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中国唱片业三十年

2014年1月将是太平洋影音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成立35周年的纪念日。公司总经理赖秀薇正在为这个日子做准备。提起这件事时，她显得很谨慎，刻意避免了“庆祝”，而用了“纪念”这个词。毕竟中国内地唱片销量连年下滑，到现在，已经比2005年减少了96%。

在互联网时代，唱片被挤到了历史的墙角。在时代浪潮面前，即使是太平洋—中国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第一家唱片公司，制造出中国第一个立体声盒带、第一张CD唱片的公司，十几年的纳税大户也无法独善其身。

在不少人看来，太平洋到现在依旧存活并且经营唱片已经是个奇迹。这些人里包括宋柯，内地唱片工业鼎盛时期顶级的操盘手。两年前他就发出过“唱片已死”的感慨。或许，唱片确实“快死了”，与太平洋同时期并称为“四大巨子”的广州中唱、新时代、白天鹅不是经营艰难就是已经倒闭。

不过，唱片业也曾经历人生的巅峰—坐落于广州市人民北路的太平洋大楼是最好的见证。在最辉煌的年代，太平洋唱片的策划、录音、制作、压盘、印刷、包装都在这幢13层的大楼里完成。每天，工人们24小时连轴转生产，数以百万计的唱片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

如今的太平洋大楼已不见当日的喧嚣，除了第三层留作太平洋自己的办公室外，其余楼层都已对外出租，租金为这家公司提供了近一半的营业收入。

30年，一个产业经历了崛起、巅峰、式微的全过程。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唏嘘之外，重新审视这个行业的浮沉历程，在理解技术革命浪潮下一个产业所经历的嬗变之外，或许能对后来者有更多的借鉴意义。

野蛮生长

“那时的广东很兴奋，也很混乱。”2013年3月，李海鹰坐在广州星海录音棚的休息室里回忆起30年前刚入行时的情景。作为最早进入流行歌曲界的音乐人，广州是他事业起步的地方。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从“文革”的狂热中醒来，人们开始疯狂地想要认识与了解新生事物。毗邻港澳台的广东占尽地利天时，成了各种新事物、新文化、新思想出现的前沿。

1979年1月，广东省广电局投资30万资金创办了太平洋影音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具有现代化音乐录制设备的公司，也标志着国内唱片业进入音像时代。

最初，唱片业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并没有形成规模，起初的唱片只是在中国录音，要在国外制作完成。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唱片在国内的普及，才逐渐形成了“百代”、“胜利”、“大中华”三大唱片厂牌以及十几家小型唱片公司的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军委接收了“大中华”唱片厂，成为后来中国唱片总公司的前身。“文革”期间，中唱公司几乎停运。在1979年前后，中唱广州公司率先于其他分公司开始重新运营。而在全球，1979年，迈克尔·杰克逊的唱片《Off the wall》已在全球市场销售了2000万张。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猫王个人也已售出了超过5亿张唱片。

长时间的文化匮乏令所有文化产品成为热销品。太平洋制作的第一个立体声卡带《蔷薇处处开》一下子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一盒4到7元的卡带销售量十分惊人，动辄就以百万计。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渴望爆发的年代。太平洋的成功为其他具有出版资质的单位提供了思路，音乐仿佛成了骚动的热土。1983年到1984年期间，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出版社和公司。

赖秀薇仍记得30年前从惠州歌舞团调入夏里巴音像出版公司做编辑时的情形。“那是1983年，整个唱片业火得不行。要进入音像公司都要凭一些特殊关系。”进入唱片公司工作，成为当时最时髦最有前途的工作。

改革开放让人们第一次听到了港台流行歌曲。“原来还有这么唱歌的！”赖秀薇和李海鹰都记得当年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时的惊讶。“扒”港台歌曲，找内地唱得像的歌手翻唱成了唱片公司最早的盈利方式。传统音乐行业里的青年人纷纷投入这个行列。

李海鹰和赖秀薇一样，也是在1983年入的行，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中唱和太平洋“扒歌带”。就像当时的时代氛围一样，面对那么多新事物，李海鹰也总是处于兴奋状态。“在中唱做四首歌的编曲，可以在录音棚里面住一个月，当然是很兴奋的！”

在人们还对“流行音乐”这个新名词一知半解的年代，“扒带子”成了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流行术语。据说，因为容易赚快钱，当时全广东唱片业与音乐人都参与了这个工作。之后闻名乐坛的创作人陈小奇、马小南、陈洁明等人，都是当年的“扒带”高手。老一辈的通俗歌手如陈明、毛宁等，也都无可避免地扮演过“二传手”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唱片公司从成立开始就没有版权意识。每一张唱片的制作，公司基本都是以劳务费或工资的形式与编曲、制作、歌手结算，更不会向港澳台，甚至海外的原创者支付版权费用。歌手成方圆在一次采访中就曾回忆，当时自己的一张翻唱碟销售百万张，却只能拿到700元的劳务费。

