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成风，正在毁掉正常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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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家长乃至于学生举报教师、学校的新闻不胜枚举。

行使监督权并无问题，问题在于，大量举报是不实乃至恶意举报，不论最终核实教师和学校对错与否，举报人都不需要承担任何代价。而但凡教师和学校有一点错误，几乎只要举报必有惩罚。

悲哀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举报已经成了部分人群针对教师和学校肆意发泄情绪的“鸡毛令牌”。

九成举报根本不成立

据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2024年10月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今年1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其余不属实的举报中，不乏恶意举报行为。”

这还只是2024年一基层教育局的数据，根据这一比例，超过九成的举报是无中生有。

那些毫无根据的举报都举报了些什么呢？

学生课堂上丢了一块橡皮——老师监管不力；

老师开展批评教育——老师针对孩子；

老师回复信息晚了一点——对学生和家长不重视；

老师中午在办公室吃外卖——为人师表形象不佳；

老师的着装稍显时尚——有损师德师风……

更荒唐的是，布置作业“太多”和“太少”，或者对学生“太严格”和“太宽松”，类似两个极端的举报也会出现在同一位教师身上。

在前面提到的128条举报中，不乏恶意举报行为，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一名学生犯错被老师批评后，拨打市民服务热线举报老师“体罚殴打学生”“用棍棒打学生的手”“辱骂女生”。经核查，均不属实。

然而，即便不属实，乃至明显恶意，举报者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当老师不敢管教学生

需要声明的是，举报机制本身没有问题。监督教师履职，是家长和学生的正当权利。对真正存在问题的教师进行处理，也理所应当，这对净化教师队伍、保障学生权益是必要的。

问题在于——当举报变成一种随意的、零成本的习惯，当绝大多数举报根本不成立，当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为了“息事宁人”不问是非就先处理老师，整个教育生态就开始朝着危险的方向倾斜。

这几年，有多少老师选择“躺平”了？有多少老师面对课堂乱象，收起了原本想要教育学生的那只手？

摘引《半月谈》的那篇报道中的案例：

几年前，程老师被学生家长举报，理由是“管教学生过于严格”。从那之后，当学生出现不当行为时，程老师不再严厉批评，而是轻声细语地讲道理。这让一些学生觉得“犯了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班级纪律越来越差。

2023年6月，又有学生家长以程老师“自从上次被举报后，对学生不闻不问，导致班级纪律等各方面越来越差”为由，再次举报了她。

教书育人这件事，原本应该是家校协同、相互信任。现在却演变成了：家长动嘴，老师背锅。管了怕出事，不管要被骂。

举报成风，造成的危害不限于以下几点：

其一，消耗教师的职业尊严与教育热情。无端举报催生了教师群体的普遍消极自保策略。为避免纠纷，一些教师开始减少课堂互动、放弃必要的教育惩戒。

其二，挤占教师的教育精力和相关部门的行政资源。处理每一桩举报，从教师到学校再到教育部门都需要进行相关的调查、沟通、写材料等程序，挤占了本应用于教学研究、家校沟通和学生发展的宝贵资源。

其三，破坏家校之间的信任基础。举报被部分家长当作施压或发泄情绪的工具，这使得本就脆弱的家校关系更加举步维艰。

最终，所有危害都将指向学生。当教师因害怕举报而不敢管学生时，受影响的终究是学生的成长。

五个方向举报成风的三大根源

问题已如此严重，那根源究竟在哪里？贵州教育报数字报特约评论员卫功立的分析鞭辟入里（以下三段引自《贵州教育报数字报》2025年12月30日文章《莫让不实举报扰乱教育秩序》）：

1. 最直接的动因，是举报成本过低，近乎“零风险”

当前，家长通过市民热线、政务平台、社交媒体等渠道进行举报十分便捷，而核查不实后，举报者往往“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这种低成本、高“收益”（迫使校方关注其诉求）的博弈，客观上鼓励了部分家长滥用投诉权，甚至将举报作为提出无理要求或发泄不满的首选方式。

2.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家校信任危机与角色认知的错位

一方面，在部分家长看来，教师在学校教育中处于强势地位，投诉是制衡、监督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教师却深感自身是“低成本伤害”的牺牲品，一通匿名电话就可能启动令其疲惫不堪的调查程序。这种相互视为“对手”而非“盟友”的认知，使得沟通渠道堵塞，矛盾极易升级为对抗。更有甚者，个别学校管理简单化，出现鼓励学生相互举报以维持纪律的扭曲做法，这进一步毒化了校园的信任文化，教会孩子的是监视与背叛，而非自律与诚信。

3. 关键的制度诱因，则在于考核与管理机制的偏差

一些地方在考核学校时，对信访维稳工作赋分过重，存在“但凡有投诉，学校管理就有问题”的简单逻辑。这导致学校在面对投诉时压力巨大，为了“息事宁人”、尽快平息舆情，有时会不分是非地要求教师妥协道歉，形成“谁闹谁有理”的错误导向。这种处理方式，无异于对不实举报的变相鼓励。

刹住不实举报的风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李瑞芳提出建议：规范教育投诉秩序，严惩恶意举报，司法、公安、信访等部门依法惩治恶意举报、诬告陷害学校及教师的违法行为，营造清朗教育网络环境。这是从政策层面的“硬约束”。

要让举报不再“零成本”，最基本的制度应该是：实名举报、证据齐全、调查严谨、诬告追责。同时，教育管理部门需要改变“有诉必问、有诉必罚”的简单治理模式，建立更科学、规范、人性化的投诉核查机制。

事实上，教育部也已在政策层面推进相关工作。2025年以来，教育部先后落实师德违规“零容忍”原则，同步推动健全教师权益保障机制，明确提出及时澄清涉师不实举报，并会同公安部严厉打击诋毁、污名教师等违法行为。

与此同时，面对持续升温的举报态势，教师群体自身的权益保障也在制度层面被纳入改革视野。可以期待即将修订的《教师法》，能够从法律层面明晰教育惩戒权边界，为教师正当履职撑起法治保护伞。

但制度之外，还有更深层的东西要修复——教师的困境，归根结底是信任的缺失。

一个班几十个孩子，每个孩子的性格、家庭背景、学习习惯都不同。老师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个家长百分之百满意。但这不意味着老师就应该活在随时被举报的恐惧中。

对于家长来说，遇到问题时先与老师进行理性沟通、了解情况、寻求共识，远比情绪化地按下举报键更有建设性。学校的投诉处理机制也应设置前置程序，鼓励家校之间先对话、后投诉。

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还需要媒体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普及科学的教育理念，引导家长形成合理的教育预期，理解教师工作的专业性与复杂性，重建健康、合作的家校关系。

总之，别让我们的教育，最后只剩下“一个字都不敢多讲”的悲哀。跪着的老师，真的教不出站着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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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校长内参

编辑丨智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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