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现代花木兰”郭俊卿病逝，养女郭利华：她是我的榜样

这位女军医叫郭利华，照片里的人，是她的养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家喻户晓的“现代花木兰”郭俊卿。那一年，是郭俊卿病逝后的第一个冬天。

郭俊卿的一生，时间并不算长，从1931年到1983年，只有五十二年多一点，却横跨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漫长岁月。她身上的几重身份——女扮男装的战斗英雄、被授予“全国女战士英雄”的代表、隐去真身二十多年的“李民”、又或者晚年收养孤女的母亲——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棱角、有温度的人物，而不是简单的一串光荣称号。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时间线理一理，会发现她最耀眼的高光时刻，反而夹在悄无声息的隐忍之前与之后。战争岁月、北京受奖、中年改名、老年离休，这几段看似断开的经历，其实都绕不过一个字：苦。但在养女郭利华眼里，这个“苦”字后面，还得加上“值”字。

接下来，还是得从她的童年和那场逼出来的“男儿身”说起。

一、从“郭富”到“假小子”：枪林弹雨里炼出的女英雄

郭俊卿1931年出生在热河省凌源县（今属辽宁），家里穷得很普通：两间草房、几亩薄地，吃饱穿暖都够呛。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她才六岁，真正改变她命运的，却是天灾——洪水冲毁了房屋和河滩地，一家人只好逃到林东县附近的草帽山去投奔。

在那里，郭父只能给地主家打长工，拼命干活维持一家老小的口粮。到了1944年冬天，郭俊卿十三岁。那一年，父亲被逼着在山上砍柴，为赶活儿没顾得上安全，一脚踩空，从山坡上摔了下去，伤得不轻。地主不但不管，反而把郭家一家子赶出门去。那时候，地主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穷人的死活，郭父受了伤，受了气，拖了几天就断了气。

家里顶梁柱没了，还不到十五岁的郭俊卿，只能硬着头皮往外冲。为了少挨欺负，也为了多找点活干，她剃光了头发，穿上男孩衣裳，自报“男娃”，跟着人学干重活。她后来提起这段日子时，只说“受过不少罪”，其实用“吃尽苦头”来形容也不过分。

真正改变她人生方向的，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一幕。大约在1945年末，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一支部队从当地经过。郭俊卿第一次在近处看到穿军装的苏联女兵——腰间系着皮带，肩上挎着枪，说话做事干脆利落。那一刻，她心里冒出的想法很直接：有一天也要穿上军装，为穷人出一口气，也给父亲报这口冤屈。

她当时打扮成男孩，已经习惯了。年纪却是硬伤。第一次报名参加地方武装时，她老老实实写了十四岁，结果被招兵的干部一口回绝。到了第二次，她学聪明了，报成十六岁，还给自己改了个更“爷们”的名字——“郭富”。这一回，她被林东县支队收下，成了一名通讯员。

临走那天，她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发着抖：“娘，我女扮男装，去替爹出这口气。”母亲只抹泪，没多说什么。穷人家孩子，早熟，也没得选。

林东县支队主要负责地方武装任务，既要侦察传递情报，也要拿枪打仗。通讯员可不是跑跑腿那么简单，经常要趁夜摸黑，穿过封锁线送信。1946年冬天，她接到任务，要往六十里外送重要文书。北风刮得人脸生疼，她骑着一匹瘦马上路。信送到后返程半道，马倒在路边再也起不来了。那时战场军需紧张，一匹马是宝贵资源，她咬咬牙，把沉甸甸的马鞍卸下，硬是扛在背上、一步步走回驻地。回来时，身上的棉衣都被汗水和寒气冻成硬壳。领导看了，感叹一句：“这小子真能扛。”也是在这一年，她因为工作出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她被调入冀察热辽部队所属的第十一纵队，任步兵连四班班长。那段时间，国民党军在东北展开大规模进攻，平泉一带战事紧张。平泉战斗中，她所在的四班被定为突击班——简单说，就是打头阵、啃硬骨头。

