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 王丽娟：作者研究无法确定《水浒传》的成书年代

在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中，有许多疑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仅影响到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也影响到对中国小说发展的认识和理解。

明代“四大奇书”的成书年代问题，至今就还没有一部得到彻底解决。这固然是由于通俗小说在古代一直被视为“闲书”，虽然可以供消遣，却不能登大雅之堂，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从来不著录这些“闲书”，藏书家虽有收藏通俗小说的，却大多语焉不详，学者们即使有所评论，也只是即兴式的，不会用做学问的态度去对待，故相关文献不仅稀少，且都不成系统，往往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人云亦云。

因此，像“四大奇书”这样“世代累积型”小说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就成了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

那么，是否有什么方法能够破解这一窘境，为通俗小说研究打开新局面呢？笔者认为，文献-传播学方法就是解决通俗小说疑难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下面以《水浒传》成书年代的讨论为例，试作说明。

文献学方法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举凡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文献学方法，也是通俗小说研究中经常采用的方法。应该承认，用文献学方法研究《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是推进了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入的。

一般来说，一部作品的成书年代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这可以根据作者本人、同时代人的有关记载，或者依据该作品的版本及所题署的作者来确定其成书年代。

然而，《水浒传》作者本身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自然不能通过作者自述或同时代人的记载来确定作品的成书年代，而只能通过书目文献和相关记录去了解。

最早记录《水浒传》的是明人，他们要么记录了版本却未记录作者，要么记录了作者却又说法不一。前者如周弘祖（1559年进士）的《古今书刻》，虽然著录了“都察院：《水浒传》”[1]，却并未著明作者。后者情况复杂，如依时间顺序大体可梳理出如下线索:

最早提到《水浒传》作者（时人称为编者或编撰者）的是嘉靖时期的高儒、郎瑛和田汝成等。

高儒（？-1553）《百川书志》著录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2]

郎瑛（1487-?）《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3]这里的《宋江》大家都以为是指《水浒传》，所记编者（可以做作者理解）是罗贯中，又说“的本”来自施耐庵。

而田汝成（1503-1557）《西湖游览志余》则载：“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4]明确指出《水浒传》编撰者是罗贯中，只是没有说明其编撰《水浒传》是否有所本。

田氏的说法与高儒、郎瑛的说法大同小异，不算有很大矛盾。他们都是明中叶人，主要活动在嘉靖年间，如果他们的记载可信，那么《水浒传》的编撰者应该是罗贯中，他是南宋时期的钱塘（杭）人；他在编撰《水浒传》时利用了钱塘施耐庵的“的本”。

不管“的本”释为“真本”还是“底本”，施耐庵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后人谈及《水浒传》时，便常常将他与罗贯中相提并论。

如李贽（1527-1602）《忠义水浒传序》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5]将施、罗二人并提，承认他们是《水浒传》的共同作者，并无轩轾。

与田汝成不同的是，李贽说施耐庵、罗贯中是元人，不是宋人，而既言“身在元，心在宋”，大概是宋末元初人，如周密、张炎之流。

许自昌（1578-1623）《樗斋漫录》引钱允治（1541-1628前后）的话说“《水浒传》成于南宋遗民杭人罗本贯中”[6]，与李贽所说相近。

大涤馀人（真实姓名不详）《刻忠义水浒传缘起》，绿天馆主人（一般认为即冯梦龙）《古今小说叙》等也将施、罗并提，承认他们都是《水浒传》作者。

而明末金圣叹（1608-1661）则称贯华堂古本《水浒传》只有70回，为东都施耐庵所撰，而《水浒全传》70回以后的文字是罗贯中“狗尾续貂”，与施耐庵无关。

这样，在金圣叹看来，贯华堂古本《水浒传》（题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之外的所谓《水浒传》（一百回、一百二十回等）就成了施、罗二人分别撰写的两部作品，即正、续《水浒传》的捏合。

明代也有学者认为《水浒传》的编撰者不是罗贯中而是施耐庵的，如周晖、胡应麟等。周晖（1546-1627后）在《金陵琐事》中转述李贽的话说：“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7]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说“故施、罗二公传《水浒》”，周晖转述时只称“施耐庵《水浒传》”，要么转述有误，要么李贽所说重点原本在施耐庵，周晖才如此记录，而周氏本人大概是认可《水浒传》作者是元代施耐庵的。

