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准备动手，将中企资产收归国有，中方递出3句话，事态严重了

英国政府最近准备将中资企业敬业集团全资拥有的英国钢铁公司强制收归国有。而敬业集团已经拒绝了英国方面提出的1亿英镑收购方案。这家河北民营企业2019年以约10亿英镑的对价完成收购，此后持续投入数亿英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能升级。如今英国政府以“保护产业和就业”为由，拟通过相关立法启动国有化程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月14日在答记者问时指出，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三思后行，审慎决策。那么，英国政府为什么要在当下对一个合法经营了七年的中资企业动手？

西方国家对资本的国籍区分

这里需要先弄清楚：英国钢铁公司当前的真实状况，是否已经恶化到必须由政府接管才能生存的地步？敬业集团接手后，完成了电炉改造，更新了部分生产线，产能利用率比英国本土经营时期有所提高。而全球钢铁行业确实面临需求疲软、能源成本上升的压力，敬业集团自身也承受着亏损。但企业没有提出撤离计划，也没有发生大规模裁员。从财务和运营角度看，这是一家可以继续运转的企业，还没到濒临倒闭的紧急状况。

那么英国政府启动国有化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国内政治压力。英国部分政客长期渲染“中资控制关键基础设施”的风险。钢铁被归类为战略产业，但英国钢铁公司的产品主要是建筑钢材、铁路钢轨、线材等民用级别产品，不涉及军工或高端制造。将这类企业收归国有，对解决所谓“安全问题”没有实际帮助。

至于1亿英镑的收购报价是如何确定的？敬业集团2019年的收购对价接近10亿英镑，后续技术改造投入数亿英镑。1亿英镑的报价连初始成本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不是一个基于企业净资产或未来收益的合理估值，更像一个明知对方无法接受的低价。低价方案被拒后，国有化程序便顺势启动。这种做法在西方国家针对特定国家资本时已有先例。

有人会问了，英国政府是否担心破坏本国的投资环境？西方国家资本规则的演变存在矛盾。过去数十年，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私有化、市场化，强调政府不干预企业运营。但当本国传统产业遇到竞争压力时，国有化工具被频繁使用。区别在于，过去国有化针对的是本国企业，现在针对的是外国资产。

敬业集团的遭遇表明，西方国家对资本来源国的区分越来越明显。中资企业在当地创造就业、缴纳税收、遵守法律，这些经济贡献不被视为保护的理由。控制权的国籍属性被放大。只要控制方不是本国或盟友国家的资本，就可能在特定时刻被重新定义为威胁。这种思维在经济增长期被掩盖，在经济下行期暴露无遗。

中企出海的风险

那么，敬业集团的处境是不是就成了正在蔓延的趋势？如果只是英国这一个案例，或许可以解释为个案。但将时间范围扩大到过去五年，中国企业在欧美国家遭遇的安全审查数量持续上升。通信设备、港口设施、芯片制造、新能源汽车，凡是中资背景的企业，进入审查程序的概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资本。名义上使用的依据是“国家安全”，实际执行的效果是逐步将中资挤出特定产业。

为什么投资环境在过去十年里发生了明显转折？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资本的定位发生了变化。十年前，中企收购欧美亏损企业，被当地视为“接盘”。西方资本不愿意继续投入的夕阳产业，中资愿意接手，并承担就业和环保责任。当时的主流看法是，中国资本帮助西方国家卸下包袱。

但最近几年，中资企业在收购之后，不仅维持运营，还引入了技术升级和管理改进。一些原本濒临淘汰的生产线，在中资手里恢复了竞争力。这让部分西方人士感到不安。他们发现中国资本不是来承担损失的，有能力把产业做起来。于是“国家安全”被用作干预工具。

这样一来，中企需要思考：海外资产的保障机制是否足够坚固？过去中企出海的重点放在商业尽调、法律合规、环境标准等领域。对于投资对象国的政治风险，特别是政府直接没收资产的风险，重视程度不够。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契约精神和产权保护被认为是基础制度。当基础制度出现动摇时，企业缺乏预设的应对方案。

针对这种风险，中企需要调整出海策略：投资多元化。在可行的情况下，引入当地合作伙伴或多国资本，形成利益共享机制，降低单一国家的政治风险；合同条款强化。在投资协议中加入更严格的争议解决条款，要求对象国政府提供主权担保或政治风险保险；资产布局分散化。避免在任何一个国家集中过多资产，保持流动性和退出通道。这些措施会增加前期成本，但与资产被没收的损失相比，成本是可以控制的。