战斗打响后，山头上枪炮声不断。冲锋时，副班长中弹牺牲，倒在她身旁。郭俊卿眼睛一下红了，大喊一句“给副班长报仇！”带着几个战士朝敌阵冲过去。她个子并不高，却拼了命往前扑。抢下大山头阵地之后，四班连续顶住敌人四次反扑。白刃战中，她和两名国民党士兵刺刀对刺，一人被她戳倒，另一人吓得丢枪举手。战斗结束，四班被授予“战斗模范班”。

辽沈战役开始后，郭俊卿被提升为机枪连副指导员，随部承担牵制锦西守军的任务。那一仗打得极其惨烈，阵地多次易手。他们连队在阵地上坚守了三天三夜，枪膛打得发烫，战士们连啃干粮的时间都不够。有战士回忆，她一边顶着火力指挥，一边亲自扛起机枪上前压制敌火点，嗓子都喊哑了。战后，她又一次立功。

平津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那时候，她已经是连指导员，带着队伍一路南行。行军路上，战士负伤流血，脚上磨出大泡，她不给别人挑，专挑最重的背包往自己肩上压。晚上宿营，她挨个帮伤员处理伤口，给脚起泡严重的战士刺破放血，再用纱布包好。晚上经常巡被子，把踢开的被角给战士掖好。战士们背地里都说，这个“假小子”心眼细，心却硬气。

有一次，部队路过湖北浠水。正值冬末，河水冰得刺骨，又没有桥。上级安排她带领一批伤病员过河。看着一个个行动不便的战士，她索性脱下棉衣，扎紧裤腿，一个个把人背过去。浸在冷水里的时间太久，她后来落下严重的妇科病，这也是她后来终生未育的重要原因。这笔代价，她自己清楚，却从不在战士面前提。

战争年代，性别在枪火面前似乎变得模糊。她的女儿身没有被识破，却总不可能完全像个粗糙大老粗。有时行军休息，战士们会起哄喊：“假小子，指挥唱歌！”她也不推脱，爽快站起来，唱《北风吹》《苏三起解》之类的曲子。唱得有板有眼，既有戏腔，又有味道。那种时候，紧绷着的情绪能缓一缓，战士们说，她嗓子一开，枪炮声都似乎远了点。

1949年8月，部队进驻江西赣州。南方河流湖泊多，为备战备训，上级下了命令：全体指战员必须学会游泳。对一个女扮男装的女人来说，这就是天大的麻烦。她只好按着肚子，硬说一进水就头晕，找各种理由躲避游泳训练，这才暂时遮过去。那年后不久，她被调到解放团做俘虏教育工作，身份表面上更安全了，实际压力却一点没小。

她从来不与战友一同洗澡、上厕所，睡觉总是全衣而卧。别人喊她一起洗澡，她要么说有任务，要么说身体难受。一直拖到天黑，就悄悄自己洗。人是女儿身，到了青春年华，心里难免有波动。她在解放团里，对宣传干事赵国华有过一段默默的喜欢。赵国华长得端正，人也老实，是文工骨干。一次排练节目，她看他看得有点入迷，走了神，动作错了节拍，影响整个节目。下台后，赵国华有点着急，严厉地说了她几句，她又没法解释，只能憋着委屈，暗暗掉眼泪。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她的妇科病越来越重，不看不行了。她提出让女医生看病，结果被说成“思想有问题”。当时的军政治部秘书长李振军却比较开明，认为男女医生给对方问诊本是正常，但既然她坚持，就安排了女医生。检查那天，她又坚持要保密，把女医生吓得不敢擅自做主，只能层层上报。

等真相传到李振军那里时，他才知道，这个打仗不要命、人人夸赞的“郭富”，居然是个女人。他那时正负责筹备军里的英模大会，要选拔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会议。这件事在军党委会上报告后，军长贺晋年、政委陈仁麟等都十分惊讶，紧接着全是欣慰——这样一位女战士，能扛枪、能打仗、能带兵，简直就是现实版的花木兰。

英模大会上，这条消息一宣布，会场炸开了锅。战友们回头一个个打量她，掌声像潮水一样响起来。从那一刻起，“郭富”脱下穿了多年的男装，换上女军装，扎上女式短发，重新以“女儿身”走上主席台。

二、走上北京大礼堂：从战壕到大会堂的“现代花木兰”