万历年间的胡应麟（1551-1602）则明确指出：“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紬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禽（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8]

按照胡氏的说法，《水浒传》的编撰者是施耐庵，他是元代钱塘人，罗贯中是他的门人，罗氏并未编撰《水浒传》，而是模仿老师的《水浒传》编撰了《三国志演义》。胡氏的这一说法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从一本小说的序中得知的，序中所说当然也只是一种传说，不会有确实的根据，不然，精于考证的胡氏是会加以说明的。

不过，这种传说并非胡应麟一个人听说过，明末盛于斯（1598-1641）也称：“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圣于义者乎！其神于义者乎！……耐庵，元人也，而心忠于宋。其立言有本，故不觉淋漓婉转，刻画如生。”[9]指明《水浒传》作者即施耐庵，而且是元人，与胡应麟看到的小说序的说法相同。

此外，万历四十七年（1619）龚韶山刊本《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志传》有托名林瀚序云：“《三国志》罗贯中所编，《水浒传》则钱塘施耐庵集成。”[10]明确说《水浒传》作者是施耐庵。

明人刘仕义（生卒年不详）的《新刊玩易轩新知录》、明清之际徐树丕（1596-1683）的《识小录》等也都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明人谈论《水浒传》作者并非只涉及施耐庵、罗贯中，还有其他说法。

如果说王圻（1530-1615）《续文献通考》所云“《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11]，可能是转述田汝成的话出了错，可以不计；那么，徐复祚（1560-1630后）所说：“‘三十六’正史所载，‘一百八’施君美（或云罗贯中）《水浒传》所载也，当以史为正。”[12]可以证明明代还流传着《水浒传》作者为施惠（君美）的另一种说法。[13]

至于明万历《水浒传》刊本有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辑”的，有题“清源姚宗镇国藩父编”的，恐怕也是关于《水浒传》作者传说中的几种。

如果说这些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那么，说施耐庵、罗贯中又何尝有多少根据！正如清初周亮工（1612-1672）所说：“《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14]

周亮工的话极有道理。虽然《水浒传》可能是在历代传讲水浒故事的基础上由某一作者整理加工而成，而在当时鄙视通俗小说的情势下，谁又愿意公开承认自己就是通俗小说《水浒传》的作者呢？

20世纪以来，通俗小说的地位不断提升，《水浒传》的作者受到人们的重视，花力气研究《水浒传》作者的学者不断增加，成果亦复不少。如天僇生的《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15]、佚名的《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16]、恨水的《施耐庵为何作〈水浒〉》[17]、观云的《水浒及其作者》[18]、于时夏的《〈水浒传〉的作者》[19]、范烟桥的《施耐庵之谜》[20]、程树德的《谈施耐庵》[21]、豪雨的《谁是〈水浒〉的主要作者》[22]等，他们大都将作者锁定在了施耐庵。

人们之所以舍弃罗贯中而青睐施耐庵，一方面是因为在时人心目中罗贯中已经笃定为《三国演义》的作者，似不可能写这本风格迥异的《水浒传》。明人胡应麟就说过：“郎（瑛）谓此书及《三国》并罗贯中撰，大谬。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讵有出一手理？”[23]另一方面，也是读了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而受其影响的缘故。

因为“自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出现之后，郭本七十一回之后的本文，便几为世人所忘。三百年来，世人仅得读圣叹所删的前部七十一回。其后半的二十九回，不必说读者不多，即知之者亦少”[24]。

在胡适为汪原放新式标点《水浒传》写序言做《水浒传考证》的1920年，他也“只曾见着几种七十回本的《水浒》”[25]，此后10个多月，他才看到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百十回本，且多为日藏本或日译本，主要是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帮他收集的。

他以为“前人既多说《水浒》是罗贯中做的，我们不妨假定这百回本的原本是他做的”，明朝中叶（弘治、正德时代）施耐庵用原百回本重新改造成七十回本，与金圣叹的贯华堂古本相同，“到了嘉靖朝，武定侯郭勋刻出一部定本《水浒传》来，这部书是有一百回的”，胡适通过这些考证后断定：“（一）施耐庵决不是宋元两朝人。（二）他决不是明朝初年的人：因为这三个时代不会产出这七十回本的《水浒传》。（三）从文学进化的观点看起来，这部《水浒传》，这个施耐庵，应该产生在周宪王的杂剧与《金瓶梅》之间”，“‘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26]

