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死，但更怕穷”：浏阳烟花二代的故乡困局

5 月 4 日，浏阳官渡烟花厂爆炸，烟花产业的存废之争引发舆论。一方主张一禁了之，以生命为先；一方坚守不可轻言放弃，牵挂数万人生计。争议背后，是生计与生死的艰难博弈。

我们采访了三个烟火伴随长大的浏阳乡镇青年。有人看着亲人在事故中去世；有人自幼在车间里当 “小工”，家族三代都被编入“花炮”这同一套生存经纬；有人背负着父母“要努力读书，千万别做花炮”的期许，在与集体记忆的疏离间长大。

对浏阳而言，烟花让一些孩子免于成为留守儿童，也让许多贫困家庭盖起楼房；但与此同时，它也把一代代人牢牢系在风险与脱贫之间。

对这些年轻人而言，烟花不是远处夜空里的消费品，而是托举家庭的生计，是村庄运行的日常，也是沉默的悲喜。父母衣服上洗不掉的硫磺味、村口通往工厂的路、童年每天等得到父母回家的幸运，也是他们长大后被反复叮嘱要离开的命运。

文｜朱玲玉

编辑｜Sharon

被烟花托举的一代

官渡爆炸当天，刘嫣安父亲的货车司机群里，一众同行都在议论这场事故。群里不断有人接连发问：“华盛烟花在哪？谁往那儿送过货？”父亲只是低声叹了句：“这下查得紧了。”

很快，他停工了。这个靠运输硫磺供出两个大学生的家庭，刚刚从烟花产业里挣出一点安稳，又被爆炸后的停摆击中。

去外婆家的路沿着浏阳河，两边青山如屏。路边，常晒着一家一户送来的花炮纸筒，白的，一排一排，胶水还没干。那些纸筒来自路边的家庭作坊，裁纸、滚纸、捆好、晒干，都在家里完成，不沾火药，是浏阳烟花产业链最末端的零碎活。

小时候，刘嫣安一抬头，看见山顶那一溜蓝色的铁皮棚子，沿着山脊扯开，“像长城”。她问父亲：“那是什么？”父亲说：“那是花炮厂。”

刘嫣安家在浏阳河边的一个村组，村里只有一个花炮厂，走路不到十分钟。厂子坐落在一个山窝里。从大门进去，是行政楼，往里是仓库，再往上是车间，火药区被隔在山脊之上。连接仓库与车间的，是一道五十米长坡。坡上错落五座车间：坡顶捆纸筒，中间打泥底，底部彩纸包装。

刘嫣安是被“烟花”托举起来的一代。

父亲早年买过水果、摆过摊、卖过冰棒、运水泥、运砖，最终因为花炮业稳定，才开始帮花炮厂运硫磺——花炮的原料之一。从记事儿起，奶奶和母亲就在厂里做工。爷爷过了六十，买不了保险，只能在家种田、做饭，偶尔去厂里帮奶奶搭把手。

花炮工人

2002年刘嫣安出生，母亲因乳腺问题无法哺乳，几十块一罐的奶粉是笔不小的开销。父亲跑运输，运费常拖几个月才结，每周都得硬着头皮找老板预支。

迫于生计，母亲出月子就去了花炮厂，在坡下的车间糊纸筒。两个空纸筒卷在一起，用分叉锥子戳孔，插进引线，再缠紧胶带。胶水稠得像泡开的藕粉，发黄。母亲双手经常过敏，起皮、奇痒，细密的红疹布满手心手背，皮炎平一支接一支地涂，总也断不了根。

奶奶在坡上打泥底。纸筒按 6×6 阵列竖向插装在铁板上，再把泥巴铺上去，机器一压，打好一板，码整齐，等下个环节的人来收。

刘嫣安小学起便在厂里帮工。奶奶操作机器时，她就守着铁板插引线。那引线短短的，不到十公分，像细细的香。同车间的孩子常比赛谁插得快，完工后用红染料在板边按印记，有的画圈、有的竖线，有的打叉，凭标记计件领钱。计件就多劳多得，有时妈妈做得慢了，也会拿些回家做。晚饭后，刘嫣安和妹妹一边看电视，一边帮着糊。

