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犬儒与狂热：伏尔泰的捭阖之道

18世纪法国哲学界的思想交锋，何以发展为席卷欧洲的社会运动，并塑造了现代世界的思想根基？石芳在《伏尔泰与启蒙之战，1750-1770》一书中以伏尔泰在启蒙运动中的论战为中心，基于丰富扎实的一手资料，生动呈现了伏尔泰在舆论场、话语场、权力场、名利场上采取的诸多捭阖纵横的竞争性策略，为读者展示了一幅更广阔也更复杂的启蒙运动图景。

撰文｜郝苑

《伏尔泰与启蒙之战，1750-1770》

作者：石芳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5年8月

智识的寒冬

1757年，随着七年战争的展开，法国的国内国际形势十分不利，法国对阵英国和普鲁士，在海上和陆上、殖民地和欧洲大陆都连遭败绩。极少数直觉敏锐的法国智识精英意识到，“最悲惨的挫败，已经继最快速的繁荣而来”，“最幸运可喜的表面，掩盖着最大的灾难”，“这个国家正在表面繁荣之下濒临毁灭”。但大批法国民众依旧沉醉于路易十四开启的盛世迷梦之中，他们只是把这些败绩归咎于那些对英国和腓特烈二世持有好感的法国启蒙哲人。同年发生的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未遂事件，让法国智识世界的整体氛围变得更加紧张。权力当局对出版市场采取了严厉的审查、监管和处罚措施，规定任何试图削弱宗教和政府权威的作者都要面临死刑。人们纷纷寻求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启蒙哲人成了归罪的对象之一。长期致力于扼杀启蒙思想的御用文人，欣喜若狂地将其视为发动致命一击的契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至18世纪60年代的启蒙运动大危机。

1757年10月，在王储的怂恿下，律师莫罗在官方报刊《法兰西信使》发表了一篇攻击启蒙哲人的评论《有用的公告》，他在文中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名为“卡库雅克”的野蛮人群体，这些人披着启蒙民众心智的外衣，实际上恰恰是“自然界中唯一一群为了作恶的快乐而作恶的人”。权力当局希望利用这种对哲人的误解和仇恨来转移公众的视线，御用文人在其授意下迅速跟进，在各大报刊上纷纷发表措辞严厉的批判性评论。整个公共领域掀起了一场反哲人的狂潮。

百科全书派成员勒鲁瓦为了替遭到不断袭扰的《百科全书》解围，自作聪明地使了一些花招，让凡尔赛宫廷虔诚派核心成员泰西耶大臣在没有经过认真审查的情况下，将出版特许状给予了爱尔维修的著作《论精神》。然而，该书出版后在御前会议、巴黎高等法院、罗马教廷和索邦神学院等地引发了负面的舆论风暴，泰西耶被免职，朝堂中更保守的舒瓦瑟尔-蓬巴杜夫人派系趁机夺取了审查出版的控制权。反启蒙哲人的势力企图进一步将祸水引向百科全书派，在他们的精心煽动下，巴黎高等法院副检察长弗勒里于1759年1月23日谴责了《百科全书》等著作，并最终导致高等法院决定禁止出版商出售《百科全书》，《百科全书》事业看起来已经走上了绝路。1760年则成为启蒙运动遭遇最严重挫折的一年：爱尔维修被流放到自己的领地，达朗贝尔为避免引火烧身而一言不发，狄德罗名誉扫地，卢梭则撤退到蒙莫朗西隐居起来，甚至启蒙运动的舆论喉舌《百科全书报》也遭到查禁。启蒙运动的宿敌弗雷隆洋洋得意地宣称，百科全书派“正处于被歼灭的前夕”。

然而，反哲人的势力实在是高兴得太早了。启蒙哲人确实遭遇了一场智识寒冬，但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一群高傲、深沉的斗士，寒冬对他们来说并非敌人，而是一面镜子，镜中映照出的则是其“冷冽如霜且坚不可摧”的本性。他们“具有一种镇静自若的顽强的无畏精神，愈是遇到困难就愈是坚强”，而伏尔泰正是其中的一员。《百科全书》被取缔一事将身居后方的伏尔泰召回了前线，他在18世纪60年代争夺文化权威的关键战役中有力回敬了启蒙之敌，并让启蒙哲人再次以伏尔泰为中心聚集起来。伏尔泰通过这种思想交锋，不仅巩固了启蒙哲人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将这种公开辩论与公众参与转化为变革力量，进而塑造了现代文明的思想根基。

