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与陆定一,差距何在?王生所缺,究竟是何物质?
尝闻陆定一公,九二年暮年寿辰,与秦川对坐,吐肺腑之言。首句便是:“吾党腐矣。”此言出,四座皆惊。彼时改革方兴,莺歌燕舞,谁敢道此逆耳之语?陆公不惟敢言,更追问一绝命之题:“反腐之器,尽在党手。若党之首腐矣,谁来执此器?”复引列宁,谓此难题,连老祖宗亦未解。其答案也:党内自律不足恃,必引外力——群众与舆论,方成闭环。戒烟之喻,医病之譬,浅白如话,却重若千钧。
反观王蒙,亦位高权重,亦文坛祭酒,亦党员老吏。然一生言谈,何曾见如此之筋骨?何曾闻如此之拷问?陆公所问,是制度之死穴,是权力之悖论,是自我革命之极限。王公所答,则是“躲避崇高”,是“多元包容”,是“文学自主性”,是“清风不识字”般的圆融智慧。二人同出燕京,同入宦海,同遭坎坷,然暮年气象,判若云泥。
其差距,非才也,非学也,非位也,非时也。王生所缺,是骨头里的一种“物质”——钙也,铁也,亦或称之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烈士之气。
陆公之“硬”,硬在他至死都在追问“谁来管我”这个君主制的死穴。他深知,自己曾是这体制内的“大管家”,管过宣传,管过人心。但他不护短,不许自己像太庙里的石狮,只作威仪,不作吠尧。他把自己也放进了被监督的括号里,这是真共产党人的觉悟。
王蒙之“软”,非说他投降,而是他将一生的智慧,凝练成了“如何与体制温柔共存”的艺术。他是文学的太极高手,化尽天下凌厉掌风。你问他腐败如何根治?他大概会讲一个关于人性的复杂故事,劝你多看主流,莫要偏激。你问他若一把手腐了怎么办?他大约会笑笑,引一句古诗,告诉你历史自有公论,急不得。
所以,王蒙缺的那种“物质”,名叫“破釜沉舟的追问”——是宁可不写小说,也要把那层窗户纸捅破的蛮劲;是宁可不当部长,也要把那个“谁来管我”的难题砸在桌子上的莽气。 陆定一有,王蒙没有。
陆定一是一位未能完成制度设计便老去的思想者,他的遗言是“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句句不离“外力”。王蒙是一位在制度缝隙中将个人才华发挥到极致的幸存者,他的名言是“我是王蒙”,一切都可以被他的语言消解、包容、升华。
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位置不同,不可苛求。然,叹的是:同是党员,同经风雨,暮年一照,照出的是两种灵魂的底色。陆公的底色是青石,虽风化成尘,犹有棱角。王公的底色是雨花石,圆润光洁,可赏可玩,却终究少了那份砸向铁窗的声响。
文末一叹:
陆公问鼎心犹铁,
王郎袖舞笔如蛇。
同是白头说往事,
一怀冰炭一怀沙。
王蒙所缺,非金非银,非权非势,缺的恰恰是陆定一身上那股“不识时务”的倔强,与“自掘祖坟”的勇气。此物质,名曰“骨气之钙”。钙质一失,腰杆虽直,却是软骨;文章虽妙,尽是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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