂上了关系。

县里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其中有一个代表的先进事迹是，发动贫下中农，和封建宗族势力斗争。这个上海女生，已经说了一口本地话，披一件蓝粗布面的短大衣，大约是她父亲或者兄长的劳防用品，头发在耳后编两根毛糙糙的短辫，和所有插队的女生一样，由于食粗粮而胖和，变成浑圆扁平的脸型。在她被脸颊挤细了的眼睛里，发出一种倨傲的光芒。她显然来自上海的工业区，比如大杨浦，那种产业工人的家庭，有一种素朴的优越感。这与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不同，干部子弟是带贵族气的，而她是翻身的无产阶级。也因为此，她能够有资格对中国农村发起批判，其他的先进事迹，都是关于如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她的打印成书面的发言稿里，对她们庄的宗族情况并没作具体的介绍，只是强调了宗族关系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显然，她是准备以革命的手段颠覆她们庄的宗法制残余，我们庄的宗族演变过程则比较合乎社会进化的观点。

在我们庄的外姓中间，有几个姓不容小视，比如孙姓。孙姓的砖房，已在庄子中央的高台上站了有小半排。孙姓的特点，是以耕读为本。他们族里的人都识农时，善农务，同时，都识字。上几辈人是在塾里读书，现在的，都上公学，先在庄上小学读，再到县城上中学。连娶进的媳妇，都读过几年书。其中有一位，还在外头泗州戏班子里唱过戏。我们庄，邻近庄，甚至他媳妇娘家庄，谁家里起了纠纷，都会请他去调停，他就用书里，还有戏文里的道理，深入浅出地劝解一番。有一回他说的是宰相的娘子与书童私通，书童午夜时就用竹竿捅醒报时的老鸹，将宰相骗起来去上早朝，宰相识破了却不声张，而是等到八月中秋一日，与娘子两人饮酒赏月，吟哦道：“月儿团团到当空，老鸹不醒竹竿捅。” 意思是我已经明白其中的隐情，这层窗户纸是我捅还是你自己捅？那娘子也回了一首诗，也是用月亮起首：“月儿圆圆到中天”，末两句最妙，叫做：“大人莫把小人怪，宰相肚里能撑船”。

这是孙姓。又有严姓。和孙姓相反，严姓是三代赤贫，于是，我们庄所属的生产大队，就是由严姓人做党的书记。严书记是正职，可是却一心辅佐刘姓的副书记。他不善言语，只是埋头苦作，还像在替人扛活。他其实是刘备，韬光养晦的心路。我们庄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去了专区的卫生学校读书，几个知识青年在谋这个空缺，没一点响动地，严书记初中毕业的儿子在窗口给人抓药了。再说谢家。谢家是我们庄的独姓，住台子下路口，照说很单薄，却挡不住已经崭露上升的趋势。一反男主外女主内的常规，他家主外的是女人。谢家女人长得很排场，高个头，阔身板，富态的脸型，一看就是顶得住事的样子。张姓里的老太太过世了，上头一举丧，下头的她丢了手里的针线，换一身素布裤褂，发上别一球白棉花，手握一柄蒲扇，噔噔上了台子，灵床跟前当地一坐，扇子一拍，直着声号将起来。为什么是张姓里的老太太？这就要说到张姓里的人物了 —— 很奇怪的，比较起来，我们庄的大姓，刘姓里边，人才却很平常。刘姓的爷儿们，有些类似京城满人里的八旗子弟似的，爱玩爱闹。

举一个例子，有年冬天我们庄组织宣传队，演一出小剧，老两口子的戏，姊妹们都不肯演里面的那一口子，就有个刘姓小爷，自告奋勇来演。他头上扎一条花手巾，眼睛藏在手巾沿的黑影里，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不像老妈妈，倒像个风情的小娘子。张姓是我们庄外姓里的佼佼者，从死去的那老太太的儿子辈上开始，就出人物。先有一个大伯，在外当兵，升了官，有一年回家看看，带走个侄儿。侄儿也当了兵，没做官，做了军医。又一个侄儿，是跟土改工作队走的，走的那年，个头只抵桌面，过年时大人开赌局，他拖了鼻涕围了桌子转。那工作队的干部，却喜欢他的机灵，正缺个打杂送信的，把他带走了。虽然走得早，却没离开本土，在公社里做了主任。张姓真正的发达，是从他开始的。

