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最新演讲：新结构经济学将掀起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结构革命”（7000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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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最新主题演讲实录：新结构经济学将掀起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5月14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出版社、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共同主办了“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

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围绕“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及对青年学者的期盼”作了主题报告。

以下为演讲实录。由新经济学家智库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略经整理：

林毅夫：欢迎参加今天上午召开的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感谢此前几位演讲嘉宾对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在推动自主理论创新、构建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体系方面所作努力的肯定。

我们知道，自主理论创新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核，而自主知识体系则是自主理论创新的系统整合。作为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的推动者，以及试图构建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倡导者，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谈谈为什么从1988年开始我便致力于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探讨如何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以构建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最后，我还想对在座的年轻朋友们提出几点期盼。

为什么要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

我们知道，理论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目前主流经济学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善的知识体系，但任何理论是否适用，都取决于该理论的前提假设与应用场景是否一致。

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始终以英国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为基础，这些理论必然以产生它们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条件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同产生这些理论的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将这些理论直接应用于我国，便会产生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在1988年便认识到这一点。

1988年，我国发生了自建国以来首次高达18.5%的高通胀。按照当时西方的主流理论，治理通货膨胀应该提高利率，投资需求随之降低，消费需求也会减少，总需求下降，从而影响通货膨胀预期。并且，这被认为是一种好办法，因为提高利率后，只有利润较高的好项目才能保留，而回报率低的项目会被淘汰，如此既可以治理通货膨胀，又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套理论看似非常有效。

然而，1988年我国采取的是治理、整顿，即运用行政手段压缩投资项目。从西方主流理论的视角看，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性且非常低效的治理方式。但我当时遇到了一个矛盾：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像西方主流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不理性，那么为什么从1978年到1987年，我国能连续多年保持平均9.9%的经济增长率，而且上下波动幅度并不大？

要知道，一个发展中国家取得一年几个百分点的增长都极为不易，而中国当时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能够连续九年取得9.9%的增长，恰恰说明中国政府必然是非常理性和十分了解本国状况的。

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冲突，让我开始反思我们所学所用的那些所谓主流理论。发达国家的理论是以其当时的发展阶段和诸多条件为暗含前提的，这使我认识到，任何理论本质上都有“刻舟求剑”的意味，即以其产生时的特定状况作为前提。

当这些前提与发展中国家并不相符时，我们若希望以自身的知识与智慧贡献于国家进步，就必须深入理解本国国情，提出新的理论。今天，我特别高兴地看到，新结构经济学从1988年开始萌芽，以反映我们发展阶段特征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来分析中国的发展状况。第一篇合作完成的文章探讨的便是1988年中国通货膨胀的制度成因。特别高兴的是，自1988年以后，我们便形成了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这一独特视角来观察中国的转型与发展，并逐渐形成了现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1994年，我们出版了《中国的奇迹》一书，同样是与蔡昉、李周合作。在该书中，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与分析框架已基本完备，以要素禀赋决定产业结构、进而要求相应的基础设施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分析范式在当时便已形成。

当然，由于我们采取的视角与分析方式与主流理论不同，我们所做的许多判断、论断常常引发争议。但是，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根据理论分析所作出的各种推论，能否被后来的实践所印证。

例如，根据《中国的奇迹》中的分析，当时国际上盛行的观点是，由于中国没有遵循主流的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尽管当时发展得不错，但崩溃不可避免，因而“中国崩溃论”一度甚嚣尘上。对此，我们曾预测，如果中国坚持当时实事求是、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那么到2015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到2030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

这一论断在当时非常大胆，但实践印证了我们的判断——中国在2014年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了美国。至于按市场汇率计算，我想到2030年也是八九不离十，应该会超过美国。

此后，2007年，我应邀到剑桥大学讲座，将这套源自中国经验的分析框架运用于研究二战以后全世界发展中经济体的成败，揭示了少数成功与绝大多数失败的根本原因，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论断。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我有机会于2008年赴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成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担任此要职。世界银行的同事及我领导的由一千多位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精英组成的经济研究团队，都怀有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强烈意愿，且世行拥有各类项目资源，本应是最具影响力的发展机构。但实际情况是，尽管世行目标高远，致力于建设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使8亿多人口脱贫的同时，除中国以外的世界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

世行的这些精英们掌握着最先进的理论，并有发展项目配套执行这些理论观点，却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究其原因，与我1988年时的认识如出一辙：他们拿着从发达国家总结出来的主流理论，应用到条件迥异的发展中国家，出发点虽好，结果却与理论预期有巨大差距。

