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无耻与惨烈：那场血腥而残忍的杀降事件

01 密谋

清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十九日，苏州阳澄湖。

夜晚时分，水波平静，一艘小船停泊于岸边不远处，船上窗户中透出微弱的烛光，几个人影随之不时晃动。

船上共有四人，分别是淮军总兵程学启、副将郑国魁、常胜军统领英国人戈登以及太平天国的纳王郜永宽。

白天，这四人还在苏州城下各为其主，浴血厮杀，这大晚上又聚在一起泛舟湖上，当然不是约个小酒、吃个大闸蟹那么简单。此次，已是他们的第三次面晤，而双方交谈的话题始终离不开一件事：献城出降。

此时，太平天国已是强弩之末，苏州城连日来遭受淮军炮火猛攻，更是朝不保夕，面对如此窘境，苏州太平军也逐渐分裂。慕王谭绍光决意据城死守，与苏州共存亡；而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以及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启发四名天将则生出二心，开始为自己谋划出路。

对此，忠王李秀成也看出端倪，但又无可奈何。几天前，暗自决定放弃苏州的李秀成回到城中，眼看守将们人心不齐，便抛出话来：“主上蒙尘，其势不久，你们都是两湖之人，守与不守你们说了算，但你我之间不必互相谋害。”

众将听罢，不管忠王说的是否出于真心，都不敢辩驳，唯有立誓死守苏州城。然而，随着李秀成率部撤离苏州，郜永宽等将领都意识到，投降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李秀成离开的第二天，便有了双方在阳澄湖的第三次面晤。

对于清廷以及眼前这位曾经的太平军叛将程学启，郜永宽终究不敢轻信，尽管对方开出总兵、副将等价码，但他对投降一事始终不置可否。

郜永宽瞄了眼一旁的英国人戈登，遂提出让戈登作保。戈登同样希望减少本部伤亡，于是拍着胸脯向其承诺，以个人名誉保证降将们的人身安全。

郜永宽已无路可走，面对高官厚禄，外加洋人戈登的担保，遂咬牙决定投降。当晚，在郜永宽的要求下，程学启与他在船上结为异姓兄弟，并立下毒誓永不相叛。

至此，一件关乎苏州命运的大事终于敲定，而转眼间，昔日战友慕王谭绍光则变成了郜永宽等人献城出降的绊脚石。

02 背盟

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二十四日，苏州城慕王府。

这一天，慕王谭绍光约郜永宽等人前往王府，继续商议如何守卫苏州城。

大堂之上，谭绍光慷慨陈词，介绍自己的各项防御部署，但众将皆默不作声，且不乏面露鄙夷之色者。

谭绍光是参加金田起义的广西老兵，断没有降敌的可能，见诸将如此态度，不由得火冒三丈，遂开始指责众人。平日里，主将谭绍光便压他们一头，诸将只能忍气吞声，但时过境迁，此时太平天国势微，且郜永宽等人已议定投降事宜，自然有那不服气的人开口反驳。

康王汪安均当即回怼谭绍光，指责他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其余诸将纷纷表示赞同。谭绍光立马暴怒，开始大骂汪安均，汪安均毫不示弱，于是两人吵作一团。

也就在这时，汪安均突然面露凶光，猛然抽出佩刀，只一瞬间便将利刃插入谭绍光胸腹要害。谭绍光哪有什么防备，连哼都没哼一声，便已倒在血泊之中，随后，汪有为生生将谭绍光的人头割了下来。

突遭巨变，苏州城顿时大乱。郜永宽等人一招得手，立即率本部人马接应淮军入城，一同诛杀谭绍光部上千人。第二日，郜永宽等人提着谭绍光首级出城投降，随后剃发易服，淮军则派人入城镇抚，苏州城就此易手。

本以为苏州之战宣告结束，岂料就在郜永宽等人出降的当天夜里，程学启单独求见顶头上司江苏巡抚李鸿章，两人用安徽方言进行了一番深入交流：

程学启：“郜永宽等降卒恐难以听令，必须尽数诛杀才能彻底稳定苏州。”

李鸿章：“杀降不祥，况且这样做会使常州、嘉兴的贼人据城死守，此举无异于给自己树敌，断不可行。”

一番争论后，李鸿章仍犹豫不决。

程学启：“顶戴还你，就此别过。现如今贼寇仍有大军二十余万，是我军的数倍，他们只因战败怕死才乞降，但心中仍是不服。现在咱们释放首恶不杀，还让他们各自统领数万兵马，不光徒耗军饷上百万，还与我军分城据守，变成了身边的祸患，我等恐怕终将尸骨无存啊！”

言罢，程学启便要拂袖而去。

李鸿章：“别急啊，现如今我听你的便是，为何要如此动怒。”

程学启：“如果真愿意听我的，请一切听从我的指挥。”