不知道张主任在公社里究竟做什么主任，也许只是个干事，只要是在公社谋事，吃公家饭，我们这里都叫 “主任”。张主任的样子很有些威仪，黑红的四方脸，头发往后梳，本来略嫌矮的前额，因完全袒露出来，就也显得宽阔了。他的五官挺端正，挺有男人气：单眼皮，悬胆鼻，嘴唇四方四棱，只是眉间有些紧，就叫人有点为他的仕途担忧，怕他官运有阻。果不其然，他就翻了船，是为一个女人。那女人是县泗州戏剧团的一名旦角，四乡八邻里面，有点名气，能看上乡下公社里的张主任，也可见出张主任是个有魅力的男人。那旦角的男人在剧团里任司鼓，剧团里的人都精，尤其对男女苟且之事，很有一套办法，水面无波地，一下子堵在被窝里。不打不骂，将人绑起来，一边着人连夜往张主任所在公社报信，硬是将公社书记的门敲开了。

出这样的事当然丢了大丑，可张主任搞的是县剧团的角儿，似乎又挽回一些面子。降级，记过，勉强保住党籍，留党察看两年，张主任却出了大名，走到哪里，哪里都认得出他。张主任呢，一点不露猥琐，依然头发梳得光光，自行车擦得锃亮，一阵风地骑过去，纺绸衬衫帆一样鼓起来。这就是张主任这人的心气盛了，输得起。我们庄的人都说张主任没事，还有的发了。果然，两年一过，党内处分撤销，再过一年，竟又评上一级，就回到原先的级上，又是个主任了。当然，也有一些固执的人，守着原先的想法，可大家都觉着他们背时。人心所向，我们庄的人都希望张主任得意，可以庇荫我们庄。我们庄可得了张主任的济了，批优质麦种、豆种，收成时和粮食局的人招呼，少估我们亩产量，挖河时倒要多量我们的土方。

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

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张主任为我们庄挑来的都是宝贝，一个县委副书记的千金，一个县武装部长老上级的儿子，又有一个蚌埠水泥厂厂长的侄儿。张主任有办法让他们来，也有办法让他们走，两年一到期，招工的招工，上大学的上大学，征兵的征兵，留下了安家费和木料方子，还有和城里头的通路。张主任为我们庄谋事就是这么有眼光，不只用力，还要用心。张主任是个念乡情的人，晓得父老们看着他从个拖鼻涕的孩儿，长成人样，他就不能叫人们白指望了，要让人们好好看着他出息，享他的福。他就像供奉老人一样，供奉我们庄，怀着一个争气的孝子的心情。我们庄呢，则把他当恩人。有几户姓张的，本来是一些散姓，彼此并没什么瓜葛的，如今却与张主任的 “张” 续上班辈，认了宗亲。张主任是共产党员，自然不理会这封建的一套，其实骨子里是看不上眼的。

那几个张姓，老的老，小的小，其中倒有一个读过书的，又在壮年，冬季拉宣传队，他就在里边吹笛子。张主任很好笑，男人家做上这个，就算没了指望，当年他和蒋淀霞 —— 就是那个县剧团的旦角，他和蒋淀霞相好时，就是这么看她男人，这多少壮了他的胆。顺便说一句，张主任有一回在街上看见蒋淀霞，两个都骑着车，擦肩过去。他心里不由一惊，她可是老了，面色枯黄，眼睛也暗了。而他，意气风发，正走在男人最好的年华里。

这一年，张主任为我们庄争来了十三个省城稻香楼的招工名额。稻香楼是省城最高级的宾馆，实际上是省委的内招，最光荣的历史是，毛主席曾经住过。在结构上，稻香楼是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庭院式建筑，除去接待服务功能之外，因要考虑国际冷战背景下的种种意外需要，所以它就像一个完整的小社会，具有自行运作的所有设施。供电、供水、供暖、通讯、运输、花木、被服、用人甚众。其时，需要进员工了。如这样专门接待上层来宾，政治上就要求十分可靠，在风声鹤唳的七十年代初，谁能保证谁十分可靠呢？于是，就将招工面向贫瘠的淮北农村。在这里，近乎赤贫的人们，一辈辈地生活在土地上，彼此知根知底，能有什么隐藏的内情呢？我们县总共分到二十五个名额，全下到地处城郊的我们公社，而张主任又为我们庄划下一半还多，整整十三名。