因此，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之际，我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这一名词。最核心的原因在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其物质条件不同，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也必然不同。我们必须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的异质性和内生性引入理论思考，形成新的理论来指导发展实践，才能实现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崇高目标。

2011年，我应邀到耶鲁大学作库兹涅茨讲座，这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学讲座之一。在那次讲座中，我首次以“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政策的理论框架”为主题发表演讲，并将演讲内容整理成文，发表在世界银行的《经济观察》期刊上，由此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

同样令我感到荣幸的是，正如赵川东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刚才所讲，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我有幸应邀在会上作了汇报。从那次座谈会至今已近十年，我们迎来了自主理论创新的春风，我个人以及我想在座的各位同仁都深受鼓舞。

林毅夫在现场发表演讲

接下来，我想谈谈如何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以构建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众多理论来解释，而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至今近二百五十年，已构建起一个非常完整的知识体系。面对发生在中国的一切现象，几乎都能找到现成的理论进行解释，并且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往往也显得很有说服力。

例如，在我国转型期，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大重要课题。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其效率不高。当前最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认为，任何企业只有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即产权归于经营者，才是最有效率的安排，否则必然因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不一致，进而会导致低效。经营者作为雇员而非所有者，对经营收益没有剩余索取权。从这一理论出发，它判定国有企业必然效率低下。若简单地做回归分析，将全部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用任何统计指标衡量，似乎民营企业效率都更高，因而这一观点也容易被美国人接受。

因此，我们要从事自主理论创新，第一点就是必须抱持“常无”的心态。面对任何现象，不能立刻想到现有理论怎么说，而必须首先自己去深入了解这个现象。

如前所述，任何现象都可以套用许多理论，但就国有企业而言，主流产权理论看似严谨，也成为国内相关学科领军人物所秉持的理论。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除了产权差异外，还存在别的不同：国有企业通常处于资本很密集、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并且承担着防止私有资本利用资源垄断获取暴利等职能。而民营企业大多处于竞争性行业。只有通过自身的观察看到其间的差异性，才能认识到，现有主流理论不区分产业特性及企业所承担目标的不同，其分析方式是不恰当的。

因此，如果我们想抓住时代的机遇，从事理论创新，就必须要抱持“常无”的心态。为何如此？因为任何经济现象都蕴含着暗含前提，而理论皆为特定背景下的产物，即所谓“刻舟求剑”。只有秉持“常无”心态，我们才能洞察现象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

这一点，我在倡导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一直强调，并专门出过一本书《本体与常无》，在与师生们交流时，希望他们能够摆脱现有理论对思想的束缚，用我们自己的双眼，像新生的婴儿那样重新看待世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用我们传统哲学的方式来表述，拿现有的理论来看世界，是“第二义”的观察方式；我们必须运用“第一义”的观察方式，即不带有任何理论偏见与预设，直接去观察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这就是一种“常无”的看待现象的方式。

那么，如果要秉持“常无”的心态，直接观察真实世界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究竟该如何去观察呢？总体而言，在分析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时，存在“唯心”与“唯物”两种世界观。

我从1988年开始践行构建自身理论体系至今的探索中，我彻底赞成并始终坚持唯物史观。这一立场正与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相印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

新结构经济学自1988年后逐步形成的一系列不同于主流理论的观点，正是从“唯物”的立场出发，以要素禀赋这一物质性因素作为切入点，来观察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与转型。为何要坚持唯物史观？我个人的实践和哲学阅读都证明，唯物史观是真正能够揭示现象本质的。而要素禀赋，是一把非常好的入门钥匙。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固然重要，但它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因此，推动社会进步，起第一性作用的还是生产力。

总书记在提出“新质生产力”时，也强调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结构经济学较早地认识到了产业是如何决定的——各个国家、各个社会的产业，是由其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

由此，如果我们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生产力以产业为载体，而产业又由要素禀赋决定，进而决定生产力。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分析链条中，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第一性的因素。

新结构经济学正是将物质第一性进一步具体化，认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一性的决定力量。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便是从作为第一性物质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出发，来观察我们的国家、社会与发展，进而形成了一系列推论：生产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设施是要适配生产结构的，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也应当适配于生产结构。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第一个基本立足点。

