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动智库 | 面向网络、太空、电磁及AI等新兴领域的国防动员潜力统计与资源征用法律规范研究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军事革命深度耦合，网络空间、太空、电磁频谱、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已从辅助作战空间跃升为核心战略域，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关键焦点。

一、国防动员重心转移的制度支撑

（一）战争形态演进重构动员逻辑。 现代战争加速向智能化转型，动员重心由传统人力、物力等物理资源，向数据、算法、算力、频谱、轨道等新兴战略资源跃升。动员逻辑从“规模叠加”向 “体系智能响应、资源精准适配、要素高速流转”深刻变革，推动国防动员的内涵外延与运行模式发生根本性重塑。

（二）法治底座夯实动员转型根基。 国防动员潜力统计与资源征用是“民力转化为战斗力”的核心枢纽。2010年施行的《国防动员法》构建了以物理域资源为基础的法律框架，确立了民用资源征用与补偿的规范基石，为传统领域动员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三）新兴领域入法填补制度空白。 面对新域新质力量的崛起，2026年4月提请审议的修订草案， 首次将动员范畴拓展至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 把科技和数据变成新的动员资源，并用制度把“怎么统、怎么用”定下来。通过确立数据保障与潜力统计调查制度，全面提升了国防动员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确保新兴领域实力能够快速、精准地转化为实战能力。

二、新兴领域动员特殊属性与法规适配要求

（一）新兴领域国防动员的特殊属性

新兴领域突破了传统物理域的资源构成与运行逻辑，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动员形态的四个显著特征：

1. 资源形态的虚拟性与非实体化。 传统动员资源（土地、物资、装备）具有可见的物理实体，易于计量、登记与静态管控；而新兴领域核心资源表现为数据、算法、算力、电磁频谱、轨道资源等 无形虚拟资产 。此类资源具有非消耗性、可无限复制性及高速跨域流动性，且高度依附于特定的技术平台与专业人才，导致基于实物占有逻辑的传统统计与征用制度面临结构性失灵。

2. 价值属性的双重性与战略稀缺性。 新兴领域资源兼具显著的民用商用价值与国防战略价值。其中，网络数据关乎情报优势与指挥链路安全，太空轨道与卫星资源支撑全域态势感知，电磁频谱是信息化作战的载体，AI算法决定认知与决策优势。这些资源不仅 战略价值权重极高 ，且具有高度的 稀缺性与不可替代性 （如地球同步轨道席位、特定频段频谱），一旦动员失效或被敌控，将导致体系作战能力呈指数级衰减。

3. 权属关系的复杂性与跨域性。 传统动员资源权属关系相对单一（国家、集体或个人），地域边界清晰；而新兴领域资源呈现 权属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交织化、空间分布跨境化 特征。数据资源涉及个人、企业、国家三重权利束，太空资产多为民营资本运营并受国际公约规制，军民深度融合使得权属边界进一步模糊，极大增加了动员统筹中的确权与协调成本。

4. 平战转换的瞬时性与体系联动性。 区别于传统物资动员所需的物理位移与时间累积，新兴领域动员可实现 “秒级切换” 。民用网络平台、商业卫星、AI算力可通过权限开放与软件重构迅速转为军用。同时，各领域高度耦合：太空依赖网络传输数据，AI依赖算力支撑，电磁频谱连接各作战节点。单一领域的动员迟滞将引发 系统性连锁反应 ，要求动员必须实现跨域同步与体系联动。

（二）新兴领域法律规范适配的要求

基于上述特殊属性，新兴领域国防动员的法律制度设计突破传统物理域立法思维，构建精准、灵活、安全、平衡、协同的五维规范体系：

1. 精准性。 法律规范须改变“粗放式”授权模式，建立精细化的 资源识别与认定标准，构建分类分级的标准体系 。应明确网络、太空、AI等领域的潜力统计范围、指标体系与责任主体，科学界定核心资源、重要资源与一般资源的层级划分，确保动员决策建立在“底数清、情况明”的实证基础上，细化征用的触发条件与法定程序。