这十三个稻香楼学徒工的名额人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我们庄，连那几个日日往城里跑，耳目灵通的知识青年都不知情。当事人个个把嘴封得铁紧，一点风声不透。要特别有心的人才能留意到，有大人带了家中的小姊妹在村道上走，走，走，就进了张主任家。这小姊妹不是家里长成人，说了婆家的那个大的，而是二的，或者三的，头发稀黄，脸也黄，穿着姐姐穿剩的旧衣服，平时说话也没人听，除了受气挨骂，什么都轮不上的那个。这会儿忽然，有些儿成主角的样子。她们低了头，看着父亲的鞋后跟，颠颠地跑，跑进了张主任家。可是，事实上，当时谁也没看出这里的蹊跷，直等到这十三个人已经定得差不多了，事情才一阵风地传开。所以，小岗上，就是前边说的，好比我们庄下的蛋，那东边一个蛋，小岗上的小英子就知道这事太晚了。

她不仅知道得晚了，而且醒悟得更晚，她是在省城稻香楼带工的干部来到我们庄，住进张主任家以后，才发现她其实也够得上学徒工的条件：年龄十六至十八，未婚，身体健康，成分贫下中农，小学以上文化，而且，五官端正。小英子是我们庄头一个俊俏的姊妹，不仅是眉眼肤色，或者还有身段，最重要的是，她有一种风度，就像戏台上的那个大青衣，别的姊妹在她跟前，都成了丫环。其实她的家境相当寒素，只一个寡母，还有一个小兄弟。这寡母特别疼孩子，在别人看来，近似娇纵了。这娇纵一是表现在供小英子读中学，二是由着小英子不说婆家。所以，娇纵的结果反是害了她。十八岁的大姊妹，多已经说定了婆家，隔年就要过门子。这也是稻香楼来招工，合乎 “未婚” 这一条的，就只能是那批小一班的姊妹了。又正因为此，小英子并没想到，她也是够条件争一争的。

读过初二，又长得俊俏的小英子，难免自视高，她不准备像我们庄姊妹一样走过自己的人生。可是，还能有什么别的机会呢？除去冬季拉宣传队，做一名队员。方才说的那个老两口的节目，死活不肯演其中一口子的，就是她，小英子。私下里，她对别人说，其实她是特别烦演那一口子的队员。演那一口子的队员是要续张主任家班辈的人，在宣传队吹笛子，还演戏。要说，他也是和小英子一样苦闷的人，因为读过书而不满意现状。但小英子还有着前途，而他已经到头了。

三十岁的他，在小英子的年龄里看起来，已是半老头儿，拖了三四个孩子，却还在宣传队里吹拉弹唱，让小英子很觉着恶心。和这样的人搭伴演两口子，把小英子也拖带得没了希望。最后，只能男扮女装。就是这个宣传队，有时候县里汇演，小英子幻想着会有县剧团的人注意她。等到了地方，各庄宣传队挤挨在县城电影院里，轮到哪个庄上去表演，就听长连椅在洋灰地上一阵划拉，脚后跟带了一溜土地上台去。是电力不足，还是气窗上日光衬的，那台口黑洞洞的，人脸都是暗黄。小英子从人家身上就看见了自己，不由灰心了。小英子每回上街，走到分洪闸下面，心里会跃动起无名的希望，也许，也许呢！不知道 “也许” 什么，可就因为不知道，才 “也许” 呢。她很快就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并没什么特别要办的事。日头晃晃的，街面显得特别白，照着自己的人影。再从分洪闸下回去的时候，“也许” 已经没了。然而，当 “也许” 真正降临身边的时候，小英子却浑然不知觉。

其实，稻香楼来带工的人到我们庄的时候，人已经都定下了。张主任家的小女儿自然算一个，前面说起过的谢家，他家的儿子也算一个，其余的，就全是刘姓的姊妹了。稻香楼的人，坐在张主任家堂屋里，那些孩子就由各家大人领着，一个一个照过面，都通了，没有谁被剔下。第二天，带工的人就要回去了，再过几日，孩子们也都要上路了。带工的人在张主任家吃过午饭，便出院子在村道上走走化食，一走就走到宣传队活动的地点，大队小学校。正是寒假，小学校空着，留一间教室给宣传队用，锣鼓琴瑟的正排练。看了阵排练，看出其中有几个知识青年，都是城里来的人，就有些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情，两下里并不认生，一聊二聊地聊了起来。稻香楼的人自然就要说起来意，小英子在旁边听着，方才恍悟过来。等那人聊过了，化食化得差不多，开始犯困，起身往回走了，小英子悄悄跟了出去。不像别的姊妹，有大人带着，自己都无须张口说话。