这种低成本高收入的模式使唱片业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业之一。“当时太平洋一年的纯收入和广州的南方大厦百货商店相同！”李海鹰回忆说。到1985年，成立仅仅6年之后，太平洋就不仅为广电总局建起广东电视台大楼，还在广电局的大院里建起了太平洋自己的大楼以及广电局的宿舍楼等多幢建筑—这些建筑在当时的价值也超过了3亿。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30年后回头看唱片公司最早的发展，李海鹰不无感慨地说。在他看来，中国唱片公司前期的迅速发展与不注重版权保护相关，后期迅速的败落也与此相关。他说，版权是唱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欧美公司的版权意识非常强，这为日后在技术挑战下的唱片公司提供了一道屏障。

然而这些都是后话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中国，对于包括唱片业在内的许多行业来说，都是个野蛮生长的年代。人们忙着疯狂地吸收外来一切新鲜事物，无暇他顾—这就为日后唱片公司的迅速衰败埋下了伏笔。

危机已悄然出现。

告别浪漫

在赖秀薇的唱片业发展年表里，1986年是一个不能跳过的年份。这一年，赖秀薇开始感到了市场的压力，而在此之前，“唱片公司出什么，市场就能消化什么”。

由于全国各地出现不少唱片公司，产品类目增多，经销商在资金流上无法配合。1986年开始，唱片公司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从原先的购销变成了代销，也就是说，经销商可以赊账提货了，而且卖不掉的可以退货。这对唱片公司的计划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赖说：“有些公司的退货率能控制在10%，有些是在20%，还有些甚至高达40%。”事实上，这一改变增加了唱片公司的风险。日后看来，这也成为许多唱片公司迅速倒闭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或许是因为市场的压力，或许是因为如李海鹰所说的“‘扒’别人的歌没成就感”，1986年也是中国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爆发的一年。这一年，太平洋推出专辑《为我们骄傲》，实验性地收录了包括李海鹰在内的7首本地原创歌曲。此外，为纪念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的《让世界充满爱》，以及崔健的《一无所有》都让中国人沸腾了起来。

在紧接着的1987年，唱片业又遇到了一个产业高峰。到1989年，太平洋成立10周年时，全国已经有300多家音像出版单位、数百家复制生产厂家、10余万家销售商。

虽然竞争对手在不断地增加，但20世纪90年代前盈利始终不是唱片公司的问题。

1987年，太平洋影音搬入现在所在的大楼。这座大楼拥有产业链的全套设备。“一个歌手进门，不用出门，就可以完成盒带的全部制作。”赖秀薇说，“那时候太平洋单单编辑就有30多人，录音棚每天24个小时不间断录音，一个人平均3天出一张专辑，那时的出版量是非常大的！”20多年后的现在，整个太平洋公司只有50个员工。

进入20世纪90年代，唱片业似乎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唱片公司的明星制以及全国媒体娱乐版面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唱片的销量。

铺天盖地的歌手海报、贴纸、卡带席卷内地，能数得上名字的歌手如过江之鲫。内地出现了毛宁、杨钰莹、黄格选、陈明、林依轮等一批有特点的歌手，大街小巷的音箱里回响的都是他们的歌声。

环球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公司、华纳唱片公司等大牌唱片公司也相继进入内地。香港的天王天后们在内地掀起一阵追星热潮：张国荣和谭咏麟两位乐坛老将，张学友、郭富城、刘德华、黎明“四大天王”，还有叶倩文、林忆莲、任贤齐等风格不同的歌星，成为那个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中国的乐坛在那一时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这些歌手在当时都有一批固定的歌迷，一旦有新专辑发行、演唱会举行，歌迷们都会给予极高的热情支持。

与太平洋一墙之隔的东方宾馆也见证了那个时期唱片业的辉煌。当时太平洋、新时代、白天鹅和珠海湾仔组成南方音像集团，每年三次在东方宾馆举办订货会。“那是很震撼的场面。每次订货一个品种都是1000箱的量。一个品种几十万盒不在话下。每一个的追加量都在10万级。”赖秀薇回忆。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唱片的销量突然直转而下。从1996年起，中国内地的唱片销售量每年都以40%左右的份额下降。

追究原因，翻版和盗版是这一轮大幅下降的“罪魁祸首”。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交界时，唱片公司纷纷从盒带向CD转型，卡带慢慢退出市场。除去音质和存储能力的提高外，这一次技术的变更从某种程度上也大大降低了翻版和盗版的门槛。卡带运用的是模拟技术，CD运用的是数字技术。卡带的翻录会造成音质的大幅下降，而CD的翻录对音质的损伤则低于卡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