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结构变化难易程度不同，会产生时间差，因此常常因结构变迁的内在摩擦，造成制度结构与生产结构之间并非完全匹配，这是一种常态。当然，有时国家也会为了追求效率之外的目标，如安全等，去推动不同于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生产结构，这就会产生扭曲。结构是内生的、扭曲是内生的，经济运行也会将这些内生性呈现出来。这便是新结构经济学“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

如果我们新结构经济学要进行理论创新，就应从这一视角出发，观察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发展转型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转型的各种现象，并由此进行理论创新。并且，如果我们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视角来统领理论创新，那么我们形成的理论就能有一以贯之的逻辑链条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自主的知识体系。

新结构经济学是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后来我们发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分支，无论是宏观、货币、财政，还是经济周期、产业组织、空间布局、国际贸易等等，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前提的。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其结构各有相同。

因此，如果我们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异质性和内生性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实际上可以在各个领域掀起一场“结构革命”。所以，新结构经济学虽是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提出，但想明白这点后，我们的认识更加清晰了：它实则是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我们从物质第一性的结构内生性，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化。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发达国家结构为暗含前提，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因物质条件不同而导致的结构、制度及经济运行方式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我们必须从第一性的作用出发，这实际上是对现代经济学进行一场马克思主义化的革命。

最后，谈谈对年轻朋友们的几点期盼。前面谈到，现代经济学以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起点，至今已近二百五十年，若以二十五年为一代，则已历经十代人的努力，其体系才如此完备。

坦率地讲，确实很难找到一个现象不能用现代主流理论来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未必都抓住了问题本质，但其知识体系极其完备，逻辑链条清晰，极具说服力。我们新结构经济学，从1988年开始，也不过三十八年；若从2011年耶鲁讲座正式向学界公布至今，更只有15年。相较于强大而完整的主流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仍是星星之火，亟需在座年轻朋友们，像西方主流学界那样，一代接一代地投身其中，共同努力，不断深化理论创新，方能最终构建起发源于中国的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是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

我们常说，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同样，青年也是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希望。

我特别高兴，今天在座以及线上的有如此多的青年朋友参与。如果大家真能从新结构经济学这一唯物的视角出发，总结我国以及其他国家发展转型的经验，这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正如1995年我在《经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时曾大胆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因为自亚当·斯密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就是理论创新和大师辈出的中心。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在2014年就已超过美国，展望2049年，我相信我国的经济规模能达到美国的两倍甚至更多。世界经济中心正向中国迁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必将向中国转移。各位若想抓住世界经济学中心向中国转移这一时代机遇，首先必须有“常无”的心态，绝不能简单地拿中国的数据去验证西方的主流理论。若一见到中国现象，便套用西方主流理论，那样固然能写出文章，但你无法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不仅无法抓住，还可能误导社会，因为你未能抓住中国现象的真问题。会不会像我在世行所见的那些经济学家一样，虽心怀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却因拿着不恰当的理论，花费大量金钱和项目，却收效甚微？

我们做经济学研究，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必须将改造好世界作为做研究的目标，如此方能抓住这个机遇，推动理论创新。

在这个问题上，时代机遇就在眼前，但能否抓住，取决于正确的世界观。我们不能再拿那些多属上层建筑、可归类为唯心范畴的理论来套用，而必须从唯物出发，从各个国家的物质基础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即新结构经济学“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

同时，必须有正确的、做研究的人生观——做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经由自己认识世界来帮助人们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最重要的目标，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至于能否发表，不是主要的。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不可否认，自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至今近十年，我们迎来了自主理论创新的春风，但总体而言，自主理论创新仍多处于起步阶段。新结构经济学起步较早，不过三十八年，若你现在搜索文献，相关研究仍不算多，且当前期刊的主编和评审人多仍坚守主流范式，要发表提出自身理论创新的文章面临不少困难。

但如果你以发表为目标，就很可能放弃自主创新。如果出发点是那样，就很难抓住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所带来的理论创新机遇。

所以，要迎接这个时代，既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也要有正确的人生观，清楚自己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自身认识世界，进而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最重要的目标，甚至是唯一的目标。

我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力提升，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创新方向也必然向中国转移，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大师也必然汇聚于中国。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十年前总书记开始倡导自主创新，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也特别高兴，《新结构经济学》期刊能够获批正式出版，其畅通的渠道为我们所有致力于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的同仁和青年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发表成果、相互切磋的平台。

最后，请允许我用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话做总结：“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以此与大家共勉。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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