她父亲早逝，母亲还要听她，兄弟又没长大，她什么都要靠自己的。到了村道上，她就上前去叫了声 “大叔”。“大叔” 回过头，看见她，倒有些诧异，诧异她的大方。乡里的姊妹都害臊，不要说与生人搭腔，连头都不敢抬。而且，像这样十八九的年龄，又都已经说了婆家，就更矜持了。当然，他也看见了小英子的俊俏，再加上她的大方，就觉着不像乡里姊妹，而是有些城里人的风度。小英子接着说，她能不能报工，她今年十八岁，成分贫农，读过初中。“大叔” 问，有没有订婚？她回答 “没有”，红了脸，以为人家嫌她年龄大了。其实也是有当无问的，因为十三个名额都准定了，拍过照，做成表，报往省人事部门。稻香楼的 “大叔” 看看小英子，说，等下回吧，这回额子已经满了。说完回过身子，继续向张主任家走，留下小英子一个人站在午后的村道上。冬日的村景，肃杀里带了些暖调子，那是过日子的调子，狗啊，鸡啊，柴禾啊，炊烟啊，不由地眼面前就稠起来。

小英子也回转身，向宣传队活动的小学校走去。作为她，一个乡里的姊妹，这样就算努力过，争取过了。傍晚时，还是在村道上，宣传队与稻香楼的人又遇上一回。这一回，那人对小英子流露出一些惋惜的表情，他对另一名宣传队员说，这姑娘报晚了，要不 —— 这话小英子听进耳去，感到安慰，这是一个来自省城的人，对她的肯定。她大方地朝 “大叔” 笑笑，心里期待着也许 “大叔” 会突然地有了主意。也许，他对小英子的满意，会使他对其他的姊妹不满意，那些小丫头，平时都不会让小英看上一眼。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第二天，天不亮，稻香楼的人坐在张主任自行车后架上，进城上船码头去了。最早起的拾粪老头儿只看见那挂车的一个背影，在坝上远去。

再过几天，那十三个孩子，只两三个小爷们，其余全是小姊妹 —— 平时哪个放她们在眼里，谁承想竟会是她们出头？十三个人也走了。是走去城里码头上，每人只带着个小包袱，到了稻香楼，被褥枕头，四季衣服，牙刷手巾，全都会发下来。又过了些日子，孩子们的家书都到了，说在办班学习，姊妹们都在服务员班，小子则学水电工，又都说了些饮食起居，总起来就是一个 “好” 字。从此，稻香楼，这个神圣的地方，就与我们庄有了信件消息的往来。再过半年，就有了头一拨往稻香楼探亲去的人，两口子带个奶头上的孩子。住了一礼拜，回来，三个人都胖和白了，最好笑的一桩事是，那小的早晨睡醒，就要他娘在电灯上烤他的棉裤。此时，小英子已经翻过二十，吃二十一的饭了。她还是不肯说婆家，不过有人在分洪闸底下，看见她和一个男青年一同走，问她，这人是谁家的孩子，她回答：是我朋友。

张主任走过顺风，又开始走背运，这回犯的是经济问题，也有人将他女儿去稻香楼的事提出来。像张主任这样的能人，自然会结下怨恨，有人背后搞他，并不奇怪。处分是两条：退赔和调离。张主任将高台子上前后三进的青砖宅子卖了，卖给谁？就卖给我们庄，做大队部。卖得的钱，在前台子上划一块宅基地，盖了单排的四间屋。这地点虽不如原先的台子高，但靠了西井沿，前面是一口塘，塘边种了榆树，所以方便，景致也好。房子不如原先大，可是讲究，瓦顶、大玻璃窗户，洋灰地像镜面一样光和平。

张主任是见过世面的，他对生活有着另一种要求，不走量，而是求 “质”。看起来，张主任就像是归隐林间的意思，其实谁又知道，张主任的运势到没到头。张主任离开我们庄所在的公社，去了县城那边儿十里外的公社，是个穷地，靠了淮河坝下，十年九淹，任的职务也不高，没什么实权。我们庄的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很努力地，对张主任的态度淡了，不再上门去。有一日，张主任喝了酒，就说：哼，我一句话，叫他跑断腿！果然，招工来临，可没叫他跑断腿，最后，他只得离开我们庄，奔亲戚插队去了。

再说稻香楼的那伙，路越走越宽，其中都有去了外国的，我们庄和外国也就挂上亲了。大庄就是有大庄的气派。

王安忆，1954年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初中毕业后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后调地区文工团工作，1978年回上海。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主要著作有《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米妮》等。长篇《长恨歌》获茅盾文学奖，短篇《发廊情话》获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