论战的技艺

1761年10月，达朗贝尔向伏尔泰讲述了勒弗朗·彭比尼昂攻击启蒙哲人的活动，接下来他又意味深长地转述了拉封丹的寓言《猴子与猫》，在这则寓言中猴子贝特朗诱惑猫拉顿为自己火中取栗。伏尔泰迅速领会了达朗贝尔的暗示，他轻快地回答道：“贝特朗，你可以使用拉顿的爪子。”自此以后，“拉顿为贝特朗火中取栗”就成为这两位启蒙哲人在与反哲人的斗争中默契配合的隐喻，而这个隐喻本身也意味着伏尔泰在这场斗争中所承受的巨大风险。

按照如今盛行的刻板印象，法国启蒙思想似乎一经出现就碾碎了其他所有竞争者，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支配18世纪法国智识世界和公共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实际上，正如莫尔内指出，“启蒙的旅程不是一条平静的河流”，它穿越的是“一片带有消极的敌视意味的土地”，因此它不得不“同矗立在这片土地上的僵化的、表面看来不可撼动的庞然大物作斗争”。根据石芳的考证，法国启蒙哲人于18世纪中后期与反哲人的敌对势力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启蒙哲人在多个方面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在庞杂的反哲人群体中存在着多股背景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巴黎大主教博蒙为代表的护教士，他们擅长以极端的宗教信仰煽动狂热的信徒去迫害哲人，以《文学年代》主编弗雷隆为代表的世俗保守派人士，他们擅长以帝国叙事和种族叙事煽动愚昧的民众去仇恨哲人，以及那些出于自身利益而选择背叛启蒙阵营的人，他们熟悉启蒙哲人本身的哲学思路和论证方式，因而能够有针对性地在启蒙阵营内部播撒不和与冲突的种子。面对这些咄咄逼人而又阴险狡诈的敌人，启蒙哲人可谓是内外交困、腹背受敌。令形势更加严峻的是，启蒙哲人“并非一个串通的整体”，“没有什么派性”，在他们看来，“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因而他们在整体上由衷地讨厌权力斗争。当他们发现反哲人为败坏启蒙运动而施加的各种下三烂的阴谋诡计时，他们出于洁身自好的考虑，往往宁愿选择远离是非的回避与退让。

伏尔泰像。

正是伏尔泰终结了启蒙哲人的消极避战态度。熟读历史的伏尔泰深知：“认为可以用谦卑战胜傲慢的人，往往是在自欺。假如你因惧怕而对别人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让步，就暴露了你自己的懦弱，那人肯定不会止步不前，他会对你得寸进尺，使你蒙受更多的耻辱，因为他已经不把你放在眼里。此外，你还会发现，你自己的保护者也更加冷漠，因为他们觉得你这人太孱弱，太胆小怕事。但是，假如对手一暴露他的心思，你就立刻备战，哪怕在实力上逊于他，他也会高看你一眼；那些拿不定主意帮助你的人，也会更加敬重你；因为你自暴自弃而不想帮忙的人，也会因你的武装而产生施以援手的愿望。”

伏尔泰提醒人们注意，反哲人绝非仅仅满足于毁灭倡导启蒙思想的哲学家，而是企图蚕食任何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所仰赖的智识自由。绝不可天真地认为这种自由会理所当然地存在于智识世界，因为“自由的消亡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把自由通过血脉传给子孙，我们必须为它而战，保护它，将它交到后代手上，而我们的后代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否则终有一天，我们将用我们的暮年时光来告诉我们的孩子与孩子的孩子，当人们还拥有自由的时候这个世界曾经是什么样的”。

