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中国唱片业三十年（二）

由于一直以来对版权的不重视，缺少法律屏障的唱片公司在技术革新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到1999年时，整个唱片市场因翻版和盗版的侵蚀已初现衰败的景象。

这一年，李海鹰把家搬到了北京。虽然走出这一步的直接原因是做了姜文《鬼子来了》这部戏的音乐，但他不否认这也与广州的音乐氛围多少有些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央视已经放开对娱乐与流行文化的限制，各种排行榜、MV、明星层出不穷，人们不再“通过广州看港台”。而2000年前后，各种大型流行音乐晚会如“同一首歌”、“中华情”，在央视遍地开花，各种题材的电视剧也迅速繁荣昌盛。去北京，上央视，最好还上回春晚，成为歌手走红的主要渠道。电视取代唱片公司成为了音乐人新的归宿。

在这段时期里，绝大多数音乐人的成就始终无法超越当年，有人转行，有人逐渐被人遗忘。李海鹰则顺应形势做起了电视剧及晚会歌曲专业户。

从唱片公司到电视剧、晚会，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中国音乐创作人与其雇佣者之间的关系，大多是干一票算一票的形式。这种散漫、一次性的合作关系的形成与版权制度不完善有直接关系。因为日后的版权得不到保障，原创者往往抱着“赚一票就走”的心态。与此同时，这种关系的形成也大大减低了音乐原创者制作精品的积极性。在以后互联网大行其道之时，它更显示出消极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的这15年，堪称中国流行音乐辉煌浪漫的15年，无数资金如洪水般涌入乐坛，把唱片业捧成一轮红日，无数才子佳人纷纷闯荡乐坛，希望能够一曲成名。

令人惋惜的是，在唱片业的黄金时期，整个行业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体系。造成这个结果，既有唱片公司自身缺乏版权“基因”的原因，也有政府管理上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内的版权事业起步比较晚，1990年9月著作权法颁布，1991年6月开始实施，直到1998年9月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才正式成立，1999年才有首例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著作权行政处罚案。在音像制品管理上，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文化部、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署三驾马车同时监管。而多重监管往往导致的便是互相推诿、无人问津。

也是在1999年，赖秀薇从惠州夏里巴调任广州太平洋。虽已有心理准备，但她仍未料到，即将面对的是一个迅速衰退的市场。

“音乐还活着”

如果不是有人带路，很难想象在广州机场路如此庞大的化妆品市场里，还隐藏着中国目前唯一的音像品批发市场—广东音像批发市场。

这家如今门厅冷落的市场曾有过辉煌的时刻。从某种角度看，它的存在与发展也见证了政府与非法音像产品博弈的过程。

1996年，为了杜绝盗版翻版，便于音像出版物的管理，当时监管音像制品的文化部下令所有音像批发单位都要进驻音像城，以便从源头管理音像品。同时由文化部牵头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建立四个示范性音像批发、销售市场。最终北京、上海、广州三处建成，武汉因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没有成立。

然而由于职责划分不清，很快“各地的音像市场成为了走私、盗版音像制品的天堂”。

1999年，因为音像市场里非法音像制品“猖獗”，文化部又开始取缔音像市场。经过两年左右的清理，全国200多家音像城被清空，只保留了北京和广州两家正规批发市场。

那一年，陈俊调任广东音像市场任副总经理。在陈的感觉里，2005年是市场兴衰的分界点。“互联网太厉害了。”他说，“以前是看电视，看碟，听广播，现在网站一看，下载那么多，手机铃声有音乐，电脑也有，公共场所也有，上个楼梯坐电梯里面还有大屏幕……”

互联网的兴起，令虚拟盗版代替了实体盗版。甚至，唱片作为音乐的媒介开始被大众淘汰。

对于唱片公司，互联网造成的寒流早在2000年就已经到来。赖秀薇有切身的体会。“我1999年来到太平洋之后，整个市场开始走下坡路。”那几年，她明显感到同行在减少。以前唱片业的下游厂商，比如塑料盒制作厂都纷纷转型做了化妆品包装。太平洋唱片的产量也在大幅下降—“我们的月产量从上百万下降到30万、20万、10万、8万，到现在一年可能就只有20万到30万了。”

在星外星唱片董事总经理周小川看来，中国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里，经历过两次大改变。

一次是2001年的阶段。那时互联网兴起，人们开始通过互联网搜索、下载音乐。网络音乐改变了生态，音乐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消费品。一大部分对音乐品质要求不高的唱片客户被互联网抢走了。

