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四个官职级别不高，权力却很大，就连大臣督抚也得忌惮三分

有这么几个官职，级别都在五品（含五品）以下，却能让大臣都得忌惮三分，这究竟是为什么？表面上看，清朝官制讲究“品级对等权力”，级别高的权力大，级别低的权力小，可这几个例外，却让皇帝、督抚乃至巡抚都要敲敲边鼓，唯恐惹火上身。

首先要说的，就是六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原是明代京师六部的监察衙门，明朝的六科给事中手里握着“封驳权”：皇帝和内阁一旦下旨，只要他们觉得不妥，就能打回重拟。光这个职能就够牛了——监察皇帝，还能牵制圣上，你说他们值不值那块“五品”招牌？清初沿袭了明制，给事中的封驳权还在。都察院负责监督百官，六科给事中却成了“监督皇帝”的存在，有百官在先有难处，得听他们弹劾。

可到了雍正，为了加强皇权，就把六科合并进都察院，科道合一。那道遏制皇权的防线一拆，六科给事中的权力有所下降，可别小瞧他们。清代六科给事中虽然秩正五品，却依旧盯着六部的每一份奏折。只要部里出个差错，上至尚书侍郎，下至司官主事，都得缴械投降：原来一纸弹劾，就能让人簪缨落地，赔上仕途。想想看，六部的几百人，每天都被这几个五品小官监视着，该多揪心。

第二个角色，是十五道掌印监察御史。十五道御史也是五品，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人在汇报，他们的职能和明代差不多：弹劾各省督抚、大学士、科道大臣，谁要是失了职、品行不端，就会有人把他往上面举报。要知道，御史的目的就是“以下犯上”，不弹劾点重量级人物，御史自己都不好交差。

御史让大臣们睡不好觉，可清朝皇帝也常常把弹劾御史当成“暗中刀”来用。康熙逼着明珠出奏折弹劾鳌拜；乾隆打算收拾张廷玉，也先让御史上疏；同治朝要整恭亲王奕䜣，御史先一步亮出弹劾文书。问题来了：皇帝真要查办，就怕抓不到把柄？不，他们就靠御史“弹一弹、吓一吓”，再补一刀，让大臣自己低头。这种“皇帝+御史”的配合，让御史的腰杆比想象中更硬。

第三个，是刑部秋审处郎中。刑部是国家最高的司法机构，能定生死，决胜负。秋审是刑部的最后一道关，秋审处的郎中把案子定了，再给皇帝钩决，就看皇帝同不同意了。人命关天，皇帝挑选秋审处郎中从不马虎，要的是办案经验和法律知识双丰收。到乾隆后期，这些郎中比起尚书都有人抬举：只要在秋审处干得漂亮，一个跳级提拔到侍郎的事儿，常有先例。

别看刑部堂官里有不少“翰林空降兵”，他们进来转一圈就走人。是真懂法的司官撑起了刑部，尤其是秋审处的郎中、员外郎，他们才是决策的半壁江山。要说起含金量，京师六部几百个正五品郎中，如果不是秋审处的，没人敢领他们几分。

最后一个不容忽视的，是各省学政。学政原本不是正儿八经的官职，还是差遣职，品级随人原有官阶在正五到正七不等。进士出身，翰林院、六部里挑出来，编修、检讨、郎中、员外郎等着外放，学政才算坐稳。学政在地方上管教育，还能“密折”地方政务。这可有意思了：总督、巡抚管军政，一边查总督、巡抚的政绩，一边做科举、学政事，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政体系。

到了乾隆中期，皇帝挑选学政时往往嘱咐：“到了地方要留意政务，多报密折。”于是学政就成了地方督抚的“克星”，凡是有人权钱交易、苛敲豪夺，就会被学政一笔带过，顺带上报京里。地方大员就怕这个小官越俎代庖，动不动就说“学政来弹劾了”。因果很简单：皇帝自己要制衡地方，就把教育体系做了一个“核查机关”，学政的权力自然膨胀。

有人要问：这四个低品级的“实权官”都在干啥？为何大臣都得给他们留面子？核心原因就在于：一，他们掌握“弹劾权”“封驳权”“勾决权”“密折权”这样的至高利器；二，他们分布在朝局与地方，既能盯着皇帝，也能盯着百官；三，他们背后又有皇帝或机构撑腰，弹劾之时往往事出有因，让人无法狡辩。

可你要是问，这些五品郎中、御史、学政，到底是皇帝的帮手，还是另起炉灶的“冤家”呢？答案不简单。皇帝紧着他们给自己撑腰，可同时也担心他们成了别人拉拢的小圈子。大臣听到弹劾，立刻心里哆嗦：自递辞表，主动认错，才是最省事儿的。可要是天天被弹劾，自身名誉受损，也会一腔怒火，逼着皇帝拿出实权来服软。就这样，一场场弹劾与封驳的“官场博弈”里，隐藏了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微妙平衡。

风起云涌之后，清朝虽有“康乾盛世”，但这些低品高权的“暗权机关”，也让后世官制变得更阴影重重。有人说他们是皇帝的刀笔，也有人说他们是真正的“清流坚守者”。无论如何，六科给事中、十五道御史、秋审处郎中和学政，这四个看似不起眼的位子，撑起了清朝监察体系的半边天，也活生生印证了：级别不一定等于权力，职衔之外才是权力真相。

信息来源：清实录；参考资料：赵尔巽《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