鲁迅的意见与胡适接近，他认为：“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周亮公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著）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后人见繁本题施作罗编，未及悟其依托，遂或意为敷衍，定耐庵与贯中同籍，为钱塘人，且是其师。”[27]

尽管明人谈论《水浒传》作者最多的是罗贯中[28]，毕竟敌不过《水浒传》传播过程中实际产生的影响。由于清人所读《水浒传》是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人们都以为《水浒传》的作者就是施耐庵，直到近现代也仍然如此。

1928年，江苏兴化县志职员胡瑞亭（生卒年不详）在上海《新闻报》“快活林”副刊发表了《施耐庵世籍考》一文，自称当年秋天他因公在江苏兴化调查户口时，发现白驹镇施家桥施氏宗祠内所供奉的一世祖讳耐庵，就是著《水浒传》者。

于是他遍查施氏族谱，发现族谱里载有袁吉人的《耐庵小史》、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等，便节其崖略，联缀成文，公之于众。[29]由于这些材料来源不明，疑点很多，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后，《水浒传》受到特别重视。1952年，江苏刘冬、黄清江等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写成《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寄给《文艺报》，《文艺报》编辑部以为值得重视，于是转请有关方面设法在苏北进行调查，苏北文联派丁正华、苏从麟进行了为期10天的调查，又发现了一些新材料，他们将调查结果写成《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文艺报》随即节要发表了刘冬等的文章和这份调查报告。[30]

刘文和报告提供的新材料主要有：李恭简所修《兴化县续志·补遗》载无名氏《施耐庵传》、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吴王张士诚载纪》附考引袁吉人《耐庵小史》，《施氏族谱》载杨新《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以及神主、墓碑等。

李恭简为兴化人，日伪时期当过伪县长，《兴化县续志》就修成于那一时期。此人当时已经死亡，《施耐庵传》、《施耐庵墓志》等材料来源不明，无法查证。

而就材料本身来说，可谓漏洞百出，不堪考辨。因此，《文艺报》编者认为这些材料“仍不够充分和确实”，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

当时受文化部派遣参加过调查的聂绀弩甚至说：“《水浒》决不是什么思想家、革命家的创作，我到苏北调查过施耐庵的材料，所有关于施耐庵参加过张士诚的起义的传说，以及别种传说，全是捕风捉影，无稽之谈，连施耐庵的影子也没有，还参加什么起义呢？”[31]

其后尽管有赵景深的《关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32]、朱偰的《从明人笔记里看〈水浒〉的作者》[33]、陈中凡的《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34]、李希凡的《〈水浒〉的作者与〈水浒〉的长篇结构》[35]、丁正华的《施耐庵为兴化施族祖先应非假托辩》[36]，以及《〈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事迹杂考》和《施耐庵事迹还继续待考》等参与讨论[37]，都未能真正解决《水浒传》的作者问题。

1962年6月27日，中共兴化县委宣传部派赵振宜等去传说中的施耐庵墓所在地施家桥采访，于社员陈大祥家发现1958年出土的传为施耐庵儿子的施让墓“地照”砖一块，证明《施氏族谱》所载杨新《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是可信的。

1981年底至1982年初，兴化县和大丰县又相继发现《施氏长门谱》（即《施氏家簿谱》）、《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等文物资料，《施氏长门谱》载始祖彦端字耐庵，与施氏后裔的传说相符；《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称彦端为曾祖，与族谱相符。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施耐庵为施家桥施氏一世祖的问题已经解决，《水浒传》作者的问题可以定案了。

然而，更多的人不同意这一结论，他们的理由是，虽然施氏的族谱、一世祖施彦端，以及施让、施廷佐都是真实的，但施彦端是否就是著《水浒传》的施耐庵却不能确定。

一是《施氏长门谱》是1918年施氏后裔满家抄录，“字耐庵”是旁批小字，并无其他文献佐证，有后加的嫌疑；二是始祖彦端可能是字而不是名，而耐庵应该是号而不可能是字；三是这个施彦端与《水浒传》有什么联系，仍然缺乏可信的资料，而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尽管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说：