1950年9月，汉口火车站站台上，一列载满二野、四野战斗英雄的列车缓缓启动。车窗边，一位身着女式军装、梳着齐耳短发的女兵朝站台上的战友挥手，她就是刚刚恢复女儿身不久的郭俊卿。她肩上的军衔并不显眼，但那一身气质很难让人忽视。

列车往北疾驰，车厢里却不冷清。铁路工作人员和英雄代表一同开联欢会，唱歌、讲故事。有人喊她来一段，她就唱了首陕北小调，嗓子里既有北方的粗犷，又带点绵长的韵味。战时唱歌是为了打起精神，此刻唱，更多是一种舒缓。很多代表那时还不知道，这个歌唱得不错的女兵，就是传得沸沸扬扬的“女扮男装战斗英雄”。

9月25日，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那天，天安门广场人潮汹涌，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当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向大家挥手致意时，全场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郭俊卿站在队伍中，跟着喊，心口一阵阵发热。这几年，从东北山区的战壕到北京庄严的礼堂，她的人生跨度有点大，难免心中涌动。

按照安排，英模代表要向毛主席敬献花环。那一刻，她和其他代表一起走上前，将花环高高举起。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她就是那个在部队里女扮男装、转战南北的“现代花木兰”时，特意伸手与她紧紧握手表示祝贺。这个细节，各种采访资料里都有记载，当时一些代表还特意写入了自己的回忆录。

会议正式开始后，郭俊卿被请上主席台就座。掌声渐渐平息，她却忍不住掉泪。一个从小吃苦的穷家女孩，几年前还是给地主家打杂的“男娃”，后来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如今站在全国大会的主席台上，这种落差，对那个时代的农家女来说，冲击不可谓不大。

大会期间，她作为十一位发言英雄之一登台，讲述自己的经历。她说得不花哨，更多是实话实说：童年吃过什么苦，为什么决心参军，战场上怎么带兵冲锋，心里想的是什么。她提到，当年举枪冲锋时，脑子里想的是替穷人报仇，替牺牲的战友出口气。她在发言中说：“是党和人民的军队，把我从苦难里拉出来，给了我一条活路，也给了我今天。”这一段，很多当时记者的报道都有引用。

会议其间正好赶上中秋节，中央安排了宴会招待代表们。会上，郭俊卿端起一杯鸡尾酒，走到毛主席面前，敬上一杯。她当时紧张得手心都是汗，但动作仍然挺利索。毛主席接过酒杯，微笑着与她碰杯，这杯酒，既是敬给领袖，也是对自己几年来流血流汗的一个交代。

会后，中央军委正式授予她“全国女战士英雄”“现代花木兰”的称号，并颁发模范奖章、勇敢奖章、毛主席奖章各一枚。这些奖章后来一直被她小心放在那个旧皮箱里，几十年不曾张扬。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先进青年代表之一，她还被选入由团中央书记冯文彬担任团长的“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这是1950年11月，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不多的几次高规格青年外访之一，代表团乘坐的是毛主席访苏时使用过的专列。那趟车，承载的是新中国青年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几天后，他们抵达莫斯科。那时候的莫斯科，电灯通明，马路宽阔，电车、轿车穿梭不停，与刚刚走出战火、百废待兴的中国相比，差距肉眼可见。代表团成员无不感慨。郭俊卿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大城市，心里很震撼，但她嘴上没说太多，只是多看、多记。对一个从小在穷山沟里长大的女人来说，这座城市像另一个世界。

在苏联的那段时间，代表团参观工厂、学校、农庄，参加座谈会。她在交流时，常被安排讲战斗故事，苏方代表听得津津有味。对方有人称她为“中国的女英雄”，这称呼她不太习惯，但也知道，这是对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意。

1951年1月14日，代表团离开苏联返程。莫斯科火车站为此举行了简短的欢送仪式。站台上，苏联青年和中国代表互相挥手道别。对郭俊卿来说，这一程既是开眼界，也是一个人生转折的节点。回国之后，她的人生不再只是简单的“上阵杀敌”，而是要面对一个更难缠的问题——作为女人，该如何安放自己的身份和情感。

三、“李民”的隐忍人生：没有婚姻，却有一个孩子

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郭俊卿请了假，回老家看望母亲和弟弟。几年没见，母亲见到穿着女军装的女儿，既惊讶又欣慰。女儿身上的戎装，透着一种英气，又多了点女人味。