当然，伏尔泰并没有低估这场论战的艰辛与危险，他就像那些老练的军事家那样，每一次攻击无论是否成功，都会预先留下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后路，而苏格拉底就是伏尔泰在斗争形势不利时抵御敌方致命攻击的一面坚固盾牌。在伏尔泰的精心引导下，启蒙哲人将苏格拉底当成了自己的“精神祖先和象征”。作为哲人的正义事业的殉道者，苏格拉底被视为“迷信和不宽容的牺牲品”，苏格拉底被处死则是“狂热主义最大的罪恶”。启蒙哲人不仅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高度评价苏格拉底，而且还在诸多以苏格拉底为主题的讽喻现实的悲剧中刻画反启蒙势力的荒谬可笑，并将自身等同于苏格拉底的精神传人和狂热思想的受害者，他们的这些努力成功激起了欧洲君主腓特烈和叶卡捷琳娜“争夺为苏格拉底向阿尼图斯们复仇的荣耀”的强烈意愿。

尽管如此，伏尔泰明确拒绝像苏格拉底一样殉道，因为他相当清楚，就像罗马著名军事家庞培所言，“大多数人敬仰冉冉上升的红日，而非缓缓下降的落日”，苏格拉底的主题固然可以唤起接受过古典教育的上层精英的同情，但其影响力终究有限。要让启蒙思想在公共领域内赢得范围更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就有必要让启蒙哲人的形象与“太阳王”路易十四所代表的开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

正如恺撒在征战高卢的戎马倥偬之中撰写《高卢战记》，并非为了舞文弄墨，而是为了澄清他的反对势力在罗马元老院编造的谣言，伏尔泰历时二十余年完成的《路易十四时代》也并非为了炫耀自身的博学，而是为了粉碎反启蒙势力将启蒙哲人打造为英国文化盲目推崇者的污蔑。在这部厚重的历史名著中，伏尔泰花费大量篇幅呈现了路易十四卓越的政治才华和战功彪炳的军事成就。伏尔泰断言，路易十四为法国开创的兴盛昌隆时代完全可以与希腊的亚历山大或伯里克利时代、罗马的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时代相媲美，这些时代凭借着崇高伟大的精神与臻于完美的文化技艺而足以成为“后世的典范”。路易十四取得如此辉煌的政治成就和文化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深刻领悟到，“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使人民享有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自由”，因而他的开明统治充分尊重民意和法治的基本要求。

然而，这位在欧洲获得绝对霸权的法国国王在一生中也并非没有遭遇挫折，他在临终前告诫自己的继承人，“不要偏爱那些最爱讨好你的人，要器重那些为了国家利益敢于冒使你不快的风险的人，他们才是你真正的朋友”。在伏尔泰看来，路易十四的许多明智的政治决策之所以无法得到彻底贯彻，路易十四的诸多开明的政治遗产之所以无法得到有效继承，就是因为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存在着一批表面逢迎权力，实则通过兜售狂热思想来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卑鄙小人。这伙人之所以处心积虑地与启蒙哲人为敌，就是因为启蒙哲人通过理性的眼光看透了这些狂热分子愚妄无知、卑鄙无耻的丑恶本质。为了维护健全的秩序和开明的智识环境，启蒙哲人就必须“粉碎卑鄙”，与这群毫无底线地宣扬反智观念的无耻之徒战斗到底。

正是这种历史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伏尔泰批判反哲人势力的正当性。即便如此，伏尔泰依旧极其谨慎地编造了近二百个假名来发表一系列抨击反哲人的小册子。伏尔泰在其中毫不留情地指出，“在我们文学的泥坑里总会有无耻之徒，出卖了他们的笔墨”，“他们为了一点蝇头微利和一种狂妄的政治倒把丧尽了他们仅有的一点心灵和良心；他们居心叵测，暗磨毒草，而无知权贵和恶人就用来害死那些有益的公民”。

