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晚年回忆：我们家族的奋斗史和辛酸史

1949年9月28日，北京的天气已经有了初秋的凉意。这一天，胡秀清在病榻上静静离世，享年七十六岁。两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间上的微妙错位，让人很难不多想：一位山西农家老太太，陪着儿子一路闯过军阀混战、抗日烽火、革命征程，却终究没能亲眼看到新国家诞生的那一刻。

这种差了半步的遗憾，很像薄家几代人的命运轨迹。一步之差，落在生死线上；几年的错位，又落在时代断裂处。薄一波晚年回忆自己的家族时，用了“奋斗”和“辛酸”两个词。若顺着他的时间线往回看，就会发现，这个家族的故事，既有典型的北方农民苦日子，也有在大时代裹挟下被推着往前走的那股倔强劲头。

有意思的是，薄家命运的转折点，既不在高门大户，也不在富商巨贾，而是从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决定开始，落脚在一个叫蒋村的小地方。

一、从被赶出家门开始的家族命运

1908年，山西忻州盆地边缘的蒋村，还只是一个以造纸业闻名的村子。地下水丰富，纸坊林立，家家户户都供着“造纸祖师”蔡伦的牌位。那一年，清朝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朝廷气数已尽；同一年，一个后来走上国家领导岗位的孩子，在这个时代拐点前后降生——他叫薄一波。

要追溯薄家的命运，不得不从他的父辈说起。薄一波的祖父去世较早，只留下两兄弟：哥哥薄昌有、弟弟薄昌福，两人年龄相差十五岁。按理说，北方乡村讲究“长兄如父”，哥哥应该照拂弟弟。可现实却拐了个弯：在分家时，长兄反而以“分家”为名，把年幼的弟弟赶出了老宅。

这一脚，把薄昌福踢出族里原有的生活轨道，也逼出了他之后的那股硬劲儿。被迫离家，他带着妻子胡秀清，投奔岳父所在的蒋村。谁也没想到，这次迁徙，会改变薄家几代人的命运。

蒋村在定襄县算得上殷实。造纸业有两百多年的传统，手工业繁荣，信息流通得也快些。村里有个颇有趣的外号叫“半截子”，原因就在于村民院墙只抹上一半白灰，留出空地晒纸。看似只是生活细节，却透露出一种以手工生产为根基的日常节奏。

对一个两手空空的农民来说，换一个村子生活绝不轻松。但薄昌福吃苦耐劳，干活又快又细，外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黑脸阎王”。脸黑、话少，看着严厉，其实人却忠厚善良。靠着亲戚引荐，他与一个姓朱的人合伙开纸坊，一点一滴攒钱，先在村旁买下一个小院，又添置了八亩坡地。对普通农家而言，这已经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家业。

如果事情就这么顺着走下去，薄家可能会变成蒋村里稍微宽裕的纸坊人家。但另一次“上门要钱”，又把故事推向了更残酷的一面。

二、四十吊钱和溺亡的孩子

在薄昌福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那年，兄长薄昌有家境急转直下。日子过不下去时，他手里攥着一把刀，堵在弟弟回家的路上。薄昌有开口就要四十吊钱，威胁说：“我现在过不了日子，你给我四十吊钱！要不，就用这把刀杀了我！”

四十吊，对当时的一个普通农家来说，是不小的数目。更何况薄昌福要养三个孩子，家里还有一个孩子尚在腹中，哪里拿得出这笔钱？可面对哥哥步步紧逼，他最终还是咬牙去借高利贷凑齐了钱。胡秀清心里极不情愿。对一个当家女人来说，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合算。但薄昌福说了一句，后来在薄一波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话：“人家讹咱们，总比咱们讹人家好。”

这句话听起来老实，甚至有些“吃亏是福”的味道。可在现实生活里，所谓“吃亏”，往往意味着更沉重的个人代价。

不久，第四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按常理讲，这是值得欢喜的一桩事。但在一贫如洗、债台高筑的现实面前，这个新生命反而成了压垮全家的最后一根稻草。薄一波当时四岁，已经有了清晰记忆。他后来回忆，父母在极度悲痛绝望之下，狠下心，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溺死了。

这样的情节，放在今天读来令人不忍。但在当时的北方乡村，这类“无法承受之重”，并非孤例。家中经济彻底被掏空，粮食不够吃，孩子生下来意味着多一张嘴。处于绝境中的父母，往往只能在“活下去”和“守住伦理”之间作最残酷的抉择。