第二次改变是在2008年。那时的互联网进入2.0时代。互联网的主要应用已从浏览获取信息转变到了交互和社区。但那一年刚好发生了一件事——政府把音像市场管理权从文化部手里交到了新闻出版署。在交接的过程中，一个没有权力管，一个还没有交接好，形成了监管空白。于是，正规唱片公司的发行渠道，比如超市、新华书店等，又被盗版商以低价打压的方式抢占了。

周小川感慨：“2008年之前我们觉得还蛮滋润的。”那时星外星已经找到了唱片公司和互联网的契合点。他们的在线社交媒体，比如豆瓣、博客，是独立音乐人传播最好的平台。通过这些互联网媒体的影响力，往往能够聚集起比门户网站更对的客户群。

传统唱片业之前因互联网而丢失的营销渠道（以前是广播、音像店）又在互联网上找了回来，然而销售渠道却又一次丢给了盗版商。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唱片纷纷尝试经营策略—有的转型做演出公司，有的转向高端的HiFi市场，还有的转型做艺人经纪公司。

太平洋也经历过一次经营方向的蜕变。赖秀薇说，第一，针对高端音乐消费者做精品发烧碟；第二，在内容上创新，推出像《流淌的歌声》这样更有创意更经典的作品。她坦白地说，早在2002年，太平洋就尝试和北京一家公司合作，在网站销售歌曲。但由于门户网站都有免费下载，盈利模式不清晰，实际的收益并不明显。

李海鹰的互联网尝试倒是成功的。2005年，李海鹰为孙俪写了《爱如空气》。通过与移动运营商的合作，这首歌不仅在SP彩铃上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回报，也利用互联网的传播大红大紫。“肯定不是靠唱片，只出了一张孙俪的EP，EP有谁买？没有人见过！就是靠电视剧跟互联网，歌就出来了。”

不过此后李与移动公司、互联网的合作效果都不明显。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互联网时代音乐的盈利模式仍不清晰，而这也正是唱片公司互联网时代转型问题的根本所在。

“无论是唱片公司制作一个歌手，精心打造一张唱片，投资多少钱，收不回来；还是作曲者写一首歌，很流行，在版权方面没有回报—这对于公司和创作者都是很大的打击。”

在李海鹰看来，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版权意识已经提高了很多。“很多版权组织、唱片公司以及音乐人都在为这个事情呼吁了很多年”，但音乐毕竟是个小产业，“中国移动一年的音乐收益是三百亿。中国的唱片正版加上盗版统统加起来也没有这个数。问题是现在没有一个机构可以跟中国移动谈判，可以跟它抗衡，它一个国有企业，很强势。人家不给你看数据，你单个的音乐人再牛也不够力量。法律归法律，问题还是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唱片公司，版权固然是问题，商业模式却是更大的问题。从2000年到现在，唱片业面对互联网的挑战一路溃败。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家唱片公司能够说是彻底适应了互联网生存。

赖秀薇的职业生涯见证了唱片业从时代宠儿走向迟暮的全过程。回首过往的30年，她引用了崔健的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

但她也并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过悲情。如今，快到退休年龄的她仍然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太平洋作为中国音像行业的一面旗帜永远不倒”。

对于唱片业的未来，她显得有些迷茫，但有一点她很确定：“做音乐的人一定要在，因为人们现在对音乐的需求比以前更大。”

2013年3月中，广州二沙岛的星海录音棚，李海鹰面对广东交响乐团指挥。他正在录制由他创作的中国第一张流行交响乐碟。在互联网时代，他已然是当年为数不多的几个仍活跃在音乐创作第一线的人。

对于唱片业从辉煌走向落寞的历程，他显得更洒脱：“生活就是这样，不停地变化。”

在他看来，音乐的需求从来没有减少。“随着MP3、互联网、新媒体的不断出现，听音乐的人更多了！”

陈俊在广东音像市场里工作了十几年，见过做唱片批发成为亿万富翁的，也见过随着唱片业衰落，转行做音响、签艺人的。虽然市场里的租户数只是最初开市时的三分之一，但他依旧坚定地认为：“音像市场肯定有，只是载体的区别。”在他看来，实物是虚拟不可替代的，就像电影无法被电视所取代那样。

现在，在他的带领下，市场不光配合政府做音像批发的管理工作，还拓展出高端音响销售，录音制作等其他服务。他说，温饱解决了，人们就会要精神上的享受。对好音乐的追求，永远不会减少。

据说，宋柯的名言“唱片已死”是被人断章取义，后面还有一句更重要的：“音乐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