小学后，假期偶尔还要去帮忙。奶奶带饭，她跟着吃，饭后拿废弃纸板从坡顶滑下。午休时，她直接睡在坡上的包装纸上。坡上刷着安全生产标语，但那时小孩进车间没人管，老板自家孩子也在厂里玩。

每日傍晚，厂里抽检花炮。天擦黑，抽检员拎着产品到河边点燃，看引线燃速、升空后是否炸开。点火瞬间，车间人员必须全部撤离。有人站在坡上冲小孩喊：“快走快走！”他们便沿着河边走出五十米。天色未暗，烟花颜色不艳，河边的人盯着看，直至散尽，回家吃饭。

浏阳青年试燃黑炮烟花

刘嫣安有不少亲戚，都在花炮厂工作。

刘嫣安的老姑六十多岁，因儿子贩毒入狱、离异，独自抚养孙子，生活困顿。厂里念及人情，让她进厂捆纸筒。小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想去市区找工作，超市、水果店都要会打秤、用电脑操作，她也干不了，就去了花炮厂。大姑和大姑父在纸厂上班，做花炮包装纸，后来厂子效益不好，才到市里当了小区保洁。

小爷爷跟硝、硫磺打了一辈子交道，即使知道高风险，却依旧坚守数十年。后来行业监管收紧，上岗必须考取特种作业证，他五十多岁，文化不高，考不下来，只能被厂里劝退。

奶奶也在花炮厂干到60岁才退下来。退了也闲不住，又从厂里领零活回家做——卷仙女棒外包装纸，一捆100根，十块钱。村里小卖部的爷爷奶奶，70多岁了，每天还坐在柜台后面捆降落伞烟花的小沙包，舀一勺沙子摊在纸上，包起来，胶带扎紧。

父亲运硫磺的车，换了四茬：从三轮拖拉机，到带斗农用车，再到加焊铁柱的货车、挂车，最后换成持证上岗的危化品运输车。这台危化品运输车，连同保险、上牌入户的费用在内，总价将近17万，全是靠常年跑运输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硫磺厂到花炮厂，一趟四五十公里，一天跑两趟，天黑才能到家。有了这辆车，家里日子慢慢好转，父母最终在市区买了房，还供出来她和妹妹两个大学生。

花炮产业链的一环

浏阳南乡的小白家，是村里少数不做花炮的家庭。父亲忽视家庭责任，母亲外出务工，她成了留守儿童，在外婆家长大。“不做花炮，就穷。”她记得小时候要向邻居借米，过年时有债主上门。在村里，留守儿童并不多，因为大部分人都做花炮，父母都在身边。

小学两三年级，小白也开始去花炮厂做零工。那是相对安全的包装活。周末、寒暑假，邻居小孩都一块去。一天八个小时，计件算钱。一捆烟花筒外皮包装，两三毛钱，一天下来，可以赚个十块钱左右，钱都交给家里，剩一点给自己零花。有次，给村里一家烟花作坊干活，东家孙儿年幼顽皮，时常无端捣乱、出言轻慢。那是她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穷会使人没有尊严。”

策安的父母也在村里的花炮厂工作。小时候，她在家里卷鞭炮筒子。一大卷纸铺开，比人还宽，机器卷过去，纸就成了圆筒。她坐在旁边，把卷好的筒子一个一个拢到一起，拿绳子绕几圈，勒紧，打结。捆好的筒子摞在一块，一饼一饼，红色的、圆柱形的壳，将来填了药、插了引线，就是过年放的鞭炮。

过年过节、红白喜事，家门口的坪道上总要放鞭炮。一家人围着火堆烤火，仰头看火光炸开。策安记得童年的兴奋：什么颜色、什么花样、炸开多大的圈，都要看得清清楚楚。越是新奇的样式，越觉得好看。村里有两家花炮厂，早晚往返的，大多是村里的中年妇女。天不亮就骑电动车出门，几分钟到厂。天黑透了才往家赶，车灯在蜿蜒山路上，划出一道道细碎的流光。