“这些蛀虫钻入文学，进行侵蚀”，“把穿凿附会跟确凿之事搅在一起，把想入非非与真实可靠混为一谈”，“把异议当作答案、把意义双关的几句话故意刁难，把一种天真的字句曲解为恶毒的语言”，倘若按照他们这样“断章取义地解释一个人的话，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被置于死地”。他们“胡乱攻击那些最可器重的人”，“辱骂那些最正直体面的人士和最好的著作，肆无忌惮到了荒谬透顶的程度”，“他们就好比那些癞蛤蟆，据说这些东西从泥土里吸了毒液，然后又把毒液传给接触它们的人”。尽管他们自命不凡，但“狂热迷信而又彻头彻尾无知的人常常是令人喷饭的人物”。他们“胡乱谈论最容易知道而他们却根本不知道的事物”，在自己的作品中充斥着“可怜的卖狗皮膏药的味道”和“最令人厌恶的恶毒言辞”，他们就像猴子，“爬得愈高，他们的屁股愈是显而易见”。至于弗雷隆这个宿敌的名字本身“就构成一种耻辱”，他丧心病狂地大规模炮制毒化智慧与良知的下流文化。伏尔泰在一首讽刺诗中说，弗雷隆的恶毒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有一天他在山谷深处遇到一条毒蛇，蛇咬了弗雷隆一口，结果弗雷隆安然无恙，那条蛇反倒被毒死了。

可以说，伏尔泰 “ 直率尖刻、机智风趣、无所顾忌 ” ，他极为擅长“咄咄逼人的嘲讽和置人于死地的奚落”，“不怀好意的花招、出人意料的虚构、滑稽可笑的移花接木”，他的这些才能“在这些小册子作品中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对手虽然也不断做出反击，但“伏尔泰的论战风格多变、趣味盎然，笔下总有源源不断的‘笑话’来娱乐读者，同时揭露世间的不合理、不公正”，他的论辩能力“是反哲人对手们远远不及的”。

伏尔泰论战的最佳策略就是“以笑为武器”，他总是能够“让看笑话的人站在自己一方”，而他的对手们不管如何负隅顽抗，总是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由民众的嘲笑、嗤笑和讥笑组成的暴风雨之中。正如柏格森所言，“不管你把笑看成是多么坦率，笑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些和实际上或想象中在一起笑的同伴们心照不宣的东西”。为了更好地理解伏尔泰压制对手的策略，就有必要弄清楚，人们在这些笑声背后心照不宣的究竟是什么。

伏尔泰（左）与腓特烈大帝。

撕碎伪善的面具

萨德侯爵是18世纪一位颇具争议的法国作家，他在其完整篇幅长达四千页的长篇小说《美德的不幸》中着力刻画了巴黎金融巨子的一对性格对比鲜明的姐妹，姐姐鞠丽埃特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妹妹鞠斯汀娜天真单纯、温柔怯弱。一场可怕的破产令她们的父亲忧伤离世，这对姐妹随即被抛向残酷的社会。鞠丽埃特凭借自己的诡计和手腕扶摇直上，成为上流社会的男人竞相追求的洛尔桑日伯爵夫人。鞠斯汀娜坚守道德，尽管屡遭欺骗和凌辱，但她始终以尊从自己“天命”的理由拒绝反抗。帮助她一起越狱的杜布瓦夫人听了她的这番陈词滥调后忍不住反驳道：“你狂热地当做偶像来崇拜的天命，注定我们像蛇在草丛中爬行那样匍匐于屈辱之中。人们对我们只有蔑视，就因为我们软弱可欺；我们的嘴唇只有苦汁可饮，我们的脚步踏着的只是荆棘……你要我们永远屈从，永远卑下，而主宰我们的那些人却拥有命运的一切恩典，归我们所有的只是艰辛、沮丧、匮乏和眼泪”，这种仅仅单方面要求弱者绝对顺从的道德配得上公正的美名吗？

杜布瓦夫人的反驳不可谓不犀利，但无法撼动鞠斯汀娜顽固的头脑。在随后的冒险生涯中，鞠斯汀娜的这种迂腐而又狂热的思维模式，理所当然地让她陷入了更多的陷阱与圈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遇到的那些所谓的“智识精英”和“精神导师”尽管在公开场合极力将自己表现为批判自由思想“遗毒”、捍卫传统道德的“正人君子”，但在私下里却恰恰是毫无底线地在妇孺身上大施淫威的暴虐狂徒。正是在这些欺世盗名的卑鄙之徒的连番构陷下，鞠斯汀娜蒙冤受屈被判处死刑。在她姐姐的情夫科维勒的帮助下，饱受折磨的鞠斯汀娜虽然洗清了自己的冤屈，但她最终仍在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中被雷电击穿胸部而死。