2. 灵活性。 针对虚拟资源的流动性与瞬时转换特征，法律应摒弃僵化的“一刀切”规则，创建 平急战衔接、场景化弹性适配的规则供给 。针对数据、频谱、轨道、算法等不同客体，分别制定专项征用规则；针对平时、急时、战时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审批流程与响应时限，以适应智能化战争的高节奏变化。

3. 安全性。 新兴领域动员直接关涉国家主权与军事安全。法律规范必须将 安全审查与保密管控 嵌入潜力统计与资源征用的全过程。确立全流程的安全规制，建立数据分级分类保护制度、算法安全评估制度及太空资产防护规则，防范因动员活动本身导致的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电磁压制等次生安全风险。

4. 平衡性。完善权益保障的救济机制， 在赋予国家紧急征用权的同时，法律必须强化对公民与组织合法权益的 比例原则限制与程序正义保障 。明确被征用主体的知情权、异议权及司法救济权，合理设定征用范围与期限，规范征用手段的适度性，防止因过度动员损害民营经济发展基础与公民隐私权。

5. 协同性。 适配新兴领域资源的跨域联动特征，强化跨界统筹的机制设计，构建 多维一体的协同动员体制 。明确军队、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及科研企业的权责划分，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潜力数据共享机制与资源征用协调机制，并注重与国际外层空间法、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衔接，维护国家海外资源权益。

三、动员法律体系规范困境与结构张力

我国现行国防动员法律体系形成了以《国防动员法》为主，多部单行法为补充的格局，但在应对新兴领域动员时，暴露出 立法理念滞后、制度供给错位、规范层级断裂等深层矛盾，难以承载智能化战争的实战需求。

（一）立法理念固化与体系结构失衡

1.立法逻辑的“物理域依赖症”。 2010版

《国防动员法》底层逻辑锚定于土地、人力、物资等传统物理实体。立法者对网络、太空、电磁及AI等 无形战略资产的动员规律、价值权重及风险特征认知不足，导致法律规范体系与新兴领域的虚拟性、流动性及瞬时性特征严重脱节，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

2.规范体系的碎片化与层级塌陷。 目前缺乏新兴领域动员的专门立法，相关规定散见于《国防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及部门规章中。这种 “分散立法模式” 导致了规范冲突与效力递减：上位法（如《国防法》）仅作原则性宣示，缺乏操作性细则；下位法（如部门规章）效力层级低，难以打破部门壁垒，无法实现跨部门、跨领域的统筹动员。

（二）潜力统计制度的规范缺失与运行失灵

潜力统计是动员决策的“数据基座”，现行法律存 制度真空。

1. 统计边界模糊与客体遗漏。 法律未对新兴领域资源的统计范围进行类型化界定。数据资产、算法模型、频谱使用权、轨道席位等核心战略资源未被系统纳入统计范畴，特别是“军带民”性质的混合资源，常处于监管盲区，导致动员底数存在结构性“缺项”。

2. 计量标准缺位与数据孤岛。 针对无形资源的 非标属性 ，法律未建立统一的分类分级标准与计量指标体系。各地区、各部门统计口径不一，且缺乏国家层面的数据共享交换机制，导致“数据壁垒”高筑，难以形成全域覆盖的动员全景图。

3. 保密规制滞后与安全风险。 现行法律未针对潜力数据的敏感性建立分级分类保护制度。在统计过程中，如何平衡“国防透明度”与“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保护”缺乏法律依据，极易导致因动员统计引发的数据泄露与安全隐患。

（三）资源征用规则的模糊性与正当性缺失

2010版《国防动员法》第十章关于民用资源征用的规定，主要针对有形动产与不动产，难以适配虚拟资源的征用需求。

1. 启动条件的弹性失范。 法律未区分平时、急时、战时不同场景下的征用触发机制，也未明确“必要性”与“比例原则”的审查标准。这赋予了行政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易导致征用权的滥用或怠用。

2.程序规则的适用性障碍。 针对无形资源的 权属交割、权限移交、技术改装 等特殊环节，现行法律缺乏专门的程序性规定。传统的“出具凭证、实物交付”模式无法适用于数据流与算法库的征用，导致征用流程陷入执行困难的局面。

