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被抄家后，他的子孙后代，如今过得怎么样了

1883年初冬，杭州府衙的衙役敲开胡家大门，珠帘轻晃，院里一片死寂。大当家出门迎接，“奉旨查封，速速点交”，领头的军机处差官只冷冷甩出一句。那一刻，昔日“胡大善人”亲眼看见库房封条贴上，绸缎、古玩、账册俱被抄录，繁华戛然而止。

短短数月前，胡雪岩仍纵马西湖，沿湖十余处宅第灯火彻夜不熄。左宗棠的手札、慈禧的黄马褂、各省官银汇票，无不彰显他在朝堂与商场的双重地位。这种夹层身份带来过巨额红利，也埋下了最险的地雷：洋商的生丝倒手战与朝中派系倾轧，双向夹击，资金链很快崩断。银号兑付失信，百姓围堵阜康钱庄，各路盐道、藩台借机抽逃存银。可以说，巨轮沉没前已处处漏水。

财务风暴后，胡雪岩的生活跌至谷底。抄家清册列出房产五十余处、田地七百余亩、现银八十余万两，尽数入官库。传说中十二位姨太太，每人领数百两遣散费，各自离开，陪他到终的只剩老仆与药号里的账房。1885年，他病故于杭州小仓桥宅院，享年六十二岁，葬礼简单得连班头都嫌冷清。

财产一扫而空，胡家后人靠什么过活？清廷给出一点面子，留下一笔“招牌股”分红，胡庆余堂照常开门，只是店招已归官控。银号翻篇，药号却保住了。靠这细水长流，子孙落得衣食无虞，却再难现当年排场。

胡家原有三子五女。长子胡楚三在父亲最风光时就因病夭折，胡雪岩常念叨“长子福薄”。实际留下血脉的，是次子胡缄三与三子胡品三。两支后来一文一商，各走各路。

先说胡缄三一支。胡缄三受父亲“多读书少碰钱”的叮嘱，没再插手丝茶生意。偏偏他本人落下残疾，只好潜心教子。长子胡士琪（亦名胡菊卿）在浙高毕业后西行留洋，辗转日内瓦、伦敦、康奈尔三所大学，拿下国际法与经济学双硕士。二战期间，他留美任国际合作学院教务长，还挂名国府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有人问他为何不用“雪岩”名号行世，他笑道：“雪岩已是一页旧账，胡家要活下去，得靠新本事。”一句话，道尽家族心态转换。

胡士琪有三子一女。长子胡英育与三子胡森回国后任国营企业干部，低调实干，退休时领一份普通职工福利，老同学才惊觉他们竟是“胡家后人”。次子胡美育留在纽约成立跨国商务公司，算是最接近祖辈经商道路的人，但在公开场合极少谈家史；唯一的女儿胡曼平大学行政岗位退休后亦移居美国，偶尔在留学生讲座中提到家族，却总把重点放在胡庆余堂的“戒欺”二字。

再看胡品三一脉。胡品三本人好书画，娶了同样擅诗画的朱氏。长子胡萼卿曾赴东京弘文学院读政法，归国后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奔走各省。胡萼卿育二男五女，子女大多从事教育或艺术，最被人熟知的是长子胡亚光，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画坛，后来出任浙江美协负责人。胡亚光挂在画室的一幅墨迹里，有这样一句题字：“富贵有时，笔墨无价。”外行看热闹，内行知分量。艺术给这支家族带来第二次重生——不靠银元，而靠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胡家的后辈极少公开聚首，即便1980年代胡庆余堂复业邀请“胡氏后人”剪彩，也只有胡士琪之侄孙低调到场。原因很简单：“祖父留给我们的不是财富，而是警示。”在场年轻人听后，竟无言以对。可见百年跌宕已深刻改写了家族价值观。

再往下数第三代、第四代，分布更广：上海、温州、香港、纽约、温哥华。职业横跨医药、金融、IT、文化传媒，没有一个人重操银号旧业。胡家旧宅陆续拆除，唯一修缮完整的是胡雪岩故居，现为杭州市文保单位，每逢旅游旺季游人如织。导游讲解到“胡氏十二金钗”时总能引起哄笑，却很少有人注意角落里那块小匾——“戒欺”。两字木雕，已被多年香火熏得微黄。

史料表明，胡家在民国时期一度靠典当剩余田契和老铺面度日。抗战爆发，田契随沦陷区易手，房租也收不上来。胡士琪在信中写道：“家山已破，财产即灰；能守住一门学问，亦不负先人。”这种心态延续至今，让后代普遍推崇教育、避免投机。不得不说，这与胡雪岩当年信手翻云覆雨的手腕形成鲜明对照。

有人好奇：如今胡家人生活水准如何？用一句通俗话概括——够用，但绝不奢。美国分支多在中上阶层，欧洲及国内分支则保持中产水平。家族内部流传着一个不成文惯例：重大节日共同资助一笔奖学金，用于支持贫困地区医药系统的年轻医生深造。原因也简单——胡庆余堂救人治病的初心，得传下去。

胡雪岩从极盛到极衰只用了三年，他的后人却花了一个多世纪，把家族带回平常。这条路不算光鲜，却格外稳当。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没有那场抄家风波，胡家是否仍会陷入下一轮更大的风险？谁也给不出肯定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脱离政商漩涡，安身立命于专业与学问，对胡氏后代而言，未尝不是一种福气。

把镜头切回今天的胡庆余堂，柜台后叠着桐油纸包的中药丸，小伙计仍会朗声复诵“戒欺”店训。游客拍照、转身离开，也许并不知道，这块匾背后是一条家族兴衰史——从顶戴花翎到平民百姓，从万贯家财到普通薪水，胡家后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了父辈未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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