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以诚相待，非洲学生却“围攻红场示威”，背后有何隐情？(下)

书接上文，苏联投入了巨资和精力来拉拢非洲留学生，希望能够塑造自己“非洲解放者”的身份”，提升自己阵营的话语权。

苏联宣传画

但黑人留学生进入苏联后，却面临着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身边普遍的不尊重气氛让他们十分压抑。

可苏联官方对于非洲学生提出的种族歧视问题从来都没有认真对待，甚至还甩锅给非洲学生们的“不良行为”。

但另一方面，苏联官方却急功近利地剥削非洲学生的政治价值，导致非洲留学生项目的效果大减。

所以，很快便有一些学生对苏联方面提供的教育感到失望，还出现了批评苏联“专横”、“种族主义”、“有政治倾向”的声音。

非洲留学生

于是，在这种压抑情绪的长期影响下，很多非洲学生生活上虽然小心翼翼，但内心深处就像一座沉默的火山，时刻准备爆发。

而在1963年的那个冬天，引爆非洲学生内心火山的“导火索”终于出现了。

加纳学生惨死荒野，苏方结论引发争议

1963年12月9日，列宁格勒、加里宁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向苏联官方报告，来自加纳的几百名非洲留学生正出发前往莫斯科。

根据学生们接到的通知，这是加纳大使馆方面召集的活动，希望留学生们能够在大使馆度过周末。

苏联外交部显然是没有收到加纳大使馆的事先通报，所以他们开始向加纳方面了解情况。

此时，更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加纳大使馆根本不知道是谁召见了这些学生，也不知道这些学生被召集来的目的。

加纳方面紧急向列宁格勒等地高校发出通知，要求学校方面尽可能地阻止学生离开，但加里宁、哈尔科夫、基辅的学校却没有注意到这个通知。

莫斯科的加纳大使馆

所以，还是有几百名加纳学生和一百多名其他非洲国家的学生，陆续来到了位于莫斯科的加纳大使馆。

但加纳大使馆并没有为学生安排什么活动，所以这些学生便开始“自娱自乐”起来。

他们连续几天在大使馆门口露营，喝酒狂欢，并时不时地高声抗议苏联对他们的不公，严重影响了大使馆的正常工作。

加纳大使埃利奥特数次试图让学生返回学校，但均以失败告终，而他的夫人和孩子更是被吓得一直躲在使馆顶层的房间内。

正当埃利奥特为此发愁之时，一个更让他头疼的消息传了过来。

一名叫做“埃德蒙·阿萨雷·阿多”（Edmund Assare Addo）的加纳学生的尸体在13日被发现，具体位置是距离莫斯科22公里外郊区的一条乡间公路旁的荒地里。

与此同时，当聚集着的加纳学生得知阿多死亡的消息后，顿时更加群情激愤。

因为这唤起了他们长期被苏联民众歧视和警察针对的痛苦回忆，所以纷纷表示阿多的死一定与“种族仇恨”有关。

非洲学生

非洲学生

而阿多死亡的位置更成为了这种“推测”的证据，因为他几乎没有前往那个偏远地方的理由。

苏联方面也十分重视此事，立即安排了医生对阿多进行尸检，甚至为了避嫌还邀请了两名加纳医学生共同参与。

检查结果显示，阿多没有任何身体遭受殴打受伤的迹象，死亡原因是冻毙，且其体内含有大量酒精。

换句话说，加纳学生阿多是在酗酒后神志不清地来到莫斯科郊外，然后昏倒在路边的荒地，并被莫斯科12月的寒冷冻死的。

而在苏联，因为醉酒昏迷在大街上被冻死的情况并不罕见，相信各位读者也应该有所听闻。

所以，这个检查结果显然让苏联松了一口气，于是他们很快便发布了调查结果，即——“阿多之死是醉酒昏迷状态下的寒冷所致”。

非洲留学生写的留学回忆录

虽然苏联方面的调查结果十分客观，还有着加纳医学生作证，但显然这个结果并不是非洲学生们想要的。

学生们虽然认可阿多是冻毙而死，但却坚持不认可醉酒的结论，还要求苏联方面解释为何阿多会出现在荒野。

新仇旧恨涌上心头，非洲学生借机闹事

在几年的留学生涯中，非洲学生早就忍受了不少屈辱，就像一座座压抑的火山。

但这些歧视并不是苏联单方面的错误，也有一些品行不佳的非洲学生的原因，这些人学习不行，但闹事的本事一流。

比如现在聚集在加纳大使馆的非洲学生中就有很多刺头，他们借着在使馆集会的机会，这几天不断向苏联方面提出抗议。

他们要求苏联提供更多的津贴、更好的住房、食堂要提供加纳菜，并使用从加纳空运过来的大米。

更为过分的是，他们甚至还要求苏联安排他们“公费前往西方国家旅游度假”。

1960年11月，非洲留学生在买雷锋帽

非洲留学生的各项待遇本就十分不错

这些要求连加纳大使埃利奥特都看不不过去了，他建议苏联官方直接开除和遣返一些“品行不佳”的非洲学生。

所以，很多聚集在加纳大使馆的非洲学生本就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不然怎么会吓得大使夫人躲在房间内不敢出来。