这是她仅有的一些集体记忆。她的父母回家从来不提厂里的事，做什么活、赚多少钱、累不累、怕不怕，都不说。随着长大，她才慢慢意识到，烟花虽然从小看到大，但又好像离得特别远。

“怕死，但更怕穷”

从小到大，刘嫣安听过太多次爆炸的传闻。“哪个厂又炸了，死人了。”大人说起这事，语气平淡，像聊天气，一年总有一两回。有人闲在家没去上工，乡亲寒暄时，回答总是：“停工了，哪里炸了要整顿。”或者说：“这几天抓得严，哪里出了事。”很多事故根本没上过新闻，消息在村里传一圈就过去了。

大学暑假，父亲长期送货的硫磺厂也出了事。浏阳夏季有高温假，七八月按规定必须停工，但订单催紧，库存不足，老板决定偷偷开工。铁门紧闭，车间上锁，从外面看一片寂静。硫磺本就易燃，盛夏高温里机器连续运转，温度高得烫手。那天，火终于烧了起来。

火苗顺着山林飞速向上蔓延，直逼山下村落。村里原先的花炮厂早已改作仓库，院内堆满花炮成品与半成品，一旦被火势引燃，后果不堪设想。消防车紧急赶来，全村能出力的村民都上前，挥舞树枝奋力扑火。大火足足燃烧了两天，才彻底熄灭。所幸，事故没造成伤亡。

自2016年以来，浏阳公开报道的9起花炮安全事故，累计至少47人死亡，而官渡这次爆炸致37死，1人失联，51人入院。这是浏阳花炮事故从未有过的规格。

浏阳魔术烟花

小白对花炮最深刻的记忆，是一桩家庭惨剧。

一个午后，她正埋头写作业，隔壁二叔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震碎了窗玻璃。她丢下纸笔狂奔出去，只见二叔浑身是火，从狭小的引线作坊里踉跄冲出，在地上拼命翻滚灭火。火灭之后，焦黑开裂的皮肉裸露在外，他没有哭喊疼痛，也没有索要清水，只是拼尽全力朝着堆放农药的杂物间冲去。他太清楚重度烧伤的折磨，更清楚贫寒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高昂又漫长的治疗费。家人死死将他拦下，可送医院几天之后，二叔还是没能救回来。

那时小白还在读小学。南乡各村落里，从前家家户户的客厅、卧房、后院，都曾是散落硝灰、搓制引线的小作坊。走在村里，常能见到脸上、手上留着重度烧伤的人。有人烧了脸，妻子就走了。这样的事，村里见得太多。小时候听到爆炸，她只觉得害怕。那时候村里每几年就要响一次，有时候是这家，有时候是那家。很多事故只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流传几天就散了。

二叔做的，正是整条花炮产业链里最凶险的一道工序。人人都知晓这行当风险极高，可仅凭几亩薄田，根本撑不起一家生计。年幼的孩子嗷嗷待哺，除了投身花炮行当，他们别无出路。二叔早年多次被火药烧伤，早已面目全非，而这一次，终究是天人永隔。

二叔去世后，这个家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爷爷早年丧妻，晚年丧子，悲苦都嚼碎了，吞进肚子里，直到临终，也没在人前提过儿子的名字。二婶独自抚养孩子，找不到别的出路，后来家里招了上门女婿，一家人继续做烟花。三叔四叔也依然在做。年幼的堂弟亲眼目睹父亲这场惨剧，从此变得沉默孤僻。长大以后，他宁愿在城里打工卖力气，也绝不碰烟花相关的营生。

花炮引线

“怕死，但更怕穷。”

一句抖音评论，刘嫣安记在了心里。比起外出打工，留在本地进厂做工，始终是村里人的首选。出去了，孩子就成了留守儿童；留下来，把自己埋进花炮里，至少能守着家。在他们朴素的权衡里，意外降临的概率或许只有万分之一，可若是今天挣不到工钱，家中的米缸，明天就会见底。