老人家高兴之余，心里最挂念的还是女儿的终身大事。那时候，很多解放军战士都在陆续结婚成家，母亲自然也希望女儿有人依靠。有一天，她忍不住探问：“俊卿啊，有没有中意的人？”郭俊卿笑笑，岔开了话题。她不想把自己的隐情压到母亲心上。

外人看见的，是她的光荣与勋章；她自己心里清楚，因为战时长期泡冷水，加之疾病拖延，她最终被迫切除子宫。这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无疑是沉重打击。对一个不到二十多岁的女人来说，这几乎宣判了她在传统意义上无法做母亲。

她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战争年代，许多战士连命都没保住，谈子女似乎有些奢侈。不过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大家都在成家立业的时候，这份缺失会变得格外刺眼。她对自己说了一句：“做不好一个完整的女人，那就继续做个男人吧。”这话听着有点硬，却符合她一贯的性格——干脆利落，不愿拖累别人。

几经思量，她最终决定以男性身份在社会上生活。她改名“李民”，继续穿男装、剪短发，走路、说话、待人接物都尽量向男性靠拢。战场上练出的直爽和豪气，本来就有点接近所谓“男子气”，这一转型对她来说并不太难。难的是内心的那道关。

其实，真心喜欢她的人不是没有。最典型的，是她的老排长。那位从矿工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从一开始就在战壕里看着她成长，一起打过仗，一起听过子弹贴耳而过的声音，也一起上过文化课。相处久了，战友情里自然生出别样感情。

战后条件允许时，老排长向她表白过。那可是一个大老粗最真诚的告白了。他对她说：“我知道你是个好同志，也知道你受过很多罪。我不在乎你能不能生孩子，我要的是你这个人。”那年月，生育在婚姻中地位很重，这样的话，是真心不是嘴上说说。

郭俊卿却只能咬牙拒绝。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也知道今后生活中要面对的麻烦。与其给对方埋下隐痛，不如干脆斩断这条情路。老人后来据说又写了很多封信给她，她一封没回。这样做看似冷酷，实则是另一种担当。

有一次，老排长忍不住对她说：“小郭，不能生育不要紧，多少战友在战场上连五星红旗都没看到，你我还能活着回来已经不容易。我是想和你过日子，孩子没有可以领一个。”话说得掏心窝子，她却只回了一句：“我不想拖累你。”转身就走。两人之间，这段情分，就像被生生拗断的树枝，留了疤，也留了根。

在此后的岁月里，“李民”这个名字陪她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她在工作中依旧踏实，不管在哪个单位，都不摆英雄架子，更多时候只是一个做事利索的“老同志”。只是，她也始终知道，自己终究还是个女人，这一点藏得再深，也无法抹去。

即便失去生育能力，她对孩子的喜爱一点没减少。这是一个女人最自然的本能。后来，她调到上海工作，有机会接触到福利院的孩子。那时上海的福利院里，有不少战争年代遗留下的孤儿。她在其中看到一个小姑娘，眼神有点怯，又带着倔强，让她心里一动。

她决定收养这个孩子。手续办完，她把孩子抱回自己的屋子，亲自给小家伙洗脸、换衣服，伺候吃喝。第一次听到小姑娘叫一声“妈妈”，她眼眶一下湿了。对于一个被医生宣判无法做母亲的人而言，这声“妈妈”，含义很不一般。

她给孩子取名为“利华”。这个名字费了点心思——“利”，有“有利于”的意思，“华”，自然指代中华。她的期望其实很简单：希望这个孩子以后能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也不负这个时代。“利华”后来自己回忆时说过，养母给她起这个名字时，笑得很开心，像是给自己的人生又多找了一点意义。

收养孩子后，她对这个养女极尽呵护。孩子生点小病，她比谁都着急；孩子懂事一点，她就露出难得的放松神情。白天她工作忙碌，晚上回家给孩子讲故事，说自己当年送信、打仗、唱歌的经历。很多年后，利华仍然能背出母亲唱过的那几段戏词，一开口，就是《北风吹》的老腔调。