也正是这场惨剧，彻底改变了薄昌福之后的生活态度。他愈发拼命干活，一心只想着还清高利贷，把家里几口人拉出绝境。辛苦多年后，他不仅还完了债务，还供孩子们读完初小、高小。尤其是对最小的儿子薄一波，他做了一个在村里人看来多少有些“冒险”的决定——继续往外送。

有乡邻议论：“薄昌福把儿子送去太原念书，是想让他以后当官吧。”在当时的乡村语境里，“当官”几乎是“脱农”的唯一想象。但薄昌福并未理会这些话，他认准的事情，别人劝不转。这种倔，却是农民家里最珍贵也最难得的品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这位一辈子围着纸坊和土地打转的农民，已经到了花甲之年。日军进攻山西，前线形势紧张，薄一波此时已是晋西北著名的“牺盟会”领导人。为了父母安全，他把他们送往陕西汉中。一路迁徙，薄昌福亲眼看着自己辛苦攒下的家业被战火摧毁，心中的那股憋屈和痛楚难以言表。

到汉中后不久，他病倒了。1938年病逝，终年六十四岁。一个山村农民，从被兄长赶出家门，到凭一双手撑起一家，又在战火中眼看家业化为乌有。这种大起大落，用时人朴素的话讲，就是“命苦”。可再怎么命苦，他也让一个儿子，走上一条与千千万万农民完全不同的道路。

三、“昌福老人”的智慧和严厉里的人情味

若说薄昌福是薄家“吃苦耐劳”的代表，那胡秀清，就是这个家庭“能撑事”的那一面。她既是丈夫合伙开纸坊的帮手，也是几个孩子的精神支柱，更是蒋村乡里口碑极好的“评理人”。

村里谁家有纠纷，往往会来找她说合。原因很简单：她说话公道，心地厚道，不偏不倚。年龄渐长后，乡里人干脆不直呼其名，而是尊称她为“昌福老人”。这在重视辈分的乡村社会里，是很高的评价。

胡秀清解决问题的方式，既有北方女人的爽快，也透着一种不动声色的机巧。有一件小事，在薄一波记忆里印得很深。

小时候，他和小伙伴偷吃了别人家枣树上的枣，被主人发现后，对方一手举着铁锹，一路追着要打。走到村口时，刚巧遇到从外面回来的胡秀清。她见势不对，没去拉扯，也没急着解释，而是高声对儿子喊了一句：“站住！让你伯伯拍你一铁锹就是了，跑什么？”

这话一出口，追赶的那位反而尴尬起来。真要“拍一铁锹”，按村里讲究，就不是简单教训孩子，而是下重手了。对方挠挠头，觉得不好再闹下去，只能讪讪离开。

一句看似“狠话”，实际上卸掉了对方的气势，也护住了孩子。不得不说，这类处理方式，在乡村环境中极为实用。既不伤和气，又守住了里子。薄一波后来从事组织工作，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善于调解矛盾，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家庭氛围有关。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秀清随丈夫去了汉中。薄昌福去世后，她被儿子接到晋东南根据地，又在延安住过一段时间。在这座黄土高坡上的小城里，聚集了当时中国最富理想的一批人。她以一个农家老人的身份，见证了许多重大决策酝酿的过程，虽然未必听得懂全部内容，但对于“天下要变”这件事，心里是明白的。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她来到北京。那时，局势已基本明朗，新政府的筹备进入最后关头。遗憾的是，9月28日，她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六岁。距离新中国的正式成立，只差两天。

如果稍微停下来设想一下：若她再多活几日，或许能在收音机里听到开国大典的广播，或许还能听见礼炮声。但历史不按人的愿望来安排。这种时间差，成为薄一家族记忆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也让晚年的薄一波在回忆母亲时，多了几分压在心底的酸楚。

四、蒋村小学、废书库和“被打开的世界”

把视线再拉回到更早的那些年。蒋村，固然只是忻州盆地边上的一个普通村落，但在教育上，却走在了前列。1908年，村里办起了蒋村小学，聘来的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老师。对一个以造纸业为主的村子来说，这样的选择颇有长远眼光，多少带点“开风气之先”的意味。

薄一波七岁时，正式踏进这所小学。课堂上，已经不再只是四书五经，而是有了算术、自然、历史等新课目。对一个出身农家、常年与纸浆、草木打交道的孩子来说，书页上出现的那些世界，既陌生又新鲜。

到了十一岁，他代表蒋村参加定襄县统考，成绩名列前茅。这件事在乡里乡亲口中被传了一圈，算是给村里长了脸。当地的乡绅见状，主动上门劝说薄昌福：“这孩子有出息，得让他继续读高小。”更出人意料的是，定襄县第一高小的郭校长也亲自登门。

