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城门命名的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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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元大都的崛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由此奠定的城市空间格局，经过明代北京继承和改造之后一直影响到当代。熙熙攘攘的人群进出的城门，集中着全城的生活脉搏，同时也是战时防守的关键所在。选择恰当的语词为城门命名，实际上就是在装点城市的“文化门面”。命名者往往以此寄托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理想，同时彰显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一般认为，元大都的城市规划与城门命名出自元初政治家刘秉忠之手。追溯城门设置的来龙去脉，挖掘城门命名语词的出处和内涵，有助于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元大都——最接近《周礼·考工记》的城市格局

自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间，从古都长安、洛阳、邺城到开封、北京，城市规划都受到了《周礼·考工记》的深刻影响。其中最著名的规划原则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意即：都城要设计成边长九里的正方形，每边有三座城门；城内南北向与东西向的干道各有三组，每组包括道路三条，以此沟通两端彼此对应的城门；纵横各九条道路相互垂直，构成棋盘式的干道系统，每条道路的宽度为九轨（七丈二尺）；王宫的左方（东部）是崇祀帝王祖先的太庙，右方（西部）安排供奉土地神与五谷神的社庙，前面（南部）是朝廷的行政办公区域，后面（北部）是商业市场。事实上，与这个理想化的规划原则完全契合的都城几乎不存在，但元大都的设计最接近《周礼·考工记》倡导的营国制度。

刘秉忠把元大都规划为方形的三重结构，宫城、皇城、大城从内到外环环围绕，大城设置十一座城门。丽正门位于大城南墙三座城门的正中，处在城市整体布局的中轴线上。元末熊梦祥《析津志》记载，忽必烈决定营建大都时，向太保刘秉忠询问如何确定皇宫在南北方向上的基准线。刘秉忠建议，以嗣后建成的丽正门外第三座桥梁以南的一棵大树作为基准点，由此向北测定一条皇宫建筑群体的中心线，也就是整个城市规划布局的对称轴线。忽必烈不仅批准了这个建议，而且做了一件出乎众人意料的事情。他把这棵大树封为“独树将军”，并且御赐了一块金牌挂在树上，用以显示其不可侵犯的地位。这个说法颇有些传奇色彩，好像是元大都建成后编造的民间演义，但元明之际的张昱《辇下曲》证明确有其事。诗人吟咏道：“四面朱阑当午门，百年榆树是将军。昌期遭际风云会，草木犹封定国勋。”据此可知，在大都南门外的城市规划基准线上，确实有一棵“独树”而且是百年的老榆树。它被封为“独树将军”之后，四面又修了红色栏杆加以保护。这就不禁让诗人产生联想：如果时运凑巧，即使是本来并不起眼的草木，也能够得到与安邦定国功臣一样的封赠。当然，诗中更有感叹时乖运蹇、人不如木的味道。刘秉忠规划的大城，东、西、南三面城墙各有三座城门，北墙只有两座城门，与《周礼·考工记》设计的“旁三门”略有差异。

传统文化观念——城门命名的理论基础

城门的命名不能脱离主事者所处的时代，古人寻找合意之词的渊薮，必然是长期熏染他们的历代文献。辽南京的城门命名语词相对质直写实，到金中都时代已增添了浓重的儒学色彩。元大都城门命名的理论基础，集中表现为《周易》等经典著作蕴含的传统文化观念。

《周易》对我国古代思想史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它把阴阳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视为万物形成的根源，以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象征八种自然现象（天、水、山、雷、风、火、地、泽），将它们与八方（西北、正北、东北、正东、东南、正南、西南、正西）及四时（春、夏、秋、冬）相配，用来推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其间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相传上古时候的伏羲氏画卦，由八卦衍生为六十四卦，周文王作卦辞予以解说。历史上对《周易》的研究不胜枚举，它的社会运用几乎无所不在。上至国家大事的最高决策，下至寻常百姓的宅第选址，都不免依据八卦的象征意义占卜吉凶，目的就在于作出符合上天意志—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选择。

汉代以后，八卦、八方、四时开始与五行（金木水火土）、五德（仁义礼智信）相配，五行有时也称作五德。古代极为重视“天”与“人”的关系，按照传统的天文学观念，天上的恒星被划分为“三垣”与“四象”七个星区。以北极星为中心，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呈三角形拱卫北极星，四象排列在三垣外围的四个方位。人类对浩瀚的星空历来不乏奇妙的联想，于是以四种神兽（神明）的形象分别代表东、西、南、北或前、后、左、右的星区，提炼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四象”观念。玄武，是古人设想由龟与蛇组合而成的灵物。经过两三千年以来的丰富和完善，构建出一整套把自然现象和社会人文熔于一炉的庞大思想体系。如果把上述文化要素与天干地支的所指方位叠加在一起，更能清晰地看到彼此之间的关联。据此分析元大都的城门设置和命名，大致能够无往而不利。