中方的回应方式还有哪些？

英国政府如果最终实施国有化，中国还可以采取哪些回应措施？商务部的三句话已经表明了官方立场。在这些表态之外，中方的实际回应可以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法律上。中英两国之间存在投资保护协定。敬业集团可以依据相关条款，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出仲裁申请。英国是《华盛顿公约》的签署国，这意味着国际仲裁机构对这类案件有管辖权。仲裁的主要争议点有两个：英国政府的国有化行为是否基于真实的公共利益，以及是否提供了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1亿英镑的报价与敬业集团的实际投入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为仲裁提供了有力依据。即便仲裁过程漫长，也能通过法律程序向英国政府施加持续压力。

经济上。英国在华投资存量规模可观。金融、零售、制药、汽车制造等领域，英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和利润。如果英国政府没收中企资产，中国可以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对英国企业采取对等措施。这不是为了制造对抗，而在于让对方明确认识到：任何单方面破坏规则的行为都会产生相应代价。

规则上。当前国际投资规则体系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但西方国家自身可以随时选择不遵守。这次事件暴露出规则体系的缺陷：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来防止主导国家滥用权力。中国需要联合其他新兴经济体，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投资保护规则。具体方向包括：完善国际仲裁机制的执行力，建立多边投资保险机制，明确国有化的公共利益标准和补偿标准。这些工作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但需要从现在开始推动。

这三个方面的回应，目标不是惩罚英国，而在于防止它这种行为成为先例。如果国际社会默认一个国家可以以远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强制收购外国合法资产，那么所有跨国资本都会面临同样的威胁。受损的不只是中国企业，更是全球投资体系的信任基础。

产业问题的政治化后果

至于英国钢铁公司的国有化能否真正解决英国钢铁产业面临的困境？这需要回顾英国钢铁产业过去三十年的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撒切尔政府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国有钢铁厂被出售给私人资本。私人资本接手后，陆续关停部分产能、裁减人员、压缩成本，产量持续下滑。到二十一世纪初，英国发现部分钢材品种需要完全依赖进口。于是政府又开始寻求外部资本救场，敬业集团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现在，同一批资产又要被重新国有化。国有、私有、再国有，一套流程走完，产业规模没有扩大，竞争力没有提升，反而因为反复折腾损失了时间和资金。

问题不在所有制形式，而是产业本身是否具备持续运营的条件。英国钢铁业面临不少无法回避的问题：能源价格处于欧洲较高水平，环保法规带来的合规成本高于主要竞争对手，本土市场规模有限且需求增长缓慢，上下游配套产业链不完整。这些问题，无论企业是国有还是私有，都无法解决。国有化能改变能源价格吗？不能。能扩大钢材需求吗？也不能。国有化的实际效果，是用财政资金暂时掩盖亏损，延长企业的生存时间，但不解决亏损的根本原因。

敬业集团在运营期间，至少可以利用中国的原材料采购渠道和部分出口市场，帮助工厂维持一定的产能利用率。转为国有企业后，这些外部资源将无法继续使用。英国政府需要独自承担全部亏损，同时面临欧盟国家同类企业的竞争压力。历史经验表明，政府直接经营亏损性工业企业，很少能够实现扭亏为盈。大部分案例的结局是持续投入财政资金，直到财政无法支撑，最终走向关停。

这个案例发出的警示是：将产业问题政治化，最终损害的是产业本身。用行政手段驱逐外资，外资不会停留在原地等待。他们转向东南亚、东欧、拉丁美洲等其他地区。原有工厂失去的不仅是资本，还有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渠道。这些重新聚集起来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恢复。

英国钢铁公司的前景可以预判。如果国有化方案最终实施，第一年至第三年，英国政府将提供补贴维持运营。随后，财政压力会迫使政府缩减补贴规模或寻找新的买家。但经历过国有化事件后，愿意接盘的买家将非常有限。最终英国钢铁公司结局大概率是产能进一步压缩，就业岗位进一步减少。这套过程在英国其他行业已经反复出现过。

再看英国为什么在当前时间点启动国有化程序？短期内的政治收益是直接原因。政府可以向社会宣称“收回了产业控制权”，获得部分选民的支持。至于长期的经济损失、国际信誉下降、外资流入减少等后果，由后续政府承担。但这事不仅是一家钢铁厂的归属问题，也是国际投资的基本规则正在被参与国自己打破。规则一旦遭到破坏，重建信任需要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所有跨国资本面临的不确定性都会上升。中国企业需要在这一环境下重新评估海外资产的安全环境，并做好多种应对方案。中国政府在5月14日的回应已经说明这不是一个可以轻轻放过的事件。后续事态如何发展，需要关注英国政府是否愿意回到规则内解决问题，还有中方采取的实际行动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