03 杀降

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二十六日，苏州城外淮军大营。

李鸿章专程设宴款待郜永宽等八人，并命人奉上顶戴花翎，兑现此前的承诺。郜永宽等人自然是喜不自禁，当即纳头便拜。

一番觥筹交错后，有军士前来奏报紧急军情，李鸿章就此告辞，走时不忘叮嘱程学启务必“招待”好各位将军。

当李鸿章离开后，堂内立刻弥漫起一阵肃杀之气，而郜永宽等人却浑然不知。待众人微醉之时，程学启一声暴喝，无数预伏的刀斧手随即涌入堂内，将手无寸铁的八人悉数斩杀。

这仅仅是杀降的开始。

斩杀八名降将后，程学启以炮为号，高呼太平军诈降，率淮军突入城中。

对苏州城而言，这必将是极为动荡的一天。淮军几乎无门不破、无处不搜，城内军民无人不吓得魂飞魄散，奸淫掳掠的暴行在城中随处可见。

太平军降卒中但凡有外地口音的，淮军不由分说，就地斩杀，而更多的太平军降卒则被带到双塔寺进行集中屠杀。

英国人呤唎亲眼目睹淮军杀降之惨状，他记载道：“庭院约半英亩左右，地上浸透了人血，抛满尸体的河道水带红色，马佳尼医生可以作证，地下三英尺深也浸染了鲜血”。

在这场杀降事件中，预估有超过两万名太平军降卒惨遭屠戮，但这些因淮军背盟而死的太平军虽说是含冤而死，但从某些角度来看，也算是罪有应得。

将时间拨回到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彼时，李秀成率军攻取苏州城。

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早已不是那支有所作为、军纪严明的部队。由于广西老兵十不存一，且太平军兵源枯竭，军中开始大量吸纳各地的土匪、流氓、囚犯等不法分子，而这样的太平军带给苏州城的注定只会是烧杀抢掠。

在破城后的头一个月，太平军四处捕杀“清妖”，但实则不加甄别，随意抢夺屠杀。英国人包尔腾当时正在苏州，他记载道：“街 道一片荒凉，随处可见躺在门阶上的幼童的尸体；每件家具都因搜寻财宝而被翻得四脚朝天；棺材也出于同样的动机而被撬开。所有这些场景，以及那些造成所有这类罪恶的亡命徒的尊容，全都深深刺痛了我。”

咸同年间，太平军与清军对苏州城的反复角力，最终统统化作苏州百姓的无尽苦难。经历这场浩劫，苏州城外白骨满地，败垒纵横，而城内则是遍地瓦砾，除了一座宏伟的忠王府，全城竟再难找出一间像样的房屋。

04 算账

苏州城拿下了，太平军也杀完了，在李鸿章看来，苏州的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了。

但李鸿章和程学启显然已将担保人戈登忘得一干二净，而恰恰是这个英国人，在听闻杀降事件后当即暴跳如雷，愤怒到一定要找李鸿章算账不可。

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二十七日，苏州城外淮军大营。

怒不可遏的戈登先是找到程学启，程学启当然不会去触这个霉头，赶忙言明自己只是奉命巡抚大人之命行事。戈登转头便来到李鸿章大帐前，扬言今天必须向毫无契约精神的李鸿章讨个说法。

李鸿章恰巧不在营中，戈登遂给李鸿章留下一份最后通牒，令其辞职谢罪，否则自己就将率常胜军攻取苏州城，并将城池还给太平军。

在华洋人都在疯传戈登骗杀太平军八降将，这对戈登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他又将此事捅到英国公使布鲁斯那里，事件升级为中英外交冲突。而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朗也要求李鸿章认错道歉，试图借此干预常胜军的指挥权。

常言道：兵不厌诈。

在李鸿章看来十分平常的计谋，他何曾料到竟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当然，李鸿章作为晚清名臣，自然有着他的策略和手段。

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清廷上折子，说明自己杀降的缘由，争取中枢的支持。他在奏折中写道：“苏州降酋郜云官等挟众二十万，声势浩大，戈登此人太过妇人之仁，此前胁迫我收抚他们，但我事后发现只要稍一仁慈忍让，便会产生祸患。程学启此前就曾在贼中效力，对这些诈降的伎俩十分了解。这些人罪孽深重，杀几个头目，便可解散余众，受益良多。”

清廷一看，对呀，老李这操作没毛病，立马下谕旨强调：“（李鸿章）办理此事，十分恰当，咱大清国岂能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尽管据理驳斥，让洋人心服口服。”

湘军话事人曾国藩同样力挺李鸿章，赞叹其：“这段时间发生的事，要数李鸿章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为大快人心，确实是眼明手辣！”

有了朝廷站台，李鸿章也就吃了定心丸了。于是，他一方面回复伯朗：“这是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关，不能向你认错。”另一方面又请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从中调解，还特意给常胜军请赏白银七万两，其中一万两单独奖赏戈登。

最终，英方和戈登出于时局考虑，不得不与李鸿章握手言和。李鸿章也接受戈登的条件，布告天下澄清杀降是清军的意思，戈登从始至终均毫不知情，以此帮助戈登洗脱骂名。

至此，苏州杀降事件终于画上句号。

不久后，清廷为表彰戈登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突出贡献，除承诺的一万两赏银外，还对其加封提督衔，钦赐黄马褂，并按西洋礼节专门为戈登定制了一枚纯金勋章。

戈登一直对杀降事件耿耿于怀，对一万两赏银直接予以拒绝，只接受了黄马褂和勋章，而那枚勋章也在回国后被他捐给了英国慈善机构。

李鸿章与戈登的缘分似乎还没有结束。

很多年后，时值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刚刚遭遇甲午惨败的李鸿章被迫去职，出访欧洲。途经英国时，他专程前往老友戈登的墓前进行祭拜（戈登于1885年在苏丹战死），对此，戈登的家人深感荣幸，并送给李鸿章一条名犬表示感谢。

待李鸿章回国后，双方互通信件，对方不免提及名犬的近况。李鸿章对此写信回复道：“你送我的狗肉确实美味，能够大快朵颐真是我的荣幸。只可惜老夫年纪太大了，饮食不能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