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台上，她哀求日军少尉：家里还有俩娃！731的回应太残忍

“求求你们，放过我的孩子！她才刚出生三天！我家里还有两个娃在等我！”

1940年，731部队的手术台上，一位中国母亲痛哭着哀求日军，希望他们能放过她。

可日军依旧举起了手术刀，几小时后，母女俩都变成了焚尸炉里的灰烬。

而这只是731部队的日常，在那间实验室里，没有人名，只有编号……

她叫张淑兰，28岁，东北黑龙江的一个农家妇女。

日军驻地哈尔滨平房区后，他的丈夫就被日军抓去做了劳工，此后再也没有消息。

张淑兰只能一边拉扯着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3岁），一边照顾肚子里第三个孩子。

可是突然有一天，日军闯进村子，非说她“通匪”，不由分说就把她抓走了。

她被关进731部队的监狱，成了“马鲁太173号”。“马鲁太”是日语“木头”的意思。

在731部队，所有被抓来做实验的人都被剥夺了姓名、身份和作为人的一切尊严，只剩下一个冰冷的“马鲁太”编号。

被关进监狱后，张淑兰努力地保护着肚子里的孩子。孩子出生后，是个可爱的女儿。

狱卒在记录本上写下字，却让人毛骨悚然：“产女，母可用，婴亦可试。”

就这样，女儿成了“马鲁太174号”，在出生三天后，就和张淑兰一起被送进了实验室。

手术台上的灯光，刺眼得让人睁不开眼，张淑兰的眼泪顺着脸颊不停地流。

她听着旁边托盘里，女儿微弱的哭声，不停地哀求着日军，希望他们放过孩子。

可那些穿白大褂的日本人，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手里的针管也已经抽满了不知名的液体。

他们像对待实验动物一样，给女婴注射了霍乱菌，只为了研究病菌在婴儿体内的传播速度。

小女婴坚强地坚持了36个小时，最终因严重脱水和腹泻死亡，而后被日军“处理”了。

张淑兰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折磨，却无能为力，而日军显然也没打算放过她。

他们给张淑兰的胸腔注入了瓦斯气体，冷眼观察她的肺部反应。

当天晚上，张淑兰就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而实验记录上只有一句话：“母婴已无用。”

在731部队，这样的惨剧每天都在上演。

日军会给活人注射各种致命病菌，包括鼠疫、霍乱、炭疽。

然后冷静地记录病人从感染到死亡的全过程。

冬天的时候，他们会把人的手脚浸在零下二十度的冰水里。

等冻结实了，再用铁锤敲打，听骨头碎裂的声音，来判断冻伤程度。

还有人被关进密闭的压力舱，模拟高空环境，直到内脏破裂而死。

这些实验都有详细的记录，每个器官都要拍照、称重、编号，所有数据都要整理成报告。

按照731部队自己的记录，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名中国人在这里被残害致死。

但实际数字可能远远不止这些。直到1945年8月，这种人间惨剧才堪堪停止。

当时，苏联红军逼近哈尔滨，日本战败已成定局。

731部队的头目石井四郎，下达了最后的命令：“不留任何证据。”

于是，一场疯狂的销毁行动开始了。实验记录被扔进火堆，实验设备被拆解后深埋地下。

至于监狱里还活着的“马鲁太”们，也必须被“解决”掉。

为了不留痕迹，日军给他们每个人都注射了致命剂量的氰化钾，几分钟内就能让人毙命。

他们还实行三班倒，每班10个人专门负责杀人。最多的一天，有56个人被处决。

这些人死亡后，就会被送进焚尸炉，那几天，平房区几乎日夜不停地冒着黑烟。

最后，日军在主楼地下安放了5吨炸药，一声巨响过后，这座杀人工厂变成了一片废墟。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掩盖所有罪行，让那些冤魂永远沉默。可是他们算漏了一点。

8月20日，苏联红军进入平房区，从废墟中抢救出了一些残存的证据。

其中就包括张淑兰母女的档案，泛黄的纸上，日军冷酷的记录依然清晰可见。

这些证据，如今正保存在哈尔滨的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里，足足2万多件。

那些冻伤实验用的铁枷、活体解剖的手术刀、焚尸炉的残骸……

每一件都在无声地控诉着那段黑暗的历史。

可让人愤怒的是，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大部分都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1949年，苏联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了12名731部队的骨干成员。

可是因为苏联当时已经废除了死刑，这些人只被判了2到25年的徒刑。

1956年日苏建交后，他们全部被释放回国。731部队的头目石井四郎，更是彻底逃脱了审判。

他带着所有的实验数据躲到东京，并在1947年开始为美军工作。

美国人对这些用中国人的生命换来的数据如获至宝，认为“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他们用这些数据资料，在德特里克堡建立了生物武器实验室。

而作为交换，石井四郎和他的同伙获得了豁免权。

于是，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回到日本后，摇身一变就成了受人尊敬的医生和教授。

他们进入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等知名学府，有的当上了系主任，有的成了政府的医学顾问。

他们的履历光鲜亮丽，却没有人提起他们曾经把活人当成实验品。

日本政府也对731部队的罪行始终保持沉默。

他们教科书里不写，媒体不报道，很多日本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曾经有过这样一支部队。

直到1980年代，日本医师会才第一次公开承认“曾发生过极端事件”。

但他依然不肯说出具体的责任人。

具体的档案资料也被日本以“国家安全”为由封存起来，禁止公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记住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张淑兰和她的女儿，还有千千万万个“马鲁太”，他们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他们也有家人，也有梦想，也渴望活下去。他们不应该被贬低为编号，被当作实验材料。

此外，我们也有责任把真相告诉后人，只有铭记历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应该缺席。

那些逝去的冤魂还在等待一个公正的答复，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他们发声。

焚尸炉虽已熄灭，锅炉也已拆除，但历史的伤痕永存。那些被编号的生命，那些哭喊着“家里还有俩娃”的母亲，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受害者，他们的苦难必须被铭记。这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警醒。任何时候，都不能让这样的魔窟再现，不能让无辜的生命再遭受这样的摧残。这是我们对逝者的承诺，也是对未来的责任。