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宅中图大》：城墙背后的“天下观”

文｜惟寅

成语“宅中图大”，最早出自东汉张衡的《东京赋》，意为占地势之利，居中心而谋划四方。公元14世纪中叶，朱元璋在南京举全国之力，耗时30余年扩建了城池。这座由宫城、皇城、京城与外郭四重城墙所组成的京师城池，在人类城市规划和建城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学者杨国庆《宅中图大：朱元璋与南京营造》一书，从理念、规划、建制、修筑等层面，对明初定都、建都诸问题作了系统梳理。这是一部南京城营建史，也是一部以南京城为线索的洪武朝政治史、社会史。

《宅中图大：朱元璋与南京营造》

杨国庆 著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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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安”的心病

南京是明初开国的国都、京师、京都，直到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南京才以陪都、南都之名沿袭至明终。

王朝之都，需要具备政治、军事、礼制、经济、人事，以及地理环境的综合因素。《周礼正义》称：“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吕氏春秋》则更明确地写道：“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这些理论成为古代统治者选择、规划都城、皇宫位置的基本理念，简言之，古人认为国都应当是“四方之极”，也就是位居东、西、南、北、中的“中”，从而能更好地统领四方。

朱元璋自立吴王至称帝期间，在筹备建国各项条件的同时，自然要选择、比较、权衡开国都城的选址。1366年，他批准实施南京宫城和超大规模城池的规划，但建国各项条件尚未完备，对外只称“因元南台为宫稍庳隘”才建新宫和新城，掩盖了建都南京的真实目的。

《宅中图大》认为，除了时机不成熟外，在朱元璋眼里，南京并非理想都城。南京地处中国长江下游的江边，是水陆交通的要津，资源比较丰富，经济腹地宽广，地理位置优越。境内有起伏的山峦，气候四季分明，温暖湿润，自然水源充足。但是，南京作都城有明显不足。南京偏居于中国大一统时版图的东南一隅，并不符合“国之中土”立都的古制。填湖建宫，会导致宫殿地基沉降，殿宇湿度高，存在安全隐患。此外，历史上定都南京的多是短命偏安王朝，这也成为人们的忌讳。

究竟是等待全国统一后再择都城，还是先行称帝建都？朱元璋选择了后者。此时，长安、洛阳、汴梁、元大都等备选城邑尚未划入朱元璋统治的版图，因此定都南京就成为权宜之计。

到了天下大定的洪武初年时，都城选址又成为大明朝廷内部争论的焦点。一生处事果断的朱元璋，在此问题上优柔寡断，并延续多年。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儒士严礼等建议迁都杭州，朱元璋看后称：“朕都建康，抚定四方，经营方始。今礼又欲朕建都于杭，失居重驭轻之宜，皆妄言耳。”这是朱元璋在择都问题上少见的一次断然否决，原因是杭州在地理位置上比南京还偏，更悖于“国之中土”的原则。

由于一直没确定下来“梦中情都”，朱元璋称帝后在京师南京迟迟不建皇城、完善礼制性建筑，陷入“时缓时急，不断增补改筑”的拉锯。到洪武二年（1369年），他突然大兴土木、劳师动众，在临濠（今安徽凤阳）兴建明中都。

显然，明中都的功能是第二京师。一方面，中都较之南京在地理上占据“国之中土”的优势；另一方面，由于经过元末农民战争以来２０余年的兵火战乱，民生凋敝，如若取中原或北方建都，人力物力都要依靠江南，水陆转运实在太难。因此，择淮河之滨的临濠建立中都，就成为当时朱元璋解决都城问题的“妙招”。

2

“国之中土”新论

可是到了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朱元璋作《阅江楼记》，突然提出南京为“国之中土”新论，形势又发生了戏剧性转变。

朱元璋认真考辨历代建都城址后，有了新的思考。在《阅江楼记》中，他详尽论述“国之中土”自古就有变通的例证，更是首次明确提出立都“何固执于父母之邦”之“淮右”（即中都）的反问，从而可以看出，此时的朱元璋从心理上抛弃了建都或迁都于中都的计划。

在朱元璋看来，大明王朝所领属的范围是以南京为原点，其半径西南、东北方向各七千余里，西北、东南方向各五千里，北到沙漠，南到大海。这一范围包含了两个层面：即大明行政体系所能直接控制的“华”地范围和靠影响力间接控制的“夷”地范围。这“天下”，既包括传统的本土，也包括了洪武七年（1374年）之前与明廷互有往来、建立朝贡关系的外夷诸国。此后，《大明一统志》描述的空间范围是明朝的两京、十三省和“外夷”，也承袭了《阅江楼记》的天下观。

针对人们提出南京因地处江南，多出短命王朝的言论，朱元璋明确表态：时下的南京，已处在地理方面的天下之中，并强调此时的南京“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业”。

