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为何大力推行蚕桑业？

清末新疆建省中的工艺振兴与治理转型

清代新疆工艺发展史，是国家治理与多民族技术互鉴的交融历程。至迟到汉唐时期，西域已形成特色纺织、攻玉及金属加工技艺。清代通过官营生产与民间技艺的协同，构建了多元工艺形态，为1884年建省后的工艺振兴奠定基础，其制度效能彰显了中央政权对边疆经济的整合能力。

汉唐以来的多元化技术体系延续

新疆地区的工艺传统至少可追溯至汉唐时期，文献记载揭示了多元化的技术体系。《汉书》载龟兹（今库车、拜城等地）以冶铸闻名，“能铸冶，有铅”，其铜器制作技艺精湛，纹饰精美。《汉书·西域传》所称“婼羌自作兵，有弓矛服刀剑甲”的兵器制造传统，一直延续至清。于阗（今和田）以攻玉技术著称，贡品中的圭枕、珂珮、带胯等玉器“穷极巧智”。《唐书》更称其“俗机巧，工纺织”，印证玉石工艺与纺织技术的双重繁荣。高昌（今吐鲁番）的“绣文胡锦、花蕊布”、龟兹琵琶与箜篌制作技艺，共同构成“工巧著闻于时”的古代手工业图谱。

清朝统一新疆后，工艺发展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呈现出官营矿冶与民间技艺并兴的格局。

清·彩色树皮纹玛什鲁布 故宫博物院藏“玛什鲁布”是新疆地区织造的经起绒织物，经线用染色蚕丝，纬线用棉纱，织品常用作炕褥。

乾嘉之际，在伊犁将军明瑞、舒赫德等人的主导下，清廷建立官营矿冶体系，设立铅、金、铁、铜、煤五大官办厂矿，推行官为监督、兵民共采的模式。以孚远水西沟（今吉木萨尔县）为例，商人崔占元创办铁厂推动冶铁业规模化发展，形成居民数千家，“斧斤之声，闻于十里”的“工业”聚落。南疆工艺延续汉唐传统，拜城铜业居全疆之冠。却尔噶山所产之铜，色泽苍翠，“柔润如脂”，素称上品。库车更是融合革工与铜冶技术，所制鞍镫“最称精良”。因南疆陶业不兴，“无论贫富，悉用铜器代之”，形成铜器消费市场。纺织业方面，和阗、洛浦、于阗所产“尺子布”洁白绵密，而吐鲁番棉产尤盛。根据萧雄《西疆杂述诗》注中所载，林则徐推广中原纺车技术，“教民制纺车，学织布”，民间誉称“林公车”。这种以军政主导的开发模式，为1884年建省后的实业振兴政策奠定了制度基础。

清末新疆建省后的工艺振兴

清末新疆建省意义重大，清政府通过推行州县制度，实现了对新疆地区的行政一体化治理，为新疆工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行政一体化推动工艺发展

新疆建省（1884年）后，清廷通过构建一体化行政体系推动工艺发展，其创新举措为系统设立专业局务机构。诸如蚕桑局、工艺局、习艺所等机构相继成立，新政期间还涌现出若干官商合办企业。这些局所因时制宜，时有增设、裁并或重组，在不同阶段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职能，为建省期间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支撑。总体而言，清末新疆所设各类局务机构主要发挥两方面作用：其一，战后重建，通过统一调度资源、集中人力物力，恢复因西北战乱而受损的行政机构及地方社会秩序；其二，开辟军需饷源及筹措战后赔款，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1910年，乌鲁木齐商业街市 莫理循摄

例如，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并督办新疆军务期间，曾将蚕桑业列为惠民要政，大力倡导推行。新疆天山以南气候适宜，民风勤俭，具备发展蚕桑业的良好条件。左宗棠驻节哈密时，主管蚕桑局的祝应寿展示了吐鲁番、库车等地所产蚕丝“色洁质韧，不减川丝”，织成绸缎的品质与内地相当。因此，左宗棠在疏勒城设立蚕桑总局，并招募江浙工匠四十余人，教授当地百姓全套蚕桑技艺。

此前，左宗棠麾下刘锦棠从浙江招募司事与工匠，在阿克苏设立蚕织总局，并在阿克苏、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库车等处设立分局。各局配置司事及工匠，分工教授技艺。同年，司事黄宪仪率十三名浙匠抵达吐鲁番，同知杨大年在葡萄沟设立蚕桑分局，号召各族民众学习蚕桑技术。随着蚕桑推广，茧产量大增，但原有工匠技术难以满足需求。光绪十一年（1885），阿克苏总局派遣机匠及学徒十人赴吐鲁番协助设立机行。光绪十四年（1888），商民任永升承办蚕桑局，自此改为官督商办。

光绪三十二年（1906），迪化、和阗等地设立织造局及蚕桑学堂。次年（1907），布政使王树枬派遣浙江人赵贵华考察南疆蚕桑。赵贵华提出八条建议，涵盖机构设置、产地规划、桑树栽培、蚕种选育、工具改良、缫丝规范、工艺提升及效率管理。他指出，南疆蚕桑业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西四城（莎车、叶城、皮山、和阗）条件优于东四城，尤以莎车地处要冲，宜设总局以统筹推广。具体措施包括：遣员赴杭州蚕学馆引进优质蚕种，经俄铁路转运至喀什；补充东南地区先进蚕具与模型以仿制推广；教导农户规范选茧，统一品质；以精品丝外销维护价格与蚕农利益；确立“蚕桑为本、纺织为末”的产业原则，优先扩大原料生产，开放民间销售，允许商户自立牌号设庄经营；同时改良织造工艺，仿制纺绸、罗绢等新品，翻新花样。