而阿多之死事件，恰好给了这些学生进一步发泄不满的借口，至于阿多的真实死因是什么根本不重要。

12月18日上午，学生们再次在加纳大使馆聚集起来，他们起草了一份所谓的“请愿书”，并准备提交给苏联当局，内容我提炼总结如下：

1、苏联当局应将该案件的所有细节、所有步骤、调查结论都应予以解释和公布；
2、很多非洲学生遭受暴力是事实，应立即采取措施制止针对非洲学生的恐怖主义行为；
3、种族歧视罪犯必须接受再教育，改变他们对非洲学生的粗鲁行为；
4、希望苏联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保证学生的个人安全，让非苏之间的友谊落实在行动上；

与此同时，有几名学生画了谴责苏联种族主义的海报，还有一些学生则书写着标语。

随后，学生们手举着标语和海报离开大使馆，排成纵队向莫斯科红场方向行进。

向红场行进的学生

1963年的红场

到达红场之后，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前停了下来，并在现场放了一个悼念花圈，上面有已故加纳学生阿多的照片。

此时在红场上早有西方媒体在等待，这其中便有臭名昭著的阴间滤镜大师——“英国广播公司(BBC)”。

西方媒体开始为这些学生疯狂拍照，这些学生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苏联各相关部门的官员，甚至连各学校的校长都来到红场劝说学生尽快返回学校上课。

但这些非洲学生非但没有听从劝说，反而更加激动起来，甚至要求在最高苏维埃举行听证会来解决此事。

活动现场照片

现场照片

苏联方面为了尽快平息此事，决定让学生们选出十名代表与相关部门的“最高领导”会面。

这便是苏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斯纳斯丁(Snastin)，以及两位内阁部长埃利乌廷（教育部长）和库拉舍夫(卫生部长)。

在会议准备期间，非洲学生们仍然在红场周围持续走动，并不停地喊着口号。

最终，有十余名学生代表进入了埃利乌廷的办公室接受会见，而剩下的学生则涌进毗邻的建筑学院礼堂。

不过埃利乌廷显然是个老江湖了，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

他开场便先对加纳学生之死表示同情，还建议学生们默哀片刻来纪念他们的朋友，一下就让亢奋的学生冷静了下来。

红场事件的媒体相关报道

随后，他重申苏联对非洲学生的经历十分关切，会把他们的请愿书继续上报，并重申了官方对种族主义的反对。

他强调任何国家都有一小部分流氓，但将这些流氓行为视为苏联整体民众对非洲朋友的看法是不公平的，也扭曲了苏联想帮助非洲国家进步的愿望。

最后，他以希望学生“好好学习”和“成为好专家”的鼓励话语作为发言的结束。

一开始还在嘘声、嘲笑和大骂的非洲学生最后甚至为埃利乌廷鼓起了掌。

当然，会议也不是苏联方面的一言堂，非洲学生也得到了充分的发言机会。

非洲留学生

有三名学生代表发表了演讲，基本是围绕着请愿书的内容，我做了一个提炼总结：

（1）此次抗议主要不是表达政治或物质上的不满，而是强调非洲学生感受到的威胁，种族歧视绝对不是少部分人；

（2）学生们不相信在苏联的安全，希望可以把加里宁市的非洲学生转移到莫斯科；

（3）一位学生声泪俱下地表示自己在高尔基公园被俄罗斯人殴打，而警察却袖手旁观的经历；

（4）指控苏联人打着友谊的旗号，却对学生有着强烈的种族歧视，表示——“宁愿生活中没有朋友，也不愿接受这种友谊。”；

（5）对阿多之死继续提出质疑，要求莫斯科进行解释。

虽然在两个小时左右的会议中，整体氛围都十分“激烈”和“紧张”，但学生们被阿多之死激发的热情却在慢慢消散。

最终，在苏联方面承诺会公布更加详细的调查结果后，学生们终于从红场上散去，结束了这场闹剧，闹事学生也没有被逮捕。

到底是谁策划了抗议？

虽然学生们散去了，但是这场活动的组织者却成为了一个迷团。

到底是谁向学生发出了召集通知，又是怎样的情况使得学生们会选择这样的激烈表达方式？

从时代背景来看，大体有两个猜想：

一、加纳总统的阴谋

加纳总统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虽然从1960年起就支持把学生送到苏联，但他却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恩克鲁玛

