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与雅典伟业的铸就》前言丨后浪历史

在公元前500年到来之前的十年里，雅典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制。半个世纪后，经过伯里克利改革，这种新型政体被带向了其古典模式，而希腊人诸多最伟大的成就正是在伯里克利塑造的雅典取得的。当世界其他地区仍然处于君主专制、等级森严的垂直管控型社会时，雅典已将民主制度发展到了前现代社会的极致，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和时代都发展得更好。虽然雅典公民权局限于本地出身的成年男性，但是在城邦做出的每个决定中，雅典公民权授予公民完全、积极参与的权利，而不考虑财富和等级。雅典人将妇女、儿童、外邦人以及奴隶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但是他们发明的在政治共同体内部坚持平等的原则，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萌发的现代普遍平等主义思想的种子。

世界上首个民主制的经验在未来几年可能比18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彼时相关的经验因美国和法国革命而成为政治争论的中心。当时，君主主义者在古希腊历史中找到了反对民主政府的论据，民主制的支持者被迫以重新阐释历史的方式回应。最近东欧各国对当前政权的反对，以及希望用某种形式的民主取代它的普遍需要，令许多观察家认为自由民主的胜利是永恒的。然而，寻求民主的大多数国家对这样一个政体几乎没有或者只有一点儿经验，也很少有人懂得设立和维持这样一个体系有多困难。与此同时，民主制的现代拥护者似乎无法提供所需的知识和精神支持，因为他们忽视了它最初的原则。

虽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民主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它实际上是人类经验丛林中最稀有、最精致和最脆弱的花中的一朵。它在雅典只存活了两个世纪，在其他为数不多的实行民主制的希腊城邦存在的时间更短。两千多年后，当它在西方世界再次出现时，它的范围变广了，但是根基更薄弱。与古希腊相比，法国和美国的革命更加慷慨地扩大了公民权范围，最终仅仅将儿童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但是现代民主国家也更加间接和疏离，与这个术语在古代的含义相比更不“political”。

迄今为止，只有古代雅典和现代的美国实行民主制长达200年。另一方面，君主制和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已历经千年。一个专制王朝、一个暴政统治、一个统治集团可能会被废除，但总是一个被另一个取代，或者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建立某种垂直管控型社会。乐观主义者可能认为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和最终形式，但历史记录表明，到目前为止，它是罕见的例外。

有些人认为民主是人类天然政体，还认为一旦专制或“反动”统治被推翻，民主制的建立和成功就会得到保证，而上述事实应当让他们有所警醒。对历史上少数成功的民主制的考察表明，民主制要蓬勃发展需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是要有一套好的制度；第二是要有大量透彻地理解了民主原则的公民，或者他们至少具有与民主生活方式相一致的特质；第三是要有高素质的领导者，至少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有时，第三个条件是最重要的，它可以弥补另外两个的不足。

伯里克利不是民主制的创立人或发明者，而是在它被发明仅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还很脆弱时，才成为它的领导者。他在把民主政治从一个平民仍然服从贵族上层的有限民主转换为一个完全自信的民主政府—身处其中的民众不光在理论上，还在实际上拥有至高的权力—的过程中无疑发挥了主要作用。因此，除了作为政治功绩所具有的研究价值，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涯可以为如何让新生的、脆弱的民主制走向成熟提供指导。

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时段可以与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取得的成就媲美。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人口约有25万，这些人创作的文学、雕塑和建筑作品，直到现在都是榜样、灵感和奇迹。这个时期的雅典诞生了历史书写，其中一个公民一举将其提升到了难以超越的高度。这个时期的雅典是科学思辨的发源地，其强度和独创性罕有人及，也是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无人能比的政治探索、政治讨论和政治参与的温床。

伏尔泰将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视为仅有的4个享有类似辉煌时期的社会之一：“4个幸福的时代，在这4个时代里艺术臻于完美，它们标志着人类思想的伟大时代，是后代的榜样。”其他3个是恺撒和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罗马、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还有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我们也许可以把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加入其中，但在本世纪之前似乎没有其他时代可以与这5个时代处于一个等级。

如果要了解希腊人的经验，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它是一个特例，是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类社会未曾有过的例外。早期文明，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印度和中国文明，与后来那些南美和中美洲文明在基本形式上类似，但是它们明显从根本上与希腊文明不同。它们有复杂、高度发达的社会，通常围绕城镇中心建设，国王和神权阶级处于统治地位。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发展了深奥的书写系统，只有少数专业抄工精通。在庞大且组织严密的官僚机构的帮助下，它们拥有强势、权力集中的君主制政府，统治相对广袤的土地。它们有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专业的常备军队，以及用以维持这些的常规税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倾向于文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然而，希腊文明与这种模式大不相同。它兴起于公元前1000年之前，迈锡尼文明（Mycenaean civilization，一种受埃及和近东文明影响的文明）崩塌后不久，诞生在一个穷困、几乎是原始的世界。城邦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小型农业村庄。商业贸易几乎停止了，此外，不仅希腊人和其他种族之间的交流大幅减少，而且希腊人之间也是如此。写作技艺也消失了3个多世纪。总之，希腊文明的母体是一个黑暗时期，在这一时期，一小群贫穷、与世隔绝、不识字的人被世界其他地方忽视，独自发展他们自己的社会。

在大约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750年的3个世纪里，希腊人为他们伟大的成就奠定了基础。相邻的家庭、氏族和部落联合起来，一方面防止外部敌人入侵，另一方面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他们为了新的生活方式发展起来的单位叫polis，即城邦。当时有数百个城邦，每个都唤醒了公民的某种忠诚和依恋感，这使得解散某个人的城邦并将它合并进一种更大单位的想法变得不可想象。结果，出现了一个动态的、多元的、充满竞争的，有时是混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突出的成就和胜利具有最高价值。这种竞争（agon）的特质标志着整个城邦历史之中希腊生活的特性，并在西方文明中发挥了极其突出的作用。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这一观念也带来了非凡成就，而在这些领域，时而正式和系统化的竞争激励着诗人和艺术家，正如在政治生活中，相同的精神特质鼓励着个人参与和个人自由。

国王与迈锡尼世界一起消失了，因此城邦实行共和制。希腊人非常贫穷，所以他们之间的财富差距相对较小。与东方文明相比，等级差异不是那么明显和重要。公元前700年后出现了一种新的作战方式，战争的主要形式从骑兵作战变成由重装步兵（hoplite）组成的方阵（phalanx）之间的战争，这种新作战方式带来了进一步发酵的影响。它卸掉了少数富裕男性保卫城邦的主要责任，因为之前只有他们能负担得起马匹，并将责任转移到普通农民身上。这些农民有足够的钱财购买盔甲，能让他们在重装步兵方阵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军事组织的转变也强调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努力。希腊军队由没有报酬的公民兵组成，在战争结束后他们会回去种地。作为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独立捍卫者，他们要求在最重要的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这样一来，相当大一部分人将共享政治控制权，参与政治生活得到了高度重视。

这些城邦不需要官僚体系，因为没有巨大的城邦财富需要管理和监督，也没有太多的经济盈余来供养官僚群体。大多数城邦没有实行定期征税。这些城邦没有独立的神权阶级，也不怎么关心死后的生活。在这种变化的、动态的、世俗的、非常自由的环境中，首次出现了基于观察和理性的思辨性自然哲学，它是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