3. 补偿机制的估值困境。 这是当前法律最大的短板。对于数据、算法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现行法律缺乏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与补偿标准。若仅按“折旧成本”补偿，将严重违背 公平原则 ，挫伤高科技企业参与国防建设的积极性。

4. 特殊资源规制的制度空白。 对于跨境数据、境外卫星、开源情报等具有跨国属性的资源，法律未明确其征用的管辖权边界与国际协调规则，导致战时海外资源“调不动、用不了”。

（四）权 义配置的失衡与协同机制的梗阻
1. 激励机制的逆向选择。现行法律偏重于设定义务，强调“必须服从”，而忽视了权利保障与利益补偿。缺乏税收优惠、荣誉激励、知识产权保护等正向激励措施，导致新兴领域市场主体普遍存在“避战”“惜供”心理。
2. 军地协同的权责断层。法律未清晰界定军地双方在新兴领域动员中的权责边界。军队掌握需求但不掌握资源底数，地方政府掌握资源但不知晓军事标准，双方在需求对接、资源共享、联合监管等环节存在 制度性摩擦，降低了动员响应速度。

四、新兴领域动员法律规范的完善路径

完善新兴领域动员法治体系，需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 “特别法优先、权利保障、平战衔接”原则，从立法论与解释论双重维度进行制度重构。

（一）立法体系的层级重构
1.推动各省出台实施办法。借《国防动员法》修订契机，以省级层面推动实施办法的立法，细化增设 “新兴领域动员”专章或细化条款。将“科技与数据”确立为独立的动员资源类别，明确其法律地位，并将“把科技和数据变成新的动员资源，并用制度把‘怎么统、怎么用’定下来”这一核心逻辑上升为法律原则。
2. 专项行政法规的补充。构建“1+N”立法模式，尽快出台《网络空间国防动员条例》《太空资源管理暂行条例》等专项法规，对特定领域的统计调查、征用补偿、安全管控进行精细化立法。

（二）潜力统计制度的精准化

1.研究出台类型化统计标准体系。法律授权国防动员主管部门联合行业标准制定机构，建立“数据、算法、算力、频谱、轨道”五位一体的统计指标。明确核心资源、重要资源与一般资源的分级标准，实现动员潜力的精准画像。

2.构建军地协同的数据共享机制。依托大数据战略，建立国防动员潜力“一张图”工程。在法律层面明确网信、工信、科工、科技、工信（经信）等部门的法定报送义务，打通军地数据接口，消除信息孤岛

3.完善数据安全与保密制度。确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原则，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的统计数据进行脱敏处理，明确泄露责任，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资源征用规则的法治化

1.实施分类分级征用方法。 区分 平时预置、急时调用、战时征用 三种模式。对核心敏感资源（如高端AI芯片、战略轨道），实行国家专营或预编预储；对一般商业资源，实行市场化租赁与强制征用相结合。

2. 创新无形资源征用程序。 设计适应虚拟资源特性的 “权限接管、数据镜像、算法调用” 程序。简化战时征用流程，确立“先征用、后补正”的应急机制；规范平时征用，强化协商与听证程序。

3.确立公允的市场化补偿原则。 引入 “完全补偿” 标准，补偿范围不仅包括直接损失，还应涵盖预期利益损失、技术改造费用及数据恢复成本。建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介入机制，确保补偿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四）实施保障机制的体系化
1.构建“义务—激励”平衡的权责。在强化动员义务的同时，增设 正向激励条款。对承担动员任务的企业，依法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先采购、荣誉表彰等政策红利，实现国防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2. 完善军地一体化协同机制。在法律层面确立 “需求提报、资源匹配、联合实施、效能评估”的协同机制。明确战区与省级政府的联动机责，解决“需求端”与“供给侧”的结构性错配。
3. 强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针对海外资产与跨境数据，国内立法应预留与国际空间法、国际电信规则的衔接接口，建立海外资源动员的外交协调与法律救济通道，维护国家海外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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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开源文献，由军融国动智库研究人员编译/写，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