《周易》等经典——撷取命名语词的渊薮

《元史·刘秉忠传》中称其“于书无所不读”，尤其精通儒家经典《周易》，对北宋哲学家邵雍的著作《皇极经世》作过深入探求，融会了儒、道、佛等多种思想文化。由他主持乃至亲自确定的元大都十一座城门的名称，很自然地带上了浓重的《周易》色彩，再辅以古代的其他典籍，这就为元大都城门的命名提供了文化之源。大都之所以不设正北门，也是遵循《周易》的思想所致。正北方对应着八卦中的坎卦，卦辞说：“习坎，入于坎，窗，凶。”大意是：坎卦代表重重深坑，如果陷入其中，则会遇到凶险。因此，北墙不设正对坎位、与丽正门南北呼应的中间城门而只有左右两门，正是堪舆家“藏风聚气”观念的体现。在方形的城墙之上，以经过丽正门的南北中轴线为基准，另外十座城门两两相对、均衡布局，每组城门的地理位置、命名语词的结构和含义，都具有东西（左右）对称之美。

丽正门是元大都的正南门，位于当代天安门金水桥前的长安街南侧，对应着《周易》的离卦。离卦的卦辞说：“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这里的“丽”，意思是附着、符合；“正”，等同于卦辞中频繁出现的“贞”，有正道、真理、正中之意。这段话是说：日月附着在天上，百谷草木附着在地上，日月带来的双重光明附着在真理之上，由此化育为天下万物。所谓“丽正门”，也就是符合真理、代表正道、处于正中的城门。为什么把正南门命名为“丽正门”呢？解释卦辞的《说卦》指出：“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换言之，离卦是关于南方的一卦，正午时分太阳运行到的正南方，是每天光照最强烈的方向。在太阳的光芒照耀下，世间万物都被看得清清楚楚。这个道理运用到人类社会，智慧高超的人物之所以面朝南方处置天下事务，以开明的思想和制度把社会治理得秩序井然，就是因为根据离卦的思想确定了自己的治国观念与行为准则。“丽”有“离”与“立”两个读音，“丽正”虽然源于离卦的卦辞，读音却采用后者的去声。以“丽正”为名的正南门与北面的皇城、宫城在城市中轴线上南北呼应，寄托了希望宫城里的帝王“向明而治”的意愿，足见其选字之恰当、寓意之深远。

以丽正门为对称点，大都的南墙设置了东侧的文明门与西侧的顺承门。源于《周易》卦辞的命名语词，通常取自与城门所处方位一致的某卦，有的却要从反向对应的另一卦中寻找。文明门故址在今东单以南，在大都城中位于巽卦所指的东南方向，其命名语词却来自方向相反的西北乾卦的卦辞：“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思是说，占卜时如果遇到龙出现在田野里的卦象，就如同中正有德之人降临民间一样，象征着天下富有文采、前景一片光明。城门命名为“文明”，出处就在这里。顺承门故址在今西单以南，在大都城中处于坤卦所指的西南方向。卦辞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大意是：坤卦的本原已经达到了至臻至善的境界，万物之所以能够茁壮生长，正是因为顺应和遵循着自然界的法则。城门选用“顺承”二字为名，显然符合城中帝王的治国意愿。

大都北墙只设两座城门，西为健德门，东为安贞门。健德门故址位于今京藏高速与北土城西路交叉口以南的土城沟南侧，在全城中处在乾卦所指的西北方向。《说卦》称：“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乾是属于西北的一卦，与四时相配恰在秋末冬初。这个时段正是冷气来袭、暖风消退的季节，象征着阴阳二气在互相搏斗。这里的“薄”，是靠近、搏斗之意。既然乾卦指代西北方向，依据卦辞命名西北的城门，无疑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大意是：天道的运行显示出刚健的力量，君子按照它的法则行事，就要努力上进、永不懈怠；包罗宏富的乾卦，代表最纯粹的刚劲健行、持中秉正的美德。君子把成就完美的道德作为崇高追求，每天都必须为此付出努力。根据卦辞选定以“健德”为西北方的城门命名，用词贴切而又寓意深刻。

