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观察｜印度邦选大变天，地方老牌政治堡垒为何接连失守？

5月4日，印度西孟加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阿萨姆邦的邦议会选举，以及联邦直辖区本地治里的议会选举同步开票，不少印媒称之为“印度政坛的一次地震”。几个长期稳定的地方政治堡垒同时被撼动。

西孟加拉邦，印度人民党（BJP，下称印人党）以207席击败执政15年的草根国大党（TMC），首次拿下该邦；泰米尔纳德邦，电影明星维杰（Joseph Vijay）领导的泰米尔胜利大会党（TVK）首次参选即获108席，打破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与全印安娜达罗毗荼进步联盟（AIADMK）的长期轮替；喀拉拉邦，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I-M）失去最后一个邦级政权；阿萨姆邦，印人党以82席实现三连任。

这轮邦选说明，印度老牌地方政党的基本盘正在松动。长期执政积累的优势，已难以抵消就业、腐败和换代压力。各邦结果虽有不同，但逻辑一致：旧政治机器正在失灵，谁能把焦虑转化成选票，谁就赢得选举。

旧堡垒接连失守

本轮邦选放在更长周期里看，意义更清楚。国大党体系衰落后，印度地方政治曾长期处于强烈反现任状态。2010年代以后，一批地方强人依靠个人品牌和福利承诺维持执政。如今，这套模式开始松动，选民开始重新寻找政治出口。地方强人过去能压住反现任情绪，现在越来越难压住选民的求变心理。

西孟加拉邦选举是本轮最具标志性的结果。印人党得票率约45%。印媒估算，这相当于拿下西孟邦约三分之二的印度教徒选票，动员程度甚至超过古吉拉特等印人党的传统堡垒邦。印人党在穆斯林人口约27%、长期被视为执政禁区的西孟加拉邦首次执政，政治分量极重。印度总理莫迪将此形容为“莲花从甘戈特里（Gangotri，印度教圣地）开到恒河入海口”，宣示印人党从北印度腹地推进到东部沿海。

草根国大党失败，首先源于治理失信。学校招聘腐败案触及青年就业，RG卡尔医学院（R.G. Kar Medical College）强奸杀人案放大政府问责危机，基层寻租削弱农村信誉。印人党则把反腐、边境安全和非法移民议题连在一起，强化印度教选民动员。同时，穆斯林多数地区反对党票源分散，草根国大党票仓松动。选前争议较大的选民名册特别强化修订（SIR），即集中核查和删改选民资格，也在穆斯林聚居区压低其动员空间。印度教票集中、穆斯林票分流与SIR争议叠加，共同压缩了草根国大党的生存空间。

阿萨姆邦显示出印人党整合地方焦虑的能力。印人党籍首席部长萨尔马（Himanta Biswa Sarma）把外来移民问题集中指向孟加拉穆斯林移民，并将本地身份、非法移民、就业承诺连成一套叙事。萨尔马原为国大党干将，2015年转投印人党。其上届承诺10万政府职位，实际完成约15万，使本届20万岗位承诺更有可信度。而国大党未能把失业、腐败等议题转化为跨族群诉求，反而被压缩到穆斯林人口较高选区。阿邦结果表明，印人党已能把边境身份焦虑稳定转化为多数派政治优势。

泰米尔纳德邦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影星维杰领导的泰米尔胜利大会党，将反旧政治情绪转化为不依附印人党的出口。维杰被称为“塔拉帕蒂”（Thalapathy，意为“领袖”），其影迷组织长期从事公益和基层动员，为新党提供初始基础。该党首次参选即获108席，胜区集中在金奈（Chennai）等城市地区。维杰一面攻击老达罗毗荼政党的腐败和家族政治，塑造“干净替代者”形象；一面称印人党为“意识形态对手”，强调达罗毗荼意识形态和社会正义。该党由此成为不满旧两党、又不愿转向印人党的选民出口。

喀拉拉邦表面上是传统轮替，实则显示左翼吸引力下降。印共（马）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过去依靠公共服务和卫生教育优势维持支持，但维贾扬（PinarayiVijayan）执政十年后，权力集中、青年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大批受教育青年被迫前往海湾国家或印度其他邦谋生，削弱了左翼叙事的说服力。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本次获胜，主要是承接反现任情绪和少数群体重新集结，并非该党全国竞争力回升。

此外，本地治里规模有限，但印人党盟友全印NR国大党（All India N.R. Congress，AINRC）连任，使该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保住南部沿海一处小型据点。

上述结果说明，印度地方强人的稳定模式正在松动。过去，长期执政本身可以转化为组织优势。现在，长期执政也会变成政治负担。正如政治分析家梅赫塔（Pratap Bhanu Mehta）在选举后撰文指出的，“当下印度政治是一个例外主义不断消失的故事。两个最根深蒂固的地方政治势力已经崩塌。加尔各答陷落了，金奈出现了裂缝。”地方强人如果无法重新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就会为旧政治机器的失灵付出代价。

仅靠福利政治难以续命

印度本轮邦选暴露的深层困境在于，福利政治成本越来越高，非右翼政治能动员选民的资源却越来越少。前者限制财政空间，后者削弱反对党吸引力，两者叠加，使老牌地方政党越来越难维持旧有基本盘。

财政压力已很明显。印度2025-2026年度经济调查显示，各邦无条件现金转移支出约1.7万亿卢比（约合人民币1224.38亿元），约半数邦处于收入赤字。西孟和喀邦债务占GDP比率长期处于30%至38%的高位，泰邦产业基础较强，但未偿债务同样升至2026-2027年预算的约10.6万亿卢比，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比例已超两成。福利支出持续扩张，正在挤压工业投资和基建空间。各党靠福利争取选票，却削弱了创造就业和长期治理的能力。这才是福利政治真正的代价。