在不少恪守教条的文学批评家看来，萨德侯爵的小说或许难登大雅之堂，但西蒙娜·波伏娃敏锐地指出，在萨德貌似悲观的黑色小说中蕴含着一种对伪善的强烈批判意识：“有一种思想是萨德在他全部的悲观主义中都在极力拒绝的，那就是忍受的想法。这就是为何他憎恨人们用美德的名义来装饰的这种屈从的伪善；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于恶的统治的愚蠢屈服，原样照搬社会对它的表现；通过这种伪善人类同时也拒绝了自己的本真性与自由。”而萨德的黑色小说之所以能在他同时代各个阶层的读者中获得广泛的共鸣，这也与路易十五时代法国社会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有着密切的关联。

《美德的不幸》法语版书封。

按照刻板印象，启蒙哲学家似乎倾向于持有乐观幼稚的进步史观，但这无法适用于伏尔泰。伏尔泰经过大量历史研究所得出的教训往往是悲观的：“世界大事的历史简直就是各种罪行的历史。世俗者和教士们的野心使得没有一个世纪不充满着可怕的罪行”，“如果浏览一下世界史，人们就会看到弱者常受惩治，而罪大恶极者逍遥自在，世界是抢劫掠夺、胡作非为的一个大舞台”。正是这种颇为悲观的历史意识让伏尔泰对路易十五时代的道德弊病有着清醒的洞识。

在伏尔泰看来，路易十四累积的时代红利激发了凡尔赛宫权力精英的疯狂赌徒般的贪婪，这种疯狂的贪婪又引发了“风习败坏和道德沦丧”，权力精英热衷于通过战争中的投机行为来为自己攫取巨大的利益。“几个野心勃勃的人想突出自己，抬高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把法国推下这场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的深渊。”短视的投机心态令法国与错误的国家结盟，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在这场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进行期间，法国丧失了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青年，半数以上在王国流通的现金，它的海军，它的贸易和它的信誉”，“同它在过去两百年对外战争期间的情况相比，这时法国在与奥地利联合，人力、财力都似乎更加枯竭”，法国为援救西班牙而花费的钱财甚至“多于自路易十二以来为了打垮这个国家所花费的钱财”。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开始察觉到，这个国家所谓的“堆金积玉、富甲天下，只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这所有荣华威势、所有繁荣兴隆，都有如夜间梦幻，统统烟消云散，无影无踪”，尽管整个法兰西王国正逐步“陷入一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混乱状态”，但启蒙哲人的对手们依旧在公共领域内编织着盛世迷梦的神话，而他们也仍然有一批曾经受益于时代红利而志满意得地罔顾现实的忠实读者。“最唐突的神话最容易被思想贫乏的人接受”，“愚昧民众的轻信是任何一个善于诓骗者收益的源泉”，正是这种虚伪浮夸的扭曲舆论给鞠斯汀娜灌输了一大堆无可救药的奴隶道德，正是启蒙哲人的宿敌诱使鞠斯汀娜一步步走向绝望的深渊。人们从鞠斯汀娜的悲惨遭遇中不难看出，“某些人出于野蛮和贪婪，利用别人的纯朴而把别人愚弄到何等地步”。

在萨德的黑色幽默小说里，鞠斯汀娜的迂腐头脑或许略显可笑，但她的悲惨遭遇终究令人心生悲悯，真正可笑的则是鞠斯汀娜遇到的那些自封为“智识精英”或“精神导师”的欺世盗名之徒。作为启蒙哲人的宿敌，这些人发自内心地仇恨通向自由和民主的理性之光。他们会根据荒谬的原则构思宏大的理论体系，他们会撰写卷帖浩繁的书籍，会发表各种不同的见解，“而这么多书籍和见解也不过证明是愚昧无知罢了”。“他们粉饰一切事实，只追求无聊的舞文弄墨。他们从古希腊学到的只是摇唇鼓舌，争论的则是宫廷琐事”，他们挖空心思构造关于道德和信仰的冠冕堂皇的学说，却只不过是为了遮掩自己淫乱宫廷和秽乱学园的丑行。