安贞门是大都北墙上的东城门，与健德门东西对称，故址位于今安定路与北土城东路交叉口以南、安贞桥以北的土城沟南侧。东北方向对应着艮卦，但“安贞”这个词却取自与它反向相对、代表西南方向的坤卦的卦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大意是说：君子远行，起初心中迷惑，不知选择哪条道路；后来头脑清醒，顺利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占卜结果显示，在西南方向容易得到朋友，因此可与同类之人一起前行；卦辞虽说朝着东北方向出行将会失掉朋友，但最终能够获得吉庆。君子安于人间正道而得到的福分，就像广阔无边的大地那样没有止境。安贞，就是安于正道，按照正确的道理行事。坤卦的卦辞预知能够得到吉庆的方位在东北，位于大都东北的城门因此从中选取了“安贞”二字命名，蕴含着对君子自觉遵循正道而迎来吉祥喜庆的期望。在这个意义上，与城门所处方位一致、代表东北方向的艮卦，实际上与坤卦并不矛盾。卦辞说：“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大意是说：艮卦是阐述如何适时静止的一卦。客观环境要求静止就安心静止，要求行动就立即行动。无论行动还是静止，只要不违背自然与社会的具体条件，就能赢得光明的前途。从这里可以看出，艮卦告诫人们要懂得因时而动、因时而止，与最终获得“安贞之吉”的坤卦相辅相成。

元大都东西两面城墙，各有三座城门。自北而南，光熙门与肃清门，崇仁门与和义门，齐化门与平则门，构成了地理位置东西对称、语词含义彼此呼应的三组城门。

光熙门故址在今和平里东，有时被后人以相近的读音俗称为“广西门”。城门处在大都的东城墙上，向外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光熙”有光明和暖或明亮兴盛之意，正与这个地理特点相符。光熙门与安贞门一样，笼统看来都处于艮卦对应的东北方向，艮卦的卦辞“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应是光熙门得名的语源之一。

肃清门是大都西墙之上最北端的城门，故址在今学院南路西端，后世俗称“小西门”。“肃清”现今一般用来表示把某些人或某种思想清除干净之意，其实远不及古代的用法丰富。西晋陆机《汉高祖功臣颂》有“二州肃清，四邦咸举”，这里的“肃清”与“清平”相近，具有社会安定、国家太平之意。肃清门的命名，也可从《周易》和《周礼》以及元代以前的其他文献中找到语词之源。这座城门与辽南京的清晋门一样，都是西城墙上最北的城门，与八卦对应的方位在兑、乾二卦之间。《说卦》称“兑，正秋也”，对应着四时的秋季。若与五方对应，则属西方。《周礼》中的秋官司寇，就是执掌刑法的官员。北宋欧阳修《秋声赋》写道：“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对于《秋声赋》这篇杰作，刘秉忠必然有所注意。秋季的天空开阔明净，既是喜获丰收的季节，也是万物凋零的前奏。秋风秋雨在古代常常作为肃杀的象征，“肃清门”的命名应当寄托了对法纪严明的期望。

大致在元大都东西城墙的中点，有崇仁门与和义门遥相对称。崇仁门的位置在今东直门，和义门在今西直门。1969年拆除西直门城墙时，偶然发现了元代和义门的遗址，从而证实了明代北京对元大都东西城墙的继承和改造。崇仁门、和义门的语源，直接来自儒家的道德观念。就像金中都的施仁门与彰义门的命名依据一样，“五德”仁义礼智信与“五方”东西南北中逐一相配，仁在东、义在西，因此东墙之门称作“崇仁门”、西墙之门定名“和义门”。

从城门命名与四方、四季以及《周易》八卦的关系看来，崇仁门是东墙上居中的城门，向外对应着春季与震卦，象征春雷震动、万物萌生。和义门是西墙上居中的城门，向外对应着秋季与兑卦，是秋风送爽、万物丰收的季节。《说卦》称，前代圣人作《周易》，旨在“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教育世人一言一行都要遵循道德规范，符合仁与义的准则。怀仁人之心，行礼义之事，这是为人处世的根本要求，也是“崇仁门”与“和义门”命名的文化之源。

齐化门，故址即今朝阳门，位于大都城的东南方向，对应着八卦中的巽卦。《说卦》称：“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絮齐也。”大意是说：天下万物出自震卦对应的东方，也就是在东方对应的春天萌发。巽是属于东南方向的一卦，万物在来自东南的暖风吹拂下整齐地生长，这就是巽卦的象征意义。此外，六十四卦之一的贲卦，也大致处于东南方向。卦辞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就是说：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动轨迹，得以知晓四时变化的规律；注重研究人类的伦理道德等文明创造，能够使天下之人受到教化。从《说卦》与贲卦的卦辞里选择“齐化”二字为城门命名，寄托着希望天下百姓一齐受到教化的政治理想。

