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翊云”成为言论的战场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王芊一 记者 姜妍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3月份，李翊云在《纽约客》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回忆和思考与儿子相处的点点滴滴。一篇是小说《技巧与特质》，另一篇是非虚构作品《两个孩子的死与生》。这位在七年间失去了两个儿子的作家再度引发了互联网的讨论。而上次则是在2024年初，源于她的二儿子詹姆斯和大儿子文森特一样选择了自杀。

李翊云仿佛一块磁铁，吸引着来自正负两极、截然不同的观点。在社交媒体上，有人觉得她对儿子的回忆克制但沉痛，也有人觉得她的文字虚伪且阴冷。有人质疑她过分强调自由的养育观使孩子陷入虚无，有人捍卫她对悲伤和死亡幽微复杂的理解。在读者眼中，她有时是一个悲伤的母亲，有时是一个“有毒”的母亲；有时是一个用最大的坚强忍受痛苦的作家，有时是“文学的巧言令色”的代表......支持李翊云和否定李翊云似乎都是简单的，人们可以轻易找到自己的立场。但是，为什么是李翊云？为什么她可以如此割裂我们的理解？

在文学圈，李翊云早已成名。作为一位用英文写作的美籍华裔作家，她凭借作品《千年敬祈》《理性终结之处》《鹅之书》等获得了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麦克阿瑟天才奖”等诸多奖项。但是，在文学圈之外，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她则是因为一个悲剧：她的两个儿子，在七年间相继选择了自杀，一个生命止于16岁，一个止于19岁。面对这样的悲剧，每个人最先想到的问题一定是——为什么？

正是这个问题，最初将人们割裂开来。

网络上的猜测与李翊云的“回答”呈现出了巨大的冲突。在小红书相关的帖子下，被提到最多的是“有毒”的原生家庭。这种猜测通常源于李翊云过去的心理疾病以及她的两个儿子去世时的年龄等。但是，这一猜测也带有特定的时代色彩，与近年间的原生家庭反思潮形成共振。人类学者阎云翔在《家庭研究中的新家庭视角》一文中提到：中国式原生家庭话语兴起，它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中立立场，选择突出亲子关系中更阴暗的方面，揭示了父母伤害、控制和滥用权力的情况。中国式原生家庭话语一方面造成了将所有负面情绪都归因于父母的执念，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在对李翊云的质疑中，我们能够发现“父母对孩子的权力”、“控制欲”等词反复出现，印证了原生家庭话语的流行性。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李翊云模糊的“答案”，在她的小说《技巧与特质》中，主角曾这样说：“我觉得‘为什么’不是我该问的问题”。在非虚构作品《两个孩子的死与生》中，她也确实尚未直面给出答案，只是回忆了两个孩子去世前的种种预兆。在她的笔下，这个家庭里的成员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死亡的哲学思考，并最终在“进行了充足的思考”后，深思熟虑地选择了自杀。人们期待着一个具体的、明确的、社会性的回答，而李翊云却给出了一个形而上的、模糊的、宿命性的答案，这种巨大的分歧几乎无可避免地引发了舆论的争议。

它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对孩子的自杀，父母应该做多少？在自由与责任的光谱上，他们应该处于哪个位置？李翊云养育观念的核心是对自由意志的尊重，甚至包括对儿子自杀这件事实的尊重。她在《两个孩子的死与生》中写道：“父母除了给孩子空间，允许他们做自己需要做的事，从而让他们成为更完整的自己，还能做什么呢？”在这篇文章中，她亦提及自己的丈夫也有过“作为一家人，我们四个人共享的是对自由意志的信仰和尊重”这样的表达。面对文森特有可能自杀的预感，她选择克制这种直觉，不去想悲剧真的会发生，而是埋头于生活的事物。当悲剧性的一天真的到来时，李翊云曾用格拉斯·佩利的小说《朋友》中的情节形容直觉被证实的感受——“你知道警察打电话告诉我艾比去世的那个晚上吗？那是我两年来第一次睡了个好觉。我知道她在哪里了”。