绝不可低估萨德式的文学在启蒙运动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正如罗伯特·达恩顿指出，在18世纪的法国存在着一个以制作和传播非法文学为生的庞大地下世界，在这个地下世界热销的并不是启蒙哲学家撰写的曲高和寡的学术作品，而是诸如《修道院里的维纳斯》《蓬巴杜侯爵夫人回忆录》这样充斥着萨德风格的地下文学，但由于后者巨大的发行量和阅读量，它们更有力地削弱乃至消解了启蒙之敌道貌岸然的权威形象。对于这些伪君子宣讲的道德，卢梭不无嘲讽地评论道：“要小心‘道德’这个过分抽象的词，华而不实，是一个故弄玄虚的词，只能用来迷惑他人，而不能用来陶醉自己。当我想到那些一肚子私通苟合的人却公然满口的道德时，我便不寒而栗”，卢梭进而告诫这些声名狼藉的虚假权威，“谁宣讲一种自己不愿意身体力行的道德，谁就会遭遇厄运！一个受情欲的驱使而那样盲目行事的人，必然会受到情欲的惩罚，并失去他用荣誉去换取的感情。”早已丧失荣誉和威望的伪善者在公开论战中遭到伏尔泰的嘲讽，这自然会在已经洞悉其真实面目的民众中引来阵阵嘲笑。

路易十四像。

弗雷隆之流不仅在私人生活中的表现是虚伪的，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论则更加虚伪。石芳提醒读者注意，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启蒙哲人不是“思辨的哲人”，而是“行动的哲人”。伏尔泰深信，哲人“首要的责任是公正”，“毫无危险的德行是没有的；正因为有危险，贯彻这种德行才高尚”。因此，每当社会出现冤案，只要冤案有获得纠正的可能性，伏尔泰就会倾尽全力为受冤屈的弱者奔走呼号。伏尔泰仗义执言，不惜得罪权贵，三次被关进巴士底狱，一次被流放到英国。正如雨果在伏尔泰百年忌辰纪念活动上所言，“只有一种伟力，那就是为正义服务的良心，只有一种光荣，那就是为真理服务的天才”，像伏尔泰这样的天才理所当然地会赢得知晓真相的民众的广泛尊崇。相较之下，弗雷隆之流尽管平时开口高卢的大义，闭口法兰西的荣耀，热衷于把自己装扮成正义人士，但只要面对普通人的不公与苦难，他们就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伏尔泰记录的一则关于路易十四的轶事，则意味深长地呈现出了这个群体的某种整体特征：

一天，路易十四下双六棋。有一步棋子有些含糊不清之处，于是发生争执。在场的内宠近幸都一声不吭。正好格拉蒙伯爵走来。国王对他说：“您来给我们评断一下吧！”伯爵说：“陛下，是您错了。”国王说：“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就说我错了呢？”伯爵答道：“啊，陛下，难道您还看不出来，只要这里面有一点可疑的地方，这些先生们就一定会说您是对的。”

在伏尔泰看来，没有什么比背弃正义公理、卑躬屈膝地迎合权势的行为更加可耻。这样的人假仁假义，奸险狡猾，挟私陷构，挑拨离间，趁人不备，偷施暗算，他们这一辈子几乎干尽了各种卑鄙无耻的勾当，却还在公开场合大模大样地假充正义，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的吗？

必须承认，伏尔泰的这些捍卫正义的言行给波旁王朝的权贵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他们何以会一再容许伏尔泰继续在公共领域发声？某些笃信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人甚至认为，“行恶不能半途而废”，倘若路易十五时代的权力精英彻底压制伏尔泰这样的启蒙哲人的声音，他们或许就能确保自己的后人不会由于法国大革命而血流成河。然而，倘若充分考虑伏尔泰那个时代的政治博弈，人们就会明白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粉碎卑鄙，消解狂热

