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狂人高长虹：一生孤傲，两袖清风

1924年，北京的冬天萧瑟寒冷。当时这个古老的帝国已经气虚喘喘，很多有志青年为了救国梦，纷纷北上加入了“北漂”大军。他们想通过满腹经纶的文章和前瞻性的变革思想唤醒那些沉睡而麻木的人们。这其中，就有一位山西才子，高长虹。

这一年冬天，高长虹带着自己编写的杂志《狂飙》，去拜访当时名满天下的名人鲁迅。这就像任何一个小辈去拜访他景仰的前辈的情形一样。他渴望能得到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能够认可自己的杂志，帮助这些不名一文的青年。

鲁迅与高长虹一见如故，似乎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高长虹身上的侠气与倔强，不就是年轻时候的他吗？

1925年4月11日，鲁迅日记上记载：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从日记看出，不到半年时间，鲁迅已经与高长虹等青年在一起把酒言欢，无所不谈了。不久鲁迅邀请这些青年成立了莽原社，创办了杂志《莽原》。

可是才过了一年时间，这看似充满希望的合作，却突然因为高长虹发表的猛烈批判鲁迅的文章而掀起轩然大波，但是向来不怕“论战”的鲁迅此时却静默如雪，似乎他依然爱惜这个青年才子。很多人说这是高长虹孤傲清高的性格所致，也有人说这是他充满希望之后转而又极其失望所致……

高长虹，本名高仰愈，出生于1898年，正好是戊戌变法那一年。当时中国的南方充满着变革的气息，北方却在极力压制着这样的涌动。高长虹所出生的山西孟县，大多还在晚清的儒家思想支撑下岁月静好。高长虹的家庭更是如此。他的祖父、伯父都是儒学出身，父亲做过知县，算是书香门第。

可是，山西无论多么远离南方革命的浪潮，都依然会波及。高长虹热爱读书，所以读书十分庞杂，当他看到出版的具有变革思想的图书时，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赫胥黎、拜伦等，他都如痴如醉得读着。后来，他开始广交文学青年，与大家一起成立文学社、创办杂志。积极组织青年参加讨论，显然他的热情因着变革而燃烧起来了。可是，这与学校的宗旨是相违背的，这些文学活动遭到了质疑和打压，高长虹愤而退学。

他逃离了山西，跑到了北京亲戚家一段时间，去北京各大校园旁听课程。北京的氛围打开了他的眼界，也让他涨了些许的见识。看到了差距之后，他又回到老家开始了漫长的沉积。

他回到孟县老家，潜心自学五年，他希望自己可以在文学这一块做出成就，于是开始不断地练习写作，博览群书。这五年时间的磨练，给他带来更多的底蕴。

1914年5月2日，当时的高长虹还在读书的时候，家里人便迫不及待地为他包办了一场婚姻。这个姑娘是一个敦厚温柔的农家女，他见也没见过，却不得不接受。这和鲁迅的遭遇有一些相似，但是高长虹并没有鲁迅那样的决绝，他和农家女结婚之后，不断试图去改变她。

这位农家女叫做王巧弟，她聪明、乖巧、惹人怜爱。高长虹知道这个女子虽然在封建思想的荼毒下长大，但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她的教导可以改变她，让她与自己心意相通。

他教她读书识字，准备供她上学堂，但是无论他怎样的努力，都无法帮助王巧弟脱离封建思想的禁锢。

他在《死的舞曲》中曾经这样描绘过她：“我也爱过我的女人，我曾经做过她的母亲，她比我是更下等的奴隶呵，但她却有那般奴隶的灵魂。”

高长虹一直渴望着思想的交汇，心灵的相通，对于一个整日在身边却无法理解他的女人，他无法忍受。于是在便渴望逃离这场婚姻。在一次离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高长虹出国前曾经写过一封家书，留给妻子一张照片，劝她改嫁。王巧弟与朱安拥有着同样的坚韧与善良，她们虽然是在封建礼教思想中成长，成为礼教的奴隶，但是儒家的礼教并不是要一概否定的，她们拥有中国传统女性的坚贞、善良和执着。但在这个时代，她们的婚姻注定是悲剧。王巧弟一直在山西老家等待着高长虹，守着他们唯一的儿子。苦等38年后，于1962年去世。