花炮厂的普通工人，月收入几千元，效益好时能到六七千。全是计件工资，做多少得多少，快慢自主，累了可以歇，不用打卡，不用听组长呵斥，不用被机器追着跑。请假也容易：孩子开家长会、老人住院，跟车间主任说一声就能走，十天半月也无人苛责。

烟花产业，是少数不挑剔学历、不苛责年龄的营生，只要手脚健全、踏实肯干，就能谋生。它的产业链十分冗长：挖泥、运泥、打泥，造纸、制硝、包装，环环相扣、层层相连。“这一行养活了太多人、太多家庭，根本不是说舍弃就能舍弃的。” 刘嫣安感慨道。

公开报道显示，2025年浏阳地区生产总值为1898亿元，花炮全产业链总产值达505.8亿元，占比超四分之一。这个传统产业仍深度嵌入当地经济与就业结构。全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431 家，从业人员 30 余万，其中九成来自乡村。在 145 万常住人口里，大约每五个人，就依靠烟花产业生存。

花炮工人

这些年，村庄的变化肉眼可见。每次回乡，小白都能清晰感受到：买车的村民越来越多，孩子们不再为温饱发愁。可年轻一代要成家、要建房买房，上了年纪的父辈体力衰退、技能有限，除了继续做花炮，几乎没有别的出路。“农村收入结构太过单一，务农、搞养殖，只能勉强维持老人温饱，撑不起一个家庭的全部开销。” 小白感慨。对于低学历的中老年群体而言，可选择的就业空间，本就极度狭窄。

父辈们拼尽半生扎进烟火产业，唯一的期盼，就是让下一代逃离这一行。“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只能进厂做花炮。” 这句话，三位浏阳青年们从小听到长大。

刘嫣安的长辈对自家子女的态度总是：“你能读多少书，我们就供多少。”孩子没考上高中的，也会送他们去职业技校学护理、幼师，从来没人说"别读了回来做花炮"。她学的专业是新闻，希望毕业成为一名记者，或者考公务员。

策安知道，父母总是对花炮工作闭口不谈，也许是刻意的隔绝和保护，“好好读你的书就好”，他们总是这样嘱咐。如今，她在长沙一家教培机构上班，和父母一样，也很少和身边人谈起烟花。

小白同乡的年轻人也在分流。读过书、走出去了的，没人再回来碰烟花。有些在外面待不下去，回来又没别的事，就继续做。但心态却不似父辈那样拼命，高温多歇几天，多玩一玩。小白如今坐在北京的写字楼里，从事互联网行业。

烟花让父母留在了家乡，却让他们把全部希望都押在孩子离开从事烟花上。

再看到烟花，“想流泪”

事故之后，浏阳烟花行业全面停工，刘嫣安的父亲就一直闲在家里，焦虑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她正在读研，妹妹刚入大一。家中还要供养两名大学生。父亲也想过转行开出租车、跑网约车，却不熟悉城区路况，也不擅长使用导航，收入远不及运输硫磺。母亲前几年就从花炮厂离开，去了洗碗厂，负责碗筷消毒包装，月薪仅有三千余元。

清明节，父亲跟她说，司机群里有人从开年到现在，一趟货都没运过。今年行情大不如往年。往年没出元宵，厂子就开了，今年出了元宵才复工。出了元宵到了3月，恰逢两会，又停。捱到5月，官渡又炸了，全省停产。算下来，今年开工的日子加起来没满一个月，“谁都不想出事，可停工停久了，人要挨饿”。她留意到，自媒体上，很多花炮从业者都在诉说相似的困境。

小白的母亲同样深陷焦虑。村里家庭作坊早已被取缔，村民集资建了一个花炮厂，统一安全管理。和村里多数中年妇女一样，母亲如今也去了这个厂工作，做着外包装的边缘活计。“她尚且是产业链的末端，那些真正靠花炮养家的人，焦虑只会更深。” 小白说。

三叔四叔这些年靠着烟花攒下积蓄，在市区购置房产，却背负三四十万房贷，一旦失去这份工作，房子便会面临断供，“大家不愿行业被一刀切取缔，一来是怕失去生计，二来是找不到更适配自己的工作。外出打工漂泊异乡，老人孩子都顾不上。”

