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大家都在谈民企的信心。
什么是信心？
说白了是在要政策，要什么政策？老板们要税收政策，要修订《劳动法》，要同等的市场准入与货币政策，算的都是企业的财账，对系统性的问题不太考虑；专家们也谈信心，拐弯抹角，其实说的还是体制性的问题：
我们是回到陈云说的鸟笼经济，还是继续走市场化的道路？
什么是市场化？
这说的是开放性的市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平等竞争，追求效率最大化。
鸟笼经济是指国家计划管控下的市场经济。
私人资本可以飞，但是要有一个界限，不是你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是在国家计划的大格局中，也就是说，是在一个大鸟笼里飞。如果你飞了出去，飞到了不属于你的行业或界限，那就成了“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这是不可以的。
人们会说，经济当然要有计划，什么事又能没有计划？
从运行机制的角度说，中国已经取消了计划经济，鸟笼经济也并不等于计划经济，确切地说是中国式的凯恩斯主义，是林毅夫说的“有为政府”之手对无形之手的行政入性干预。这就有个界限的问题，有为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有为，是体制性的，还是对宏观市场的调节？
政府不可以干预吗？
太可以了，西方发达国家也一样有这样与那样的干预，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干预是市场的调节（比如，美国对稀土开发的控制）？还是体制性的要求（比如：定义公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权重）？这完全是两回事，中国的干预是后者，因而，必然会引起行政权与市场法治的差异，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结构的市场。
于是，我们似乎遭遇到了一种矛盾。
政策对民营经济不支持吗？政策很明确，毫不动摇地坚持两个不动摇，又说民营是“自己人”，为什么没有唤起足够的信心？
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中，本身存在着计划与市场的矛盾。
我们前面说了，中国的计划要素不仅仅是补市场调节之不足，比如，对电费的控制，国家是有担当的，但是，也有体制性的要求，这就是在同一个市场内，同样是进入了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在资金提供、市场准入、税收补贴诸多方面，实行了非中性原则，这决定了市场的反应，必然是对民企生存空间的挤占。
民企贡献值在不断加大，资产增加却完全停滞，利润率一路向下，大批企业纷纷破产；而民企又支持着８５％以上的就业，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裁员降薪，老百姓对未来的就业与收入缺少预期，消费增长也受到根本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奇特的场景：一方面供应端保持稳增长，ＧＤＰ增速实现了５％的预期，相当不错，但是，需求端不给力，说明缺少内生力，而内生力来自于市场化。体制性要素引起了供应端与需求端的背离，这直接表现为国企与民企数据上的背离，国企资产在扩大，贡献率的占比没有跟上，效率不足；民企资产停滞了，贡献率却在扩大，自身的赚钱效应被挤占。
民企的衰退又直接影响到了民生，决定了当下的经济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
事实证明，市场化通畅时期，民营经济就发展的好，就信心百倍；相反，行政性干预如果是非市场要素，是意识形态的选项，民营经济就会信心不足。
要有一个基本信念，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相信一亿五千万民营的市场主体，是这个社会经济最重要的贡献者。一个经济体的好与坏，强与弱，除了制度的基本保证外，最重要的是资本的流入，没有资本，就不存在现代大生产下的劳动创造，劳动价值学说就成了抽象的空中楼阁。
诸多的数据背后所提示了一个基本的逻辑：中国经济的活力在民企，民企的活力在市场化。没有马云没关系，问题在于：是否还有马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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