1757年1月5日下午五时三刻，一个名叫罗伯特-弗朗索瓦·达米安的瘦高男子在法国国王准备踏入四轮马车前往特里农宫时，突然冲开国王卫队的警戒圈，将随身携带的弹簧刀刺入路易十五的右肋。路易十五流血甚多，幸亏其身披的厚重冬衣，国王才在这次暗杀事件中幸免于难。在反对启蒙哲人的保守势力的精心引导下，法国民众一度以为达米安是受启蒙哲人激进思想煽动的牺牲品，但调查结果表明，达米安刺杀国王的动机源于某些在表面上宣称忠实于王权的教士全力宣扬的狂热信仰。伏尔泰果断抓住这个有利形势，与世俗权力结成联盟，代表启蒙哲人发起了一场针对狂热信仰的绝地反击。

尽管法国民众倾向于将达米安视为一个在本性上不可救药的嗜血暴徒，但伏尔泰指出，在狂热信仰的蛊惑与煽动下，民众就会日趋偏执和愚昧，他们“越是愚昧无知、荒诞不经，就变得越不容异己、野蛮残忍。当理性受到歪曲，被腐蚀毒害时，人就必然变得粗鲁野蛮起来。这时社会只不过是个相互轮流吞食的兽类和审判狼、狐狸的猴子的混合体而已”。

伏尔泰经过历史研究发现，在所有的狂热信仰中最可怕的一种就是可以追溯至约阿希姆的末世神话。每当欧洲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时，就会有野心家将自己装扮成解救人类危机的弥赛亚，这些伪弥赛亚和敌基督者打着绝对正义和绝对真理的旗号煽惑民众砸烂旧世界，创建他们所鼓吹的可以实现绝对平等的新世界。所有这些无耻之徒都公然自称“上帝的代理人和国王们的主人”，但实际上“这些狂热分子既荒诞又狂暴。这些连小孩也要嗤之以鼻的人大肆杀戮，制造恐怖。他们是所有的人中间最疯狂的也是最可怕的人”，“他们狂热地主张原始人类的那种平等，而这种平等与他们自己的野心又完全格格不入”。即便他们侥幸在欧洲的某些地方获得绝对的支配权，他们也根本无法实现他们原先承诺的平等理想。

《路易十四时代》

作者：[法]　伏尔泰

译者：吴模信　等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1年5月

伏尔泰警告说，绝不可幼稚地认为，狂热的信仰可以提升整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恰恰相反，“当人类的精神极度亢奋狂热之后，就会变得消沉，逆来顺受，无动于衷。这种情形对个人和各个民族均是如此”。西班牙在其宗教狂热达到顶峰时建立了异端裁判所，“法庭根本不让被控者同控告者对质，只要有密告，法庭就深信不疑。直到那时还是闻所未闻的这种审判方式，使西班牙人个个胆战心惊，人与人之间不相信任，再也没有朋友，再也没有社交，哥哥害怕弟弟，父亲害怕儿子。”

无论如何，万马齐喑和奴性横行都绝不可能导向良好的道德风尚。“只有迷信的愚昧加上权力作为武装，才会使人性堕落到如此地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为了铲除异端而创造出来的裁判所，恰恰是最使新教徒远离罗马教廷的东西，是他们憎恨的对象；新教徒宁死不屈，圣职部的涂了硫磺的号衣，成了新教徒永远联合起来与之进行斗争的旗帜”。

伏尔泰相当清楚，“下层民众总是爱走极端，行动粗野”，“正因为软弱，所以为人残忍”，只要用狂热的思想对他们稍加煽动，他们就可能做出各种灭绝人性的暴行。纵观法兰西王国的历史，类似达米安这样具有破坏性的狂热分子并不少见。1594年，宗教狂热分子让·夏特尔谋刺法王亨利四世。1610年，狂热的天主教徒拉瓦亚克杀害了亨利四世。各种狂热分子还打着信仰的旗号破坏稳定的政治秩序，挑起无数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可见，狂热的信仰可以把“如此温驯的民族改变成凶猛的野兽”，“把下层民众和青年变成了狂人”！

伏尔泰理性审慎的历史反思，让头脑清醒的权力精英不得不承认，在欧洲历史上“有那么多君主做了狂热信仰的牺牲品”，造成他们悲剧的“唯一根源就在于愚民”，“是他们使迷信盛行于世的”，“正是那些成为迷信的奴隶的普通老百姓要求他们的主人也成为迷信的奴隶。只要你容忍你的臣民被狂热的信仰弄得盲目轻信，那他们就要迫使你也跟他们一样狂热盲从。如果你去掉他们身上的、为他们所喜爱的枷锁，他们就要起来反抗。你曾以为狂热信仰的锁链越是沉重、坚硬，你的臣民就会越发俯首听命，你错了，他们会用这锁链把你束缚在王座上，或者把你从王座上拉下来”。

伏尔泰断言，“那些最迷信的时代总是穷凶极恶的罪行最多的时代”，狂热的思想和信仰，犹如天花那样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治疗这种传染病，除了哲学精神以外，没有旁的药剂。哲学精神一旦逐渐传播开来，就能使人类移风易俗，预防这种病的传染；因为这个病一旦传播开，就必须躲避，等待空气澄清。法律和宗教都不足以制止灵魂的瘟毒”。虽然“同样的迷信狂热似乎注定要在世界舞台上不时地重新出现”，但哲学所蕴含的理智在任何时候也会始终如一地去抵制迷信和消解狂热。

波旁王朝的权力精英并非没有意识到狂热信仰对他们自身构成的威胁。事实上，他们固然经常利用狂热的信仰去煽动愚昧的民众压制启蒙哲人的自由思想，但恰如莎士比亚所言，“需要毒药的人，并不喜爱毒药”，他们实际上相当害怕过分助长狂热的信仰，以至于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狂热分子尾大不掉反噬自己，因此这些权力精英反过来也会鼓励启蒙哲人去牵制狂热分子，以便在智识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实现一种“左右互搏、斗而不破”的平衡状态。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哲人非但没有破坏这种政治秩序，恰恰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启蒙哲人消解狂热信仰的艰辛努力，路易十五时期的法国才得以避免被约阿希姆式的终末神话卷入社会动荡乃至革命的洪流之中。

凡尔赛宫的廷臣并非不懂得权力制衡的重要性，但他们制造权力平衡的技艺缺乏洛克与孟德斯鸠所设计的政治蓝图的规则化和制度化优势，因而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偶然的机运。正如石芳指出，“（18世纪）60年代以后，启蒙运动中更加激进的狄德罗-霍尔巴赫派日益活跃，与温和的伏尔泰-达朗贝尔派分歧日益变大，直到70年代‘哲人派’最终瓦解。”伏尔泰对激进的启蒙思想中呈现的越来越强硬的无神论立场颇为不安，在他看来，“无神论与狂热的信仰原是一对能够吞噬和分裂社会的怪物”，“当一种旧的谬误牢固形成之后，统治者便用它作为马嚼子，由平民百姓套在自己的嘴里，直至另一种迷信把它摧毁，而统治者又像利用第一个谬误一样，把这第二个谬误利用起来”。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无神论同样有可能发展成一种威胁自由和侵蚀健全秩序的迷信。这种迷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发挥的强大破坏作用，恰恰证明了伏尔泰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

虽然伏尔泰在自己的作品中经常流露出对理性与进步的乐观态度，但他对启蒙事业可能遭遇的艰难险阻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路易十四时代》的结尾处坦然承认：“理性输进博学之士的头脑如此缓慢，几乎还不能在圣师们的心中露头，更难在一般平民心中萌生。理性必须首先在首要人物的头脑里确立，然后逐步下达，最后主宰百姓。百姓对理性并不了解，但是由于看到他们的长上已经变得温和节制，于是群起仿效。这是时间的伟大功业之一，但这个时代尚未到来。”

伏尔泰离世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社会一再出现背弃理性、沉迷狂热的可悲现象。即便在今日，仍然有一群极端的民粹主义者苦心孤诣地利用狂热的思想与信仰来破坏开明包容的世界秩序，通过制造冲突与混乱来为自己攫取巨大的利益和权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境域和生存处境下，伏尔泰所开创的致力于粉碎卑鄙、消解狂热的理性启蒙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而面对当下新型狂热思潮和狂热信仰的挑战与冲击，这项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事业依旧任重道远。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郝苑；编辑：李永博；校对：翟永军 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