至宣统元年（1909），南疆蚕桑业再度兴盛。和阗、洛浦、于阗、皮山四邑织户达1200余家，和阗桑树超200万株，年销英俄茧27万斤（约值银7万余两）、丝8万斤（约值银1.22万两）。和阗所产“夏夷绸”年超3万匹，供本地消费。莎车、叶城分别产茧丝3万斤与10万余斤，皮山木吉等村“家家事蚕桑，桑荫遍野”，较光绪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906—1908），产量增至五倍以上，土茧出口达32.3万斤，英、俄商人争相购买。除南疆、东疆外，蚕桑业逐渐扩展至天山以北，形成“栽秧购种，转相传习”的推广态势。

——工艺振兴的制度演进与技术革新

左宗棠在恢复新疆经济生产及处理善后事务过程中，积极引入洋务举措，有效推动了近代工业在新疆的建立与发展，令当地生产关系产生深刻变革。他尤其重视机器工业的制造与储备，曾指令：“设局制造器械，以广储积，为经久计。”这一举措标志着新疆手工业向机械化生产转型的开端。

清·白地织金胡桃纹锦 故宫博物院藏这件织物由三组经线与三组纬线分别进行交织，在纯白色地纹上显现纯黑色卷藤纹，串枝织金胡桃，是新疆地区著名的“回回金锦”。

新疆建省后，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源自关内的机械技术得以在疆仿制推广。为配合新政实施，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通令各省设立习艺所。新疆受财力所限，仅在迪化与疏勒分设两所，后于温宿增设第三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谕令长庚、升允、曹鸿勋、联魁等根据地方实情在陕、甘、新三省兴办工艺局。新疆遂于迪化、和阗等地设立工艺局、工艺会、劝工所等机构，招收无业民众学习技艺，并根据地方需求组织生产。此类机构通过“分科教习”模式，系统传授攻金、制革、毡毯等工艺技能，将技能传授与资源开发相结合。

迪化工艺局初设时规模有限，工匠技艺粗糙，产品多不合规格。随着新疆与英俄贸易增长，洋货充斥市场，本地工艺产品竞争力薄弱。为此当局派遣专员赴俄德考察工艺，延聘技师、购置设备，“革新旧制，拓地建厂”，开始生产石油、石蜡、火柴等新型工业品。这种引进西艺、革新生产技术的实践，对新疆工艺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为维护利权，在振兴工艺的同时，新疆省积极探索经营体制创新，形成官办主导、官商合营与民间商办并行的多元格局。例如，伊犁将军长庚虑利源外溢，奏请设立官办机构，创办皮毛公司及制革有限公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宁远皮毛公司成立，产品出口外销。光绪三十四年（1908），甘肃新疆巡抚联魁奏请“酌定章程大纲十二款，子目五十五条”，用以规范全疆工艺机构运作，旨在构建制度框架以维护本土工艺利权。至宣统二年（1910），新疆已设立艺徒学堂教授工艺，并在各地分设工艺局厂。同时依托“官民荒地图册”，配套建立农林试验场、水利公司等机构，形成工农互补的产业体系。

《军机处档摺件》联魁奏《奏陈新省筹办农林工艺情形》（1910）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随着工艺局所与试验场陆续设立，“全疆工艺日异月新”，生产水平显著提升。官办工艺局运用机器生产的皮革等系列产品，其成品质量精良，销路通畅。在发展洋务与推行新政过程中，地方官员招募工匠实行以工代赈，支付工钱并传授技艺，促使传统人身依附关系向雇佣劳动转化。这一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成为推动新疆近代化进程的关键动力。

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通过工艺技术的发展脉络清晰呈现。自汉唐时期，龟兹冶铸、于阗攻玉、高昌纺织等技艺已形成多元技术体系，展现了早期各民族间的技术交流。清代将新疆工艺纳入国家治理体系，通过官营矿冶与民间技艺并行的模式，促进了更深层次的技术互动。新疆建省后，清政府通过设立蚕桑局、工艺局等专业机构，构建了多民族协作的工艺管理体系。左宗棠、刘锦棠等官员招募江浙工匠赴疆传授技术，推动了内地与新疆的技艺融合。南疆蚕桑业的推广尤为典型，浙江工匠教授各族民众全套蚕桑技艺，形成了跨地域的技术传承网络。习艺所对招收的各族学员“分科教习”，迪化工艺局延聘俄、德技师，形成了多元技术交流平台。这一时期的技术传播与产业协作，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更深化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至宣统元年（1909），和阗等地织户达1200余家，年产“夏夷绸”3万余匹，产品远销英俄。

在中央行政一体化治理框架下，新疆手工业的繁荣发展彰显了跨民族协作机制的有效性，为新疆近代社会转型提供了关键动力，有效印证了中央政权边疆治理中制度协同与文化整合的成功实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