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临终前给聂荣臻写信，请求给前妻一笔钱，他说：我十分抱歉

1939年11月14日拂晓，延安中央医院门前的落叶还挂着霜花，一名通讯员带着一只灰色皮包抵达总部。包里只有三件东西：一封写着“亲爱的聂司令员”的薄纸、一支用到只剩半截的铅笔和一条手术用纱布。聂荣臻拆开信，最先映入眼帘的，却是一行英文名字——Frances Campbell Penny。信末，白求恩写道：“I am sorry.” 他请求友人给这位已经离婚的妻子划拨生活费，“不能因我无钱便弃她不顾”。很多人知道他为中国伤员捐出了生命，却少有人明白，他在生命尽头仍记挂着那个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女子。

信纸上的歉意不是突如其来。时间往回拨到1923年10月，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的走廊里，32岁的诺尔曼·白求恩刚通过会员考试，与22岁的弗朗西丝初次交谈。短短二十天，两人像被春风裹挟——午夜的城堡灯火、远足时的苏格兰山岗，都为这段感情留下了底片。八个月后，他们顶着女方家族的反对在伦敦签下婚书。那一年，他把“诺尔曼·白求恩”与“弗朗西丝·坎贝尔”写进同一本户籍，也把“用医学救人”写进自己的理想。

甜蜜并没有被贫穷打败，却差点被疾病拦腰折断。1927年秋，底特律的诊所外排着长队，屋内却弥漫咳血的甜腥。肺结核逼得白求恩不得不躲进特鲁多疗养院。他向弗朗西丝提出离婚，只留下一句苦涩的话：“我不能拖你陪我死。”她泪流满面：“诺尔曼，我只想和你在一起。”然而他性格里的猛烈决绝占了上风，终究是一纸离婚判决把两人推向天各一方。

奇迹发生在第二年。白求恩用“人工气胸疗法”把自己从死神手里抢回来，成为医学史上的传奇。他重燃对未来的热望，也重燃对旧爱的思念。第一封电报掷地有声：“病愈，仍爱你，可否复婚？”弗朗西丝的回信简短却柔软：“忘不了你。”1929年秋，两人在蒙特利尔再度走进教堂。可生活的摩擦再次提醒他们：医学与婚姻，有时无法兼容。一次把人体肠道样本丢进冰箱的“科研事故”彻底压垮了弗朗西丝的隐忍。1933年春，他们第二次签字分道扬镳。离异时，白求恩留下全部存款，只带走了手术刀和几本医书。

几年后，加拿大多伦多的工人俱乐部里，白求恩戴上一枚红色党徽。1937年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决定背起器械箱去中国。动身前夜，他敲开弗朗西丝的公寓门，“要到人民中间去”，他说。她沉默良久，只递给他一张旧合影，轻声嘱咐：“活着回来。”他点头，匆匆上船。

延安的黄土高原与魁北克的雪野遥遥相望。1938年3月，白求恩抵达陕北，在防空洞里搭手术台、改造旧针管、熬红药水。战士们叫他“老白”，他说：“救人要抢时间。” 抗日战场上，时间往往和鲜血赛跑。一次又一次零下二十度的夜里，他裹着棉被，借着煤油灯光缝合弹孔。战士们记得他的背影，妻子却只收到一封写着“Wish you happiness”的家书。抬头是枪火，低头是思念，白求恩的时间被撕成了两半。

1939年10月，敌军“冬季扫荡”逼近晋察冀根据地。药棉短缺，麻醉剂所剩无几，他原本计划回国筹款，同时请旧爱随行，却因前线吃紧，推迟行期。“等仗一停，我去接她来。”这是他对助手留下的惟一私事。11月1日，为抢救一名颈部丹毒战士，他摘下破损的橡胶手套，坚持开刀，伤口被细菌侵袭。高烧、寒战、败血症，病魔的速度，这次比急救车还快。

昏迷前，他要来纸笔。信中除了对中国人民“深感快乐”，更多篇幅给了远方的弗朗西丝——让国际援华会定期付给她生活费；让她知道自己仍挂念着；让她明白那两次离婚并非薄情，而是无奈。写罢，他疲惫地把铅笔递给护士：“请交给聂司令。” 11月12日凌晨五时许，白求恩停止了呼吸，终年四十九岁。

聂荣臻把那封“抱歉信”藏进贴身风衣的内袋。数日后，他托驻延安的加方代表转呈加拿大共产党。资金很快寄到大洋彼岸的弗朗西丝手中。据她后来回忆，拆开电汇时手一直发抖，“那是诺尔曼对我最后的拥抱”。人们至今不知她是否读到了那封中文夹英文的遗书，但可以肯定：在华北烽火中，一位加拿大医生最后的牵挂，不是自己，而是曾两度牵手又两度挥别的女人。

这封信也解开了一个误会。长期以来，很多人把白求恩的感情视为“革命高于一切”的牺牲，仿佛他挥刀斩断所有个人情感才成就大义。其实不然，他从未割断情义，只是把爱与责任分装到不同口袋：一个口袋给手术台，一颗心留给弗朗西丝。疾病、战火、政治立场都不能抹去他对昔日伴侣的担当。用今天的话说，他是那个时代罕见的“情绪价值”担当，只是他表达情感的方式，仍然是医生的方寸纸条——简短、干净、无可推却。

有人或许会疑惑：为何白求恩宁可冒着生命危险救人，也不肯再给自己一点安全感？答案或许藏在他早年的贫困记忆中。自幼家境清寒，让他相信：救治他人，比安顿自己更紧迫。弗朗西丝理解这一点，才会在离婚判决书上签字后依然祝福他。正因如此，白求恩临终一纸托付，才显得分外沉重——那是迟到的补偿，也是对昔日诺言的兑现。

12月初，唐县黄石口村的简易墓前，八路军将士折下松枝敬献。谁也不知道，战马的嘶鸣是否能跨越洋面，把这位烈士的歉疚带到爱丁堡街头的石板路。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白求恩被永久纪念；在加拿大，弗朗西丝也用余生保管着那叠汇款收据和一枚旧戒指。钱不多，却足够她平静度日；情分很深，足以让一封信穿越山海。

这便是那句“我十分抱歉”背后的全部故事。白求恩把生命的最后一页写给了中国，也写给了弗朗西丝。信短情长，字字如刀，刻下的是一个医生、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位凡夫俗子的最后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