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下午,高市早苗在堪培拉战争纪念馆俯身下跪、献花的画面一出来,更贴近的理解却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把球抛出去”的政治动作:把姿态做得足够到位,把责任表述得尽量轻,同时把外界关注点从更敏感的亚洲战场议题上挪开。
她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前,还先去了一趟越南。越南在二战期间同样遭受日军进入以及实际占领,从1940年前后到1945年撤出,历史创伤并非一句“翻篇”就能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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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越南行程当中,她对历史议题基本采取回避处理方式,更谈不上去烈士陵园开展致歉、献花、下跪这类“高规格动作”。随后在5月4日下午,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下跪场景突然上演,镜头在庄严空间里把动作细节放大,照片快速扩散。
促成这一动作的缘由并不复杂:鉴于日本对澳大利亚以及更广义的西方支持有现实需求,对外需要把日本包装成“讲规则、重和平、能自我纠错”的国家形象;对内又必须避免真正在政治上触怒右翼基本盘,不能让“道歉”演变成政治自杀。
于是出现这种看似矛盾、实则把尺度算到很细的设计:可以跪,但不要跪得太实;可以低头,但不要低到让国内解读为“屈辱”;可以献花,但尽量不触碰亚洲受害者更关注的赔偿、责任认定、教材表述以及参拜等硬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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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作语言也能看出“礼仪化”的意味:双膝点地,脚尖垫得较高,高跟鞋把身体重心顶起来;按常理头部应更自然下垂,但她却把头抬着。这更像在开展一种“仪式性下蹲”,而不是把自己放进“罪人位置”的忏悔式下跪。
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纪念的是二战中对日作战牺牲的澳方人员,叙事逻辑清晰:日本曾经是侵略者。澳大利亚社会在这一空间里看到日本重量级政治人物表现出谦卑姿态,容易形成“对方承认历史”的心理满足;同时,日本也更容易借助庄重镜头,把自己塞进“负责任国家”的框架,获得道德加分。
同样是历史问题,面对亚洲受害者,开口就容易牵动赔偿、责任、教材、参拜等高成本议题;面对西方盟友,往往只要把姿态做足,就可能换来“日本成熟”“值得信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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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在马来西亚相关场合去日本人墓园为二战日军“慰灵碑”献花。在日本国内叙事中,这常被包装成“追悼英灵”;对经历侵略的地区社会而言,则等同于在伤口上撒盐。
可以看到,同一位政客面对不同受众,会把叙事快速切换:对外表现克制并且强调反省,对内则进行情绪动员;对西方讲“纠错与和平”,对亚洲讲“面向未来的合作”。本质上是双标化的“分众传播”。
更深一层看,这一跪不仅是给澳大利亚看,也是给全球“旁观国家”看。许多国家并不处在东亚历史纠纷语境里,信息来源更依赖英语世界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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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看到日本政治人物在二战纪念场合表现谦卑,就容易得出直观判断:日本似乎有诚意,那么外界对日本右翼回潮的批评是否“夸大”?舆论战的厉害之处就在这里——不需要证明自己多完美,只要让受众对对手指控产生怀疑,目标就能部分达成。
把这件事放回更大背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纪念政治”并不会因一张下跪照而消失。国外镜头里是“谦卑姿态”,国内可能同步推进“慰灵祭”“英灵叙事”“修宪动员”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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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线可以并行:外宣负责温和形象,内宣负责强硬动员。这种并行恰好说明,所谓“反省”更像包装,“利益计算”才是底色。
归结起来,高市早苗这一跪更像政治动作的起手式:把“谦卑”的外壳递给西方,把“强硬”的底色留给国内,并且把“解释成本”转移给他者。真正需要警惕的从来不是动作本身,而是这一画面试图让世界相信的叙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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