“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以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38]

”

看这段记载，言之凿凿，似乎这个施耐庵确实著有《水浒》。

然而，稍一琢磨，疑窦顿生：第一，在施让的墓志里大谈先公耐庵，未免喧宾夺主，不合体例；第二，元至顺二年辛未（1331）并没有开科取士，不存在施耐庵中至顺辛未科进士的可能；第三，以上文字只见于咸丰年间修撰的《施氏族谱》，而乾隆年间修撰的《施氏长门谱》所载《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的文字却是：

“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39]

”

不仅没有施耐庵的名字，也没有施耐庵著《水浒》以自遣的内容，有关施耐庵著《水浒》的内容显然是后来加上的。

施耐庵究竟何许人？是江苏兴化施家桥施氏的始祖，还是《水浒传》演为繁本者的托名，或者就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人，还难以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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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25页。

[2] 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82页。

[3]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辩证类·三国宋江演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

[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14页。

[5]李贽：《焚书》卷三《忠义水浒传序》，见《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9页。

[6] 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133册，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7]周晖：《金陵琐事》卷一《五大部文章》，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56页。

[8]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

[9]盛于斯：《休庵影语》卷一《总批水浒传》，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第34页。

[10]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949页。

[11]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北京：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2698页。

[12]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13]晚清以来主张施耐庵即钟嗣成《录鬼簿》所载施惠者不少，如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卷三引《怀香楼闲话》云：“《元宵闹》杂剧，无名氏撰。衍施君美《水浒传》卢俊义事。”吴梅《顾曲麈谈》称：“《幽闺》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六《明清小说部乙·说公案》第三《水浒传》云：“此书撰人，自明以来，相传有罗贯中、施耐庵二说。……耐庵即施惠号，见传抄本宝敦搂《传奇汇目考》。惠，字君美（一云字君承），钱塘人。二人（施、罗）皆元末明初人。第不知《水浒传》果为谁作耳。”《传奇汇目考》一名《传奇汇考标目》，其有云：“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

[14]周亮工：《书影》（十卷本）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页。

[15] 天僇生：《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月月小说》第十四号，1907年，第5-9页。

[16] 佚名：《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新世界小说社报》第8期，转引自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上册，第280-285页。

[17] 恨水：《施耐庵为何作〈水浒〉》，《益世报》1926年12月2日。

[18] 观云：《水浒及其作者》，《一般》7卷4期，1929年。

[19] 于时夏：《〈水浒传〉的作者》，《申报》1933年12月6日。

[20] 范烟桥：《施耐庵之谜》，《新闻报》“新园林”副刊1949年3月15日。

[21] 程树德：《谈施耐庵》，《新民报晚刊》1952年1月14日。

[22] 豪雨：《谁是〈水浒〉的主要作者》，《新民报晚刊》1952年11月28-30日。

[23]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第438页。

[24]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载《中国文学研究》（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23页。

[25]胡适：《水浒传后考》，载《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0年，第67页。

[26]胡适：《水浒传考证》，载《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46-47页。

[2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22页。

[28]除了上文提及的外，许自昌（1578-1623）《樗斋漫录》、陈氏尺蠖斋（真实姓名不详）《评释东西两晋演义序》等都认为《水浒传》作者是罗贯中。

[29]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新闻报》“快活林”副刊1928年11月8日。

[30] 刘冬等：《施耐庵与〈水浒传〉》，丁正华等：《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文艺报》1952年第21期。

[31]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自序第4页。

[32] 赵景深：《关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晓报》1952年12月3日，后收入《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136-137页。

[33] 朱偰：《从明人笔记里看〈水浒〉的作者》，《新民报晚刊》1953年2月12、13日。

[34] 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南京大学学报》1955年创刊号第1期。

[35]李希凡：《〈水浒〉的作者与〈水浒〉的长篇结构》，《文艺月报》1956年1月号。

[36] 丁正华：《施耐庵为兴化施族祖先应非假托辩》，《江海学刊》1961年第5期。

[37]二文分见上海《新民报》晚刊1956年11月1日、11月14日，分别署名研、傅逵。

[38]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39]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施耐庵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文物与史料部分《故处士施公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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