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宏
《大秦帝国》中张仪可以说是靠嘴皮子吃饭的典范，在无名居以一条鲤鱼为题，做成鱼生，愣是把昭文君说的一愣一愣的。昭文君既吃了鱼生，又听了张仪鱼生论天下，也是收获颇丰。张仪做鱼生，不仅动作熟练，还要用名剑操手。
无名居是巨富猗顿之后猗蔚所开，每天招纳一些达官贵人以打探消息。恰巧捕获一条大鲤鱼给昭文君表现一番，不料遇到张仪。有人建议：“但凡荤食高油烹炸，佐以肉酱方是正道。”张仪却道：“不知此鱼来由，便定人家去路，鱼若能言，定笑尔等粗莽陋夫”。之后又编出一段鲤鱼的故事：“此鱼出自禹门，每年季春之时造流而上，跃出禹门，则有天火烧其尾化身成龙，此等神鱼，若用俗世之法烹制，我先为其掉泪啊。”当众人问用什么方式烹饪时，张仪才开始拿手绝活，于是说：“先有利器，再析神鱼”这才有了张仪用湛卢名剑做鱼生的场面。
这里挺有有意思，就算再是宝剑，那么长做鱼还是有点不顺手。我想张仪以前一定卖过鱼，不然
用湛卢名剑来做鱼片，还搞的那么熟练，不然怎么说艺高人胆大。暂且不说张仪和昭文君吃鱼生的场面，就这鱼生很多人就要问了，那个时期有鱼生这种吃法吗？您别说，这事不是导演搞错了，鱼生在这个时期还真有。
其实鱼生就是生鱼片，说吃生鱼什么时间开始，这个无从说起，人类的始祖开始就是吃生肉和生果子的，这也许就有生鱼的事情。但是，要说什么时间有的鱼生做法这种烹饪手段，成为一道菜，那就需要翻阅典籍。
《礼记》中记载：“凡进食制之礼...脍炙处外，蘸酱处内。”这里的“脍”就是生切的一种方式，在当时“脍鲤鱼”就已经是一道极其流行的美食。也就是说早在2800年前就有了鱼生这道菜，而且《礼记》中还详细记载了鱼生蘸料的配方：“凡脍，春用葱，秋用芥。”这一点和当今吃鱼生的蘸料竟然相同。
同时我们的考古队，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发现有明确记载了周宣王时候，生鱼片的文字。我们知道周代青铜器担负着记载重大事件功能，所以鱼生在周代就已经盛行，并且还是极为重要的国宴用菜，不然不会记载于青铜器之上。有了鱼生的菜谱，才有了《诗经》中大量关于鱼生的描述，《诗经·小雅》中描写招待客人的名菜：“饮御诸友，炰鳖脍鲤”，“脍鲤”就是鲤鱼做的鱼生，而炰鳖是说蒸熟的甲鱼也是一道很补的菜。
不过据现有的文字记载中鱼生首先出现在北方，这一点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我们想象中南方为鱼米之乡，吃鱼理所当然，可事实总是有着想象不到的地方。在诗经《六月》篇中，就记载了中国北方食用生鱼片的文字，而关于南方鱼生文献最早出现在，东汉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写道，吴王阖闾大摆鱼脍席，用来慰劳伍子胥，规格相当的高，自此吴地才有了鱼脍的说法。
明代·徐霞客的《粤西游记》中对考证记载了各地的民俗和美食，同时也间接的提到两广一带的生鱼片是中原带入的说法，并且蘸料都相差无几：“乃取巨鱼细切为脍， 置大碗中，以葱及姜丝与盐醋拌而食之，以为至味。”两广一带受到地里隔离，战乱较少，所以这种吃鱼生的办法得到了最完整的留存，而北方吃鱼生的习惯逐渐淡化。
这里顺便说一下日本的鱼生，日本食用生鱼片记载出现在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中，记载有“白蛤 脍”的食物。描述很像中国的鱼生，很可能是中国传入，但无直接记载。
《大秦帝国》张仪鱼生论天下，说的好不好，这鱼生实在香。张仪编出一套鱼的故事做成鱼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也是一种贵族菜谱，恰能对上昭文君这种身份，以便自己后面的鱼生论天下做好铺垫。不过还是那句话，张仪做鱼生手法确实熟练，动作夸张，这事要不是练习许久还真不行，大家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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