这并不是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养育叙事。

在《不确定的爱：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中，人类学者关宜馨揭示了中国中产阶级母亲普遍的养育叙事，它仿佛是李翊云的反面。中产阶级母亲们即使在理智上知道人生会受到种种限制，大多是在模糊和不确定中度过的，但是依然要在诸多不确定中，承担起调度与安排的角色。而这种行动伴随着巨大的道德负担，即一种对未来“可能后悔”或现在“已经后悔”的恐惧。在书中一位母亲这样表述：“妈妈该做的事情，妈妈都做了......我没有对不起你，也没有遗憾”。而这正是一部分人对李翊云的质疑所在，李翊云虽然也写到了自己做的努力，但总体展现的基调依然被认为是被动的、宿命的，“当一个孩子死去，或者第二个孩子死去时，一个母亲无能为力”。小红书用户“用户已注销”在高赞评论中写道：“如果放到普通人身上......会想办法找一切资源来帮助孩子活下去。就感觉她做了很多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这条评论代表了一类批评：批评者希望看到一个更积极做出行动去改变孩子死亡命运的母亲，或者是一个在面对后果时表现出反思或者后悔情绪的母亲，而不是一个从哲学和文学中寻求安慰的母亲。从李翊云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围绕着母亲的养育观念，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达成共识的争议漩涡。

除了母亲的身份之外，李翊云作家的身份带来了另一重质疑。2024年5月，李翊云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追忆爱丽丝·门罗，提到自己在人生的每个转折点都会重读门罗的作品。而几个月后，门罗因为一直漠视女儿被继父猥亵，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现在，当谈到李翊云的时候，很多人会将她和门罗类比，继而延伸出一份长长的作家名单：从写《妞妞》的周国平，到《城堡里的马原》中的马原......这些作家子女所遭遇的不幸并不相同，但作家们的价值观和文字会被一些读者认为是导致孩子不幸的原因，或者是粉饰孩子不幸的手段。

“文学的巧言令色”这句话也被人们用来批评上述作家，其中也包含李翊云。其实，它原本是一个问句，出自作家林奕含的访谈。在她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李国华作为一个有文学修养的老师，却用文学装点和包裹道德上的低劣，猥亵了自己的学生房思琪。于是林奕含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说出这句话的林奕含可能想不到，“巧言令色”的说法会在当今互联网上如此流行。现在，当人们使用这个词时，重点不再是反思文学与真善美之间的关系，而是大众对文化精英的质疑，质疑他们的道德缺陷、他们的虚伪和冷漠。另外一个经常和它搭配出现的句子则是罗翔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感想——“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它们的流行其实反映着相似的趋势，当下的网络流行文化几乎抛弃了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形象和尖锐抽象的叙事，而是转向了人格亲切健全的知识分子形象和温和具体的人道主义。

在李翊云的讨论背后，反映出了大众和文化精英之间关系的紧张化。近几年，受到大众欢迎的作家典型是表情包频繁出圈的余华，他在网上的发言契合当下年轻人的心态，没有过多沉重的教诲或者抽象的思辨。这样一个看起来没有那么精英的文化精英，暂时掩盖了双方的矛盾。而与之相反，李翊云的形象则是凸显了双方的矛盾。她并不是一个给人观感亲切的作家，无论是文字风格，还是个人经历，都传递出压抑、克制、极度理性的特质。她对于中文的拒绝、早期作品的政治题材，以及极其强调孩子自由意志的养育观念，有时被结合起来视作西方自由主义的典型。在这样对立的局势下，每个参与李翊云讨论的人，都试图把自己和他人归于两个对立的群体中：冷漠虚伪或理智辩证的文化精英、盲目狭隘或正义善良的大众，并为自己的立场而战。