1981年4月，郭俊卿正式离休。这一年，她五十岁，战争离她已经远去三十多年。离休前，她向组织递交了报告，要求恢复本来的女性身份，将名字由“郭富”改为“郭俊卿”。这一步，她酝酿了很久。她已经不再年轻，也不再需要靠“男装”来保护自己。把人生从头理一理，是迟来的简单，也是自我了断。

组织上审查了有关情况，知其缘由后，批准了她的请求。从那一刻起，“李民”“郭富”这些名字渐渐退到历史深处，“郭俊卿”三字，再一次出现在档案里。人还是那个人，只是身份终于与身体重合。

两年后，1983年9月23日，郭俊卿因病在沈阳去世，终年五十三岁。这个年龄，在战火年代算活得不短，在和平时期却显得太早。她留下的物件不多，一只旧皮箱、一床旧被、一条毛毯，还有几件穿旧了的衣服。身上只有八十元钱。这些很符合那个时代很多老战士的情况——嘴上不说“清廉”，生活习惯摆在那里。

她身后，最放不下她的人，是养女郭利华。当时郭利华已经从军医大学毕业，在部队医院担任医生，职务是副连级。她常说：“别人叫我英雄的女儿，我心里是骄傲的。”但这种骄傲背后，是压在心头的一份沉重。

郭俊卿去世后，利华每次上完夜班就提前把接下来几天的吃食一次性买好，回到家里，关上门，不出门，把整个屋子留给自己和墙上的遗像。她坐在遗像前，像过往几十年那样，把工作上遇到的事一件件说给照片里的母亲听。有时，是当天救下的一个病人，有时，是对某个做法的反思。这样说起来，既像倾诉，又像报告，颇有点当年战士向指导员讲心里话的味道。

有人问她：“你为什么会选择当医生？”她回答得很简单：“妈这一辈子，帮了很多人，我也想用自己的办法帮人。”她把这种选择归结为养母的影响，未必全是客套。将心比心，小时候被扶一把的人，长大后愿意扶别人一把，这种循环，并不罕见。

如果从1931年算起，把郭俊卿的生命切割成几段，可以看到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轨迹：贫苦农家的童年，在男装中被“逼出来”的军旅生涯，与敌厮杀的血火岁月，北京大会堂里的鲜花与掌声，访苏的开阔眼界，隐姓埋名的“李民”时期，以及晚年以母亲身份养育孤女，再到平平淡淡、一贫如洗地离开人世。

每一段单拎出来，都足以写成一篇故事。合在一起，才构成了那个被人称为“现代花木兰”的完整人形。她当然不是没有遗憾——身体的创伤，感情的中断，自身性别认同的长期压抑，这些都是真的；但她也获得了很多东西：战友的信任、组织的肯定、群众的尊重，还有一个喊她“妈妈”的女儿。

在郭利华的一些访谈回忆中，有一句话反复出现：“她是我的榜样。”这话听上去有点简单，却不是空洞。对一个在军医岗位上摸爬滚打的中年女军人来说，“榜样”不一定是大会堂上的掌声和奖章，更可能是在寒冷河水里背过伤员的背影，是拒绝拖累战友的决绝，是将生育之痛压在心底而仍然选择去养育一个孩子的执拗。

郭俊卿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口号，有的更多是具体年月里的具体选择。1944年父亲坠崖身亡时，她选择剃发当“男娃”替父撑家；1946年雪夜扛马鞍步行归队，她选择把“军需”扛在肩上；1947年平泉山头白刃格斗，她选择冲锋在前；1948年浠水冰河之中，她选择背起他人、牺牲自己；1950年走进北京礼堂，她选择把荣誉归给党和战友；后来面对老排长真心表白，她选择割舍私人情感；到了晚年，她选择用养育孤儿的方式，把“母亲”的角色从生理意义移到情感和责任上。

这些选择加在一起，构成了她身上的硬骨头，也塑造了一位女战士与一位母亲的双重形象。对熟悉那段年代的读者而言，这样的故事并不陌生，却又各有不同。有人倒在半途，有人熬到终点，有人像她这样，以半截英雄、半截凡人的姿态三进三出，最终悄然退场。她在世上留下的痕迹，不在豪言中，而在一个女儿、一只皮箱、一床旧被里，埋得极深，却不容易被时间完全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