小白的旧手机里存满了烟花照片。在国外旅行时遇见夜空绽放的烟火，她总能一眼认出多半来自浏阳。奥运盛典、大型庆典，乃至特朗普的就职仪式，漫天绚烂里，都有浏阳烟花的身影。她总会为家乡感到骄傲。可这份骄傲背后，总会牵出童年里那场家族的伤痛，沉甸甸的，压在心头。童年的恐惧，至今也遗留在心里，偶尔梦中惊醒，再谈起来还是会哽咽、泪流不止。

她曾在朋友圈写下一句话：当我们仰望烟花绽放时，请多一份感恩吧，总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烟花绽放

小白始终觉得，烟花产业的贡献远大于它的隐患，保留比取缔更能惠及这片土地。

既然烟花是高危行业，就该以高危行业的标准从严监管。把安全成本提上去，出售价格也随之提高。这样做，行业或许会因此缩小，但能少发生那些惨烈的事故。她反感运动式管控：只有出了事才严管一阵，严控期全线停产，对所有人冲击巨大。安全不该是一阵风的整顿，而该包含在每一天严格的日常管理里。

官渡爆炸当天，浏阳烟花秀照常升空。网上骂声一片，说人命都没了还在放。刘嫣安觉得，很多游客专程赶来的，不能让人白跑。有游客在网上抱怨路堵，再也不来了，但她认为，剧院附近已经尽力拓宽了，旁边都是小区。有人还说"烟花易逝，几秒钟有什么好看的"。别人骂浏阳烟花，她总是不开心："也是因为有烟花，才让这么多人来到浏阳、知道浏阳。"

出了事，网上骂监管、骂管理者。抖音评论区有的说，车间主任应该要求工人戴头盔，不戴罚200。可做了几十年的老师傅不买账："你自己都没下过车间，你懂什么？”知道网友好心，但头盔闷，碍事，干了这么多年没出过事，就不愿意戴。

在父亲的行当里，也有司机铤而走险用普货车偷偷运烟花材料，严检时抓到就拘留7天。平时遇到哪里查车，消息也会在司机群里立马传开。“事故没发在自己身上，就不会像一个检查员那样较真，默许一些轻度违规。”她相信，跟火药直接相关的人，这次会有所警醒。如果亲戚或同村的人还要去干花炮，她也会奉劝：不要再存在侥幸心理。

再看见烟花，她的心境也早已不同。如今的花炮款式不断翻新，怎么拍都好看，可一想到那些在烟火里熬着的人，就总是 “想流泪”。她和朋友聊得最多的是新闻里一个家庭，一家四口都没了，"不晓得有没有小孩，如果有，那个小孩未来怎么办？"

她在网上看过一句话：“长大的成人礼，是一张去往广东的火车票。” 而她和妹妹的童年，每天都能等到父母回家，一家人围在堂屋吃饭，这份安稳，让她深感幸运。

烟花作为庆祝

父亲常年运送硫磺，衣衫总沾着硫磺灰。母亲手洗全家衣物时，总会把他的衣服一同浸泡，一家人的衣裳也沾染上了淡淡的硫磺味。妹妹初中进城读书，某天回家委屈地说：“姐，我衣服总有一股硫磺味。” 她怕被同学议论。刘嫣安只平静地回：“要么别让妈洗，要么别花爸挣的钱。” 妹妹沉默了，从此再也没提过。

小时候，她常坐在堂屋门口等父亲。堂屋正对着浏阳河，河边的路很窄，两车会车必须避让，河里曾发生过翻车事故。她坐在门口，心里一遍遍默念：“怎么还没回来，千万别出车祸，千万别。” 这份从小埋在心底的不安，她从没跟父母说过。

天色渐暗，父亲还没到家，她就拨通电话。每次问 “到哪了”，父亲总说 “快了”。话音刚落，身后的厨房就响起母亲的炒菜声。风从河面吹过来，拂过山脊上的蓝色棚子。天黑了，父亲总会平安回来。

*应受访者要求，刘嫣安、策安，小白均为化名

*图源浏阳花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系列纪录片《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