争论至此，李翊云和她的两个儿子的悲剧却好像已经被抛在了脑后。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战场上，两方的观点和情感逐渐远离了她的事实，不断地升腾，升腾成对母职的讨论、对自杀的哲学思考，乃至对自身立场的确认。这样的局面是熟悉的，早在2018年，《牛津词典》就已经收录了“后真相”这个词，用来形容这种情况——人们更倾向于根据情感和信念而非事实来接受某种论点。在后真相时代，人与人的互相理解变得非常艰难。但是，李·麦金太尔依然在《后真相》一书中真诚地建议每一个人“与我们的内心斗争”。他认为无论我们站在哪一边，指出别人不想看到的真相是容易的，但是以同样的标准审视自己的信念是艰难的。这不仅适用于李翊云的这场争论，也适用于其他无数类似的争论，去质疑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是人们找回真相的途径。

03 道德与作品

最后，让我们回到李翊云的作品上。李翊云并不该被称为失德艺术家，毕竟围绕着她的一系列质疑并没有证据。但是，她依然面临着与失德艺术家类似的处境：个人经历从负面的角度影响了人们阅读她的作品。一些读者从李翊云的作品中，寻找她控制两个儿子的蛛丝马迹。一些读者发誓从此再也不会阅读她的作品，认为她的作品和她的人一样“有毒”。当然，也有读者并不在意作家的道德争议，或者带着复杂的情绪去思考文本与现实的关系。那么，当我们面对一个饱受争议的作家的作品时，到底如何做才是更好的呢？

哲学家埃里克·豪陶洛·马瑟斯在《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一书中细致地剖析了艺术家及其作品的道德灰色地带，提供了一个他的答案。他认为，面对道德有争议的艺术家和作品，最简单的做法显然是将整团混乱（艺术和艺术家）一起都抛诸脑后，“取消文化”就是这样的做法。“取消文化”的核心就是取消艺术家的活动，进而把他从人们的集体意识中抹除掉。这也正是我们最常见的做法——狠狠地指控这些艺术家，然后再也不去关注他、阅读他的作品。作为艺术界迟来的道德清算，取消文化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结果，但马瑟斯认为这并不是我们追求变革的最佳方法。毕竟，取消代表着抹除，它促使人们回避敏感问题，却几乎没有创造出改变。因此，马瑟斯提倡体制上的改变，还提出了一个个人化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令人痛苦的，因为人们需要直视自己的情绪——曾经的喜爱、现在的厌恶、被背叛感等等，然后重新回到作品当中，努力寻找途径去整合自己复杂、冲突的情绪。作品本身可以提供一个抓手，让读者对作者复杂的感情变得更加清晰——“这个人创作出让我热爱的艺术，但他的个人行为让我厌恶”。

正如马蒂斯所说的，艺术不是透明的，我们的情感也不是透明的。因而，在面对具有道德争议的作家和文本时，无论是简单地去关注艺术家的不道德性，从而忘记他们的艺术，还是简单地强调艺术的重要性，以至于认为艺术家的行为不会影响它，都是危险的简化方法。试图从文字中寻找作家道德缺陷的证据，这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只会让人联想到电影《坠落的审判》中的一个荒诞情节：检察官朗诵桑德拉创作的小说中妻子杀夫的段落，以证明她在现实中犯了相同的罪行。但如果反过来，带着对作家道德品质的认知，再去阅读他们的作品，或许能够收获到除了愤怒之外新的体悟。

从母亲的养育观念，到自由与责任的辩论，再到大众与文化精英的立场.......回顾这场以李翊云为名的争论，它是如此对立和喧闹。但是在争吵的间隙，也曾有一个短暂的时刻值得注意。4月2日，当李翊云说中文的声音从鲁豫的播客《岩中花述》里传出时，或许会有一些争执的人们感受到瞬间的恍惚，意识到这场辩论的漩涡到头来竟是令人感到如此陌生。在激烈的争执之外，她到底是谁？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