平则门是元大都西墙上最靠南端的城门，其语词来自六十四卦之一、大致属于西南的谦卦。卦辞说：“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撝谦，不违则也。”它的大意是：君子根据实际情况取多补少，做到施予均衡；发奋而谦虚，不违反法则。据此凑成的“平则”二字，有遵循法则、平正公允之意。如果换一个思路再做探究，“平则”也可能源于前人对乐律、五方、四季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古代音乐用来确定音节高低的十二律之一，叫做“夷则”。人们把十二律与一年之中的十二个月相配，夷则对应着七月。七月至九月属于秋季，这个季节对应的方位是西方。七月是秋季的开始，炎热的夏天刚刚过去，万物成熟的时节正在到来，接下去就将是寒冷的冬季。欧阳修《秋声赋》写道：“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这就是说：按照大自然的规律，万物在春季萌生，到秋季结成果实开始收获；把这个过程与音乐对应，“宫商角徵羽”五种声调中的“商声”，代表了来自西方的音乐风格；“夷则”就是与初秋七月相配的音律。“夷”有平坦、平和之意，在这样的语境下，“夷则”与“平则”近似。平则门是大都西城墙上最南端的城门，正处在“夷则”对应的七月与西南方。刘秉忠的思想来源极其复杂，为城门命名时未必完全按照一部经典从事，很有可能综合多种因素之间的关联，借助同义词的相互替代命名了“平则门”。

不绝如缕——元大都城门命名的历史回声

元大的城门命名影响深远，从官方与民间两个视角都能看到，其间贯穿着一条连绵不断的文化脉络。

明朝洪武元年八月初二（1368年9月14日）徐达率军占领元大都，一周之后就开始废弃北城墙，选择在向南缩进五里的位置，匆忙修筑德胜门至安定门一线的新城墙。南北对应的德胜门与健德门，安定门与安贞门，命名语词仅有一字之差，前后之间的承继关系一目了然。更有甚者，光熙门与肃清门，崇仁门与和义门，齐化门与平则门，文明门与顺承门，连同城市中轴线上的丽正门，改朝换代之后全都没有改名。即使永乐帝营建北京时把南城墙向南推进了二里远，新城墙上的三座城门依然是丽正门居中、文明门在左、顺承门在右，相当于把元大都时代的南城墙向外平移而城门之名依然如故。直到明朝建立70年之后，在英宗正统二年（1437）正月稍晚些，才将始于元代的城门名称全部更换。这就表明，元大都城门名称的文化底蕴及其代表的思想观念依然被明朝认同，因此也就不急于另起炉灶、标新立异。

即使在明代重新确定北京城门的官方名称之后，元大都甚至金中都的某些城门名称仍然存在于官修的正史里。《明史·李自成传》提到平则门与彰义门，事实上，平则门早在200多年前就已更名为阜成门，彰义门则是明代外城广宁门的俗称。民国年间纂修的《清史稿》，既普遍使用“朝阳门”，其《忠义列传》等篇也偶尔称之为“齐化门”。上述种种，凸显了金中都与元大都的城门名称对官方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仅如此，元大都的城门名称借助民间口头传播，产生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文明门在民间俗称“哈达门”，有时以近音异写为“哈德门”或“海岱门”。元代熊梦祥《析津志》解释说：“文明门即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哈达大王究竟是何人，迄今无从考证。明代正统初年把文明门改为“崇文门”，但“哈达门”或“哈德门”一直活跃在大众的口语之中。民国以来常见于街头广告和百姓生活中的“哈达门”牌香烟，尤其提高了这个古老的城门名称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与官方文献相比，民间更习惯于称朝阳门和宣武门为齐化门和顺承门，甚至还以清代年号把顺承门进一步讹称“顺治门”。至于表现民国年间社会生活的老舍《四世同堂》《骆驼祥子》，以及林海音《城南旧事》等小说，不止一次提到“平则门”“齐化门”与“哈德门”等城门俗称。李萨雪如于 1930年左右整理的《北平歌谣集》，不乏“平则门，拉硬弓，界边就是朝天宫”“齐化门，修铁道，南行北走不绕道”这样的儿歌。500多年前就已获得官方地位的崇文门、朝阳门、阜成门，在某些场合却敌不过哈达（德）门、齐化门、平则门。这既是大众口语传播中的约定俗成，也是元代城门名称“经久耐用”的反映。沉寂已久的健德门、安贞门，在当代也与明代的城门名称一起，派生出众多的车站、区片、街道、单位等名称。历史的回声不绝如缕，古老的城门名称延续至今，已成为北京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者：孙冬虎

来源：《炎黄春秋》2024年第5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汪鸿琴

校对：杜佳玲

审订：杨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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