在他的指示下，加纳大使馆不停对种族骚扰指控发起正式调查，试图利用学生政治作为工具，推动其泛非统一的梦想。

比如在一次非洲学生代表团聚会上，加纳大使埃利奥特就曾呼吁学生们抵制“苏联非洲学生联合会”，加入由加纳主导的“泛非联盟”。

但因为加纳大使埃利奥特并非完全和总统一条心，所以这次恩克鲁玛便直接绕过大使馆将学生召集过来闹事。

二、学生们的自发行为

在另一个版本的猜想中，是加纳学生主动组织了这次聚会。

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前，许多加纳学生就已经都反对他们的政府，甚至表示——“有必要与热爱权力的恩克鲁玛作斗争，推翻他的独裁政府”。

这些留学生都是未来的社会精英

这些加纳留学可以说都是未来的社会精英，此时的他们感受到了加纳政治形势的压力。

所以才打算利用这次机会来作为对“苏联种族主义”和“加纳国内情况”的施压。

而恰好在集会过程中传来了学生阿多的死讯，正好方便他们把事情搞大。

以诚相待却被背叛，苏联愤怒异常

实际上，自从非洲留学生进入苏联之后，就不断出现背叛事件，留学生主动给西方媒体递刀的行为让苏联有苦说不出，甚至有些“委屈”。

比如上篇文章提到的奥孔阔，虽然他的确是面临了一些压力，但他的所作所为也确实有些上不得台面。

如果光是接受欧美媒体的采访便也罢了，他竟然还向南非媒体讲述了苏联的过错。

而南非当时甚至还支持合法的“种族隔离制度”，根本就是种族歧视的大本营，奥孔阔的这种行为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奥孔阔

所以，此次“围攻红场示威”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十分愤怒。

首先，一波愤怒和谴责浪潮席卷了非洲学生所在的学校。

几乎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在痛骂示威者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辜负了苏联的热情好客。

学校的各类刊物不停发表文章，谴责这次示威活动是损害国际友谊的行为，并再次强调苏联人民对教育援助非洲的承诺绝对是真诚的。

其次，非洲学生内部也有巨大的分歧。

比如有150名学生参与示威的“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UDN)”就频繁出现两派对峙的情况。

一名索马里学生就在公告牌上张贴了一封公开信，抨击示威学生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随后苏丹学生跟进，表示在煽动者的影响下，示威学生冒犯了苏联人民。

列宁墓前的安哥拉人

大学里的非洲学生

最后，是苏联官方的出手。

高等教育部和外交部要求将有着严重不满情绪的学生遣返。

比如明斯克的肯尼亚学生密萨尼(Charles ample, Charles)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他虽然没有能亲自参与抗议，但却试图组织所有在白俄罗斯的非洲学生前往莫斯科。

在计划失败后，他竟然还以“威胁”、“恐吓”、“身体暴力”的方式强迫非洲同学选择罢课。

再比如塞拉利昂学生麦科林（Maccolin），他去西德旅行，使用可疑的新钞票，拒不对自己的示威行为认错，被所在学校评为——“对苏联教育援助最忘恩负义的学生”。

虽然一些参加示威的学生知道自己可能会被开除后，想选择主动离开，但这并不是那么简单。

参加示威的学生

因为每个想退学的学生档案上都会出现对该学生“破坏性”、“不守纪律”和“堕落”的评价，甚至还会被告知其祖国的政府。

虽然此后苏联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几乎没有改变，非洲学生也继续来到苏联进行学习。

但这场发生在1963年冬天的政治抗议活动导致学生群体开始出现两极分化，自此苏联学生和各种外国学生基本上分道扬镳。

而一些被开除的学生则在国际上继续寻找存在感，甚至还视自己为“英雄”，比如麦考林就表示因为红场示威，苏联将会为非洲学生们提供更好的条件。

但这显然是他们在为自己脸上贴金，因为根据相关的资料记载显示，并没有证据表明苏联进一步提升过学生待遇。

不过，上篇文章中我也提到过，黑人学生指出的普遍的种族歧视问题并非空穴来风。

而这种氛围非但没有因为学生们的“红场示威行动”有所收敛，反而因此被更多的苏联学生仇视。

比如在1965年，一些沃罗涅日的苏联学生聚集在一起喝酒，并频繁得大喊——“让我们用私刑处死黑人!”。

再比如一份1968年敖德萨克格勃的资料显示，苏联学生和非洲学生的关系可以用糟糕来形容。

苏联学生会用最夸张侮辱的词语来描述黑人留学生，关于非洲学生“肮脏”、“纵欲过度”、“在敖德萨引爆梅毒”的传言不绝于耳。

更为夸张的是，这些苏联学生甚至会公开讨论如何对黑人进行种族歧视行为。

而与黑人男性约会的苏联女孩也遭受了无妄之灾，被认为是——“比最低等的妓*女还低贱的存在”。

和非洲人交往的女性

所以，非洲学生被歧视的现象绝非向苏联官方描述的，只是个别街头流氓所为，而是普遍存在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至少这次的“围攻红场示威活动”和“一些非洲学生在国际上对苏联刻意的污蔑”，绝对是非洲学生的不对。

因为不管怎样，苏联官方对于这些学生并没有太多的亏欠，基本做到了“以诚相待”。

1964年又发生了另外一起抗议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