这个郭校长在当地名望不低，是老同盟会成员，曾在定襄“闹过革命”。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更明白教育对改变社会的意义。一个有革命经验的知识分子，主动劝一位靠纸坊和坡地过活的农民继续供儿子读书，这在当时完全可以写进乡村轶事里。

在他们的劝说下，薄昌福下了决心：咬牙也要供儿子读完高小。等到后来薄一波提出想去太原求学，他也没有拦阻。事实上，在许多农村家庭里，孩子想去县城、府城读书，往往要经历一番家庭争执。薄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背后既有父辈对命运的直觉判断，也有时代浪潮不知不觉中的推动。

值得一提的是，蒋村的造纸业，也在无形中成为薄一波求学道路上的“隐形助力”。纸坊收来的造纸原料，大多是废旧书籍、报纸，各家设有废书库。这些本该被搅成纸浆的旧纸，对爱看书的孩子来说，就是天然的宝库。

放学后，薄一波常往废书堆里钻。四大名著、《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这些小说，不少都在那些角落里被翻了出来。他还接触到《时事论文》一类的刊物，里面讨论的国内外局势、社会问题，对一个少年来说，冲击不小。更出人意料的是，他甚至在废纸中翻到过黄埔军校的整套讲义。军事、政治、地理，内容包罗万象，这类材料在一般农村孩子的视野中几乎不可能出现。

这些阅读经历，打破了传统乡村教育的局限。课堂教的是规定课本，而废书库里，则是一个碎片化却极其丰富的世界。薄一波在这里见识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制度与事件，对于后来他理解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思考国家方向，不能说没有影响。

晚年他回忆，那些年废书堆里曾出现过一部宋版《庄子》。从版本学角度看，宋代原刻本《庄子》在今天已极为罕见。宋代雕版印刷繁荣，但战乱、天灾、人为毁坏，使得流传下来的真品少之又少。若类似版本在后世现身拍场，往往价值极高，动辄数百万元甚至更多。同一时期，民国年间中华书局出版过仿宋版《庄子》，印刷质量不错，价格却相对平实，仅在数千至数万元之间。

然而，在当时那个环境里，一部宋版古籍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识书人手中。大革命失败后，政治环境收紧，薄昌福担心家中藏有大量书籍惹来麻烦，干脆把这些书全部当作造纸原料处理掉，包括那本极可能是真品的宋版《庄子》。在今天看来，“毁书”似乎不可理喻，但放在当年的政治氛围和农民的安全本能之下，这又是现实中的无奈选择。

这个细节，一方面显示了历史文献在战乱年代的脆弱命运，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薄家所处环境的矛盾：一边是书香与新知，一边是生存压力和政治恐惧。这种撕裂，对一个刚刚打开眼界的青年而言，冲击相当直接。

进入定襄高小后，薄一波接触的人和事更广了。当时定襄有几位青年，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读书。每逢假期回乡，他们会在课堂内外向学生们讲述北京的见闻，讲国内外正发生的政治风云，谈新的思想潮流。对于身在内陆、出身农家的孩子来说，这些故事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窗。

在这样的氛围中，薄一波结识了一批志趣相近的同学，其中包括后来担任上海区委书记的陈怀璞烈士。青少年时期的这些交往，虽不起眼，却在无形中搭起了他之后投身革命、走向全国舞台的人脉与思想基础。

如果从时间上往后推，不难发现一个微妙的连续性：1908年，他在清王朝行将崩溃时出生；1919年前后，新文化运动、五四浪潮冲击旧秩序，他已经在村小和高小读书；1920年代，军阀混战、思想纷争，他通过废书和大学生讲述接触到新思想；到了1930年代中期，他已成长为“牺盟会”这样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领导者之一。

这样的成长路径，并不是某种“天才少年”的传奇，更像是在家族性格、村落环境、时代风云共同作用下，一步步被推向前方的过程。若没有被赶出家门的经历，薄家不会落脚蒋村；若没有造纸业和废书库，就少了许多“意外”阅读；若没有蒋村小学和定襄高小，就很难接上新式教育的脉；若没有胡秀清那种兼具刚性和圆融的性格，薄一波在未来组织工作中，也不会形成那样的处事风格。

从这个意义上讲，薄一波晚年所说的“我们家族的奋斗史和辛酸史”，并不只是个人情感的总结，而是一段典型农家如何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潮中被塑造、被裹挟、也在艰难中寻路的实录。家史与国史，在这里交织得极为紧密——一个山西定襄农家的故事，最终汇入了新中国诞生前后的历史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