至此，朱元璋罢建中都，并将南京都城建设推上高潮。当然，这项决定并非单一因素促成。《宅中图大》认为，其中既有以刘基为代表的臣子们反对建中都和迁都的强大阻力，也有朱元璋本人追求“宅中图大”、对“国之中土”反复思考后的新认知，还有工匠压镇等突发事件的影响。其中，朱元璋思想的转变，无疑最为关键。后来，他在检讨自己往日的过失时，自称勤勉于政务，又不好酒色，惟有营造中都，并非好大喜功、追求享受，而是“见浅识薄”导致失误。

所以，南京城建设呈现出明显的两个建设阶段。第一阶段，奠定了南京城的基本格局、规模和基础，初步反映出规划的文化内涵；第二阶段，则用不同砖石建材在不同地段使城墙加高增厚，并通过一系列的建筑符号，再次强化了当年规划的文化寓意，是此前城建的延续与补充。

在两轮建设中，大到皇宫、四重城墙、一系列的宗庙祭祀场所，小到京城数量庞大且整齐划一的军人庐舍，甚至连官员宅邸、百姓房舍规格和用料色彩等，均有朱元璋个人意愿的体现。有的反映在一代王朝的制度上，有的则是为了强化大明京城的规模和观瞻，总体上说是统治秩序在都城建设方面的体现。

《明史》记载：“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甓，工匠造作以万万计。所在筑城、浚陂，百役具举。”可见，为了这一工程，朝廷在全国征调大批工匠、军夫和民夫，以及各级官吏、罪囚。从建材来看，其涉及区域之广、数量之浩繁，令人叹为观止。

《宅中图大》认为，《明史》所谓“万万计”，应该是概数，表明极大的数量。洪武年间全国的工匠大约有20万户，显然不能称“亿”。此处“工匠”的概念，可能包括了所有的参建人员。在“万万计”的“工匠”中，南京的城建至少占了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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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世城垣”

南京城的工程量有多大，可以拿南北两京对比来看。南京新增城市面积超过了三分之二，城东皇城区大批皇家及官署建筑更是新建，从城建规划到最后完成前后历时30余年，几乎历洪武一朝。而永乐年间建造的北京城，前后跨时约15年，由于城的大部分范围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增建，用工量不会大过南京城。

只有采取严密且有效的征役组织架构并形成制度，才有可能保障这项超级工程顺利推进。《宅中图大》注意到，由于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南京城的营建，从组织形式到相关制度，有一个从简到繁逐步完善并加以推广的过程。

朝廷主持京师城建的主管部门，开始由中书省下设的营造部“将作司”负责。洪武元年（1368年），将中书省下设的四部，扩充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原“将作司”改隶工部。在此之下，则由各地府州县的提调官和基础组织具体负责相关工作。

杨国庆长期从事南京城墙研究，在《宅中图大》中也对以往成果进行了总结、深化，并由有形的城墙层面推到无形的思想、观念层面。南京城墙砖数量约上亿块，其中绝大部分带有字数不等的砖文或符号。在他看来，通过南京城墙砖文，结合相关文献以及方志、传记、家谱和墓志的记载，对当年南京城墙各类参建人员、砖料产地及运输就可以获得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对如今散落在长江中下游广袤地区的明城砖窑址群遗址、散落各地的当时遗留的明城砖，以及当年的烧制工艺加以研究，就可以有比对和推论的实物依据，能为南京城的营建史提供更多信息。

整体而言，这座由宫城、皇城、京城与外郭四重城墙所组成的京师城池，创造性地将南京自然的山、水与人造的城、池结合起来，形制独特、规模恢弘，在人类城市规划和建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明南京城墙是一座“旷世城垣”，其背后蕴含着“旷世”思想，即“宅中图大”，以实现大明开国都城“居于中心，谋划四方”的象征意义。朱元璋晚年颁布的《洪武京城图志》，对京师南京城从规划到城建给予了充分肯定。这座都城实现了他开一代之先河的帝都城市构想，体现了他“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作”的政治主张以及他理想中的都市家园。

这座城市的建设，也给中外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明代传教士利玛窦称：“此城一度是全国的都城和几百年来古代帝王的驻跸地，尽管皇帝……已移位北方的北京，南京仍然没有失掉它的雄壮和名声。”此后他在目睹北京之后又写道：“城市的规模、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物的结构以及防御都远不如南京……”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在比较南京城与北京城时，北京为当朝皇帝所居的京师，而南京已非朱元璋鼎盛时期。清代史学家赵翼则在《明南北京营建》中称：“明祖创造南京，规制雄壮。今四百余年，城郭之崇、街衢之阔，一一可想见缔造之迹，盖尽举前代官民房舍扫除而更张之。”

《宅中图大》认为，明初的南京城价值重大。从世界城市史来看，当时230平方公里的南京城，已然成为公元14世纪世界规模最大的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