1924年8月，高长虹在山西太原组织“平民艺术团”，筹备出版《狂飙》。他们取名“狂飙”以模仿歌德的“狂飙突进运动”。

由于山西阎锡山统治下，空气禁锢，压制言论自由，便于1924年9月来到北京，准备重新办报。在京办报依然困难重重，资金问题、人事问题，以及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言论同样受到压制，报刊业也处于困难时刻，所以高长虹在京初创《狂飙》，可谓步履维艰。

而《狂飙》在第十四期的《本刊宣言》中写下这样一行字：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打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狂飙》这种“狂妄”的精神，使鲁西南感到青年的生命力。

当高长虹第一次去拜访时候，鲁迅先生对高长虹的热情与爱护，是来自于一种精神同质的作用。高长虹与鲁迅先生的相识与结交，来自于他们身上那种相同的倔强与反抗的气质，是在彼此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友谊。

当他们一起创办莽原社，创办《莽原》杂志的时候，高长虹可以说拼尽了全力。他曾说，“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没有一个礼拜不赶编辑部前一日送稿子去。我以生命赴《莽原》矣。”而鲁迅当然知道高长虹为《莽原》的出力，他对高长虹才气的看重以及信赖，已经超出对其他青年的感情。

但是分裂总是悄悄的。《莽原》主要供稿人都有两个派别，一个是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成员，一个是以翻译为主的未名社成员。他们风格迥异，但是这些翻译家大多来自安徽，有一种地域亲缘关系，整个社团气质偏稳重。而狂飙社则是创作型的，狂风暴雨型的。。刚开始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围在鲁迅先生身边，可是后来矛盾增多，鲁迅先生最初属于领导人，慢慢也逐渐变为中间人。

有人说，高长虹与鲁迅决裂是因为许广平，此时这种猜测属于捕风捉影。高长虹与许广平仅见过几面，而那时候许广平已经和鲁迅先生在一起。高长虹暗恋的女子都会和朋友说起，而高的朋友们都说高与许女士并不熟悉。

“现本报自8月5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稿，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

高长虹发表洋洋洒洒万言《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将矛头直指鲁迅先生。而远在厦门的鲁迅先生，对与他们之间的争执与矛盾虽然心中知晓，却也并不直接介入，他对《莽原》的希望是和青年在《两地书》六二信说：“……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社里压下了投稿，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常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实在有些愤怒了，拟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还争持些什么。”

至此，随着两个社团之间的矛盾激化，莽原社也从此走向衰亡。

高长虹后来辗转去了日本，日本发动9.18事变之后，他痛恨日本，离开这国家又去了法国。在法国的生活十分的困顿，靠着微薄的稿费度日。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对华战争，高长虹毅然回国支持抗战，并号召文学界人士捐款购买战机，支持中国。可是文学界人士对他购买战机的想法十分不解，认为这又是“狂飙式的呓语”。

后来高长虹辗转去了延安。很多人问他要从事什么职位，他说自己已经不从事文学了，在做经济学研究，于是在延安座谈会里，所有文人都参加了，唯独高长虹置身事外。但是也因此高长虹遭到了排挤，甚至有人觉得他脑子不正常。

解放后，领导人找他谈话，因为文人都要投身到社会复兴建设中去了，唯有他不知去向。谈话间，高长虹与领导不欢而散。最后高长虹去了东北文联。在那里，他的“疯”似乎更加厉害了，常常用德语朗诵歌德，用英语朗诵拜伦。而那个时代是1950年代，整风运动，反右倾运动一茬接着一茬。他当时就像是一个老乞丐，满头白发，孤苦无依。他的桀骜不驯，注定了这凄凉悲剧。

与高长虹同住一个多月的姚青苗教授曾说：“高长虹一生流浪，两袖清风，无私无畏，与名利无缘。他生活清苦，只有一包一棍相伴。但他的思想是自己的，他读书多而不受书的摆布，纯朴自然，从不装腔作势，从不以假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