财政之外，福利也越来越难带来新的政治信任。选民会接受补贴，但不会忽视就业失败、考试腐败和基层寻租。西孟邦一位高学历年轻人说出了许多同龄人的心声：“政府给本硕毕业生每年1.8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500元）补贴，但我们没有工作。”福利能安抚生活压力，却填不上机会缺口。这是老牌地方政党面临的共同上限。它们在福利竞争中越陷越深，在就业和治理问题上却给不出切实方案。

这个困境对非右翼政党尤其致命。印共（马）和达罗毗荼进步联盟曾有真实历史基础，前者依托土地改革和工人运动，后者依托反婆罗门运动和语言民族主义。但长期执政后，这些传统逐渐变成口号，党内权重更多流向部长、地方官员、承包商等资源分配者，政策革新空间被压缩。政治分析人士罗山·基肖尔（Roshan Kishore）用“无人生还”形容反印人党阵营，强调的正是其地方堡垒接连失守。更深层的问题是，老牌反对党越来越难提出有吸引力的执政替代方案，能与印人党竞争的工具几乎只剩更高福利承诺。

国大党的问题最典型。它仍能批评印人党，却很难重新进入印人党的社会基础去争夺选票。政治编辑DK·辛格（DK Singh）以匈牙利总理毛焦尔（Peter Magyar）作对比。毛焦尔挑战欧尔班（Viktor Orban）时主动进入执政党票仓，重新争夺爱国主义和国家利益的解释权。而国大党则更多向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靠拢，强化已有支持者认同，很少真正争夺已流向印人党的选民。政治资源枯竭的政党，最终只能在不断缩小的票仓里挣扎。

印人党能在这一背景下扩张，靠的是非右翼阵营难以复制的政治组合。基肖尔将其比作“在物质面包上涂抹印度教民族主义果酱”。福利提供现实利益，印度教民族主义提供身份归属，强治理叙事将二者连接。它的关键在于，印人党不完全依赖财政资源。即便福利竞争陷入困境，身份政治仍能提供非财政性动员能量，这是反对党难以复制的优势。

泰米尔纳德和喀拉拉这两个南部邦的选举结果则说明印人党的这套组合仍有边界。这两邦能抵御印人党，靠的是长期积累的地方治理基础。泰邦有产业政策和制造业积累，喀邦有公共卫生和社会发展体系，选民评价政党时有超出补贴的标准。印人党的身份动员和现金转移在此效果有限，正是因为这些地方已形成更高的治理预期。这也说明，走出福利竞争困境的真正出路，是建立可靠的治理能力和执政口碑。但在当前选举压力下，各党最有动力做的，仍然是承诺更多补贴。

印人党面临更大的治理考题

印人党版图扩大后，治理压力也随之上升。过去可以归咎于反对党执政的地方问题，正在变成印人党自己的执政责任。西孟邦治理和多邦协调成本，将共同检验该党能否把选举扩张转化为稳定治理。

第一，西孟邦胜选将检验印人党治理能力。该邦工业长期下滑，左翼和草根国大党过去多归咎于中央资源倾斜。如今中央与西孟同属印人党阵营，“双引擎政府”（double engine sarkar）从口号变成责任。中央是否持续投入资源、西孟邦能否扭转衰退，将检验其承诺含金量。基层压力也会同步转移，就业不足、财政压力、地方承包商网络、少数群体关系和边境问题，都将变成印人党的包袱。此外，印人党若大量吸收草根国大党旧干部，这虽可补足基层组织，也可能接收腐败和暴力。由此看，西孟邦考验的是印人党能否把选举机器转化为治理能力。

第二，西孟邦变天将牵动印孟关系。过去草根国大党在蒂斯塔河（Teesta River）水资源分配、边境管理等问题上常形成地方牵制。如今中央与西孟邦同属印人党阵营，协调阻力下降，但边境和移民议题也更容易被政治化。若印人党继续围绕“非法移民”“孟加拉国穆斯林”进行动员，孟加拉国内反印情绪将被进一步刺激。进一步看，印度越是把邻国问题用于国内政治，越会压缩自身在南亚的政治空间，也越容易促使孟加拉国、尼泊尔等邻国寻求外部平衡，印度在周边国家中的回旋空间也越可能被削弱。

第三，党内集权与多邦治理的张力增加。2014年以来，印人党组织高度围绕莫迪展开，忠于中央的人在多个邦获关键位置。这套模式有利于选举动员，却会在多邦治理中放大中央协调压力。例如，当前萨尔马在阿萨姆邦已积累独立政治资本，而西孟邦首席部长人选也将牵动党内派系与中央意志。印人党掌控的邦越多，中央协调成本越高，过去把地方问题归咎于反对党执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因此，本轮邦选后，印人党收获的不只是胜利红利，也包括更多地方治理难题。2029年印度大选前，关键问题不只是印人党能否继续赢，还在于它能否消化胜选后接手的压力。若民生、经济和安全问题继续累积，选举扩张最终可能变成执政包袱。

2011年，草根国大党强人玛玛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高喊“母亲、土地、人民”（Maa Mati Manush），终结了左翼阵线在西孟邦三十四年的执政。十五年后，印人党以“变革”为口号打倒了玛玛塔，并称“她欺骗了几乎所有人”。两句话的逻辑如出一辙：前任许诺了变革，失败了，现在轮到我们。每一次变革的承诺，都是对上一次变革失败的控诉。问题在于，在印度，换掉旧政权容易